大明中後期的黨爭，纏鬥了很久，圍繞著集團私利，以閹黨和東林黨為主體的各種勢力，依附在朱明王權之下此消彼長，徹底削弱了中央集權的力量。明末，以江浙文人為核心的東林黨佔據了朝廷的主導地位，基本罷黜了閹黨勢力，他們報團取暖維護小集體的利益，致國家危亡於不顧，這在浩繁的大明史冊上都有明確記載。其實，換作閹黨當道朱明王朝的結局是一樣的，國家的根基已經腐朽了。

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體系也屬於罕見的政體，施行軍權、行政權、監察權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後期由於監察權被廢止，國體失衡很快衰敗。明朝文官集團的崛起和成熟，逐漸成為左右朝廷政策的強大力量，甚至皇帝本人在面對這種朝臣的壓力之時，也不能不有所顧忌。

到了弘治以後，情況就已經是明朝皇帝沒有辦法控制的了。皇帝已經變成了權力的來源和象徵，但他們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經沒有辦法自由。比如武宗南巡，權力意識大增的大臣們全體反對。嘉靖的大禮儀事件、萬曆的國本之爭。此時，明朝的皇帝們已經變成了退居幕後的國家最高統治者，但是行政權已經幾乎完全的落在了內閣和六部的手裡。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的言官隊伍，這批人在本朝品位雖卑，但政治地位卻很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他們上則規諫皇帝，左右言路，下則彈劾、糾察百司、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衙門，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都在言官的監察範圍，既威懾百官安分守道、各司其職，也要求皇帝本人的所作所為應該符合天道本身。除了言官之外，翰林院、六部、內閣等官員也多次成為諍諫刺劾的主力軍。

不是皇帝昏庸和懶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們都因為要權力和大臣們進行過殊死的鬥爭，皇帝是權力的來源，他可以給人權力也可以剝奪權力，並且掌握人的生死，這是他唯一可以威脅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而皇帝撤換了一個大臣，會有更多的大臣站出來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力。所以皇帝也苦於要不回自己作為統治者的行政權力，只能逐漸的退居深宮，做最高的決議人。而所謂廷議這種事情已經不太需要皇帝的參加了。

明朝皇帝個人的自由到最後已經是狹小到無以復加了。甚至連立儲君這樣的事情也沒有自由。萬曆的國本之爭對比康熙隨心所欲的換太子，可知萬曆做皇帝的難處！明末在各項制度上已經接近於早期歐洲的君主立憲，正如歐洲君主國家的儲君們被選擇出來需要經過內閣的批准。明朝的太子被立出來是也要獲得內閣的首肯的，在中國歷史上，明朝還是首例，連立儲君都身不由己。明朝的皇帝們，他們的早期都曾經試圖確立以自己的想法來實施的政治制度，但無一例外的被大臣們駁回，退居深宮是他們唯一的選擇，除非他們不顧輿論的壓力，對大臣進行殘酷的屠殺以換取自己的的權力。但是在明朝這樣做的可能性很小。這些明朝皇帝們，一個個在深宮打發這自己無聊的歲月的時候，其實大部分的人心中，是很無奈的！

明朝的體制決定了皇帝交出行政權力對這個國家的運作更加的有利。所以皇帝們不得不無奈的退居深宮。總之明朝皇帝想要行使權利，有諸多掣肘。

明朝的宦官專權實際上是皇帝想奪回權力的工具。宦官們惟利是圖，被閹了後只有依靠皇權才能生存，除了皇宮連謀生的本領都沒有。而且，對於那些宦官，如果皇帝嫌他權利太大，與之形成矛盾，皇帝不高興了一紙詔書就可以扳倒，因為這時皇帝就與內閣和大臣一邊了。這絕非唐朝時，宦官權利大到可以殺皇帝可比。比如英宗於曹吉祥，憲宗於汪直，武宗於劉瑾，思宗於魏忠賢，無不如是。

明朝的政治制度使得明朝精英階層空前膨脹和精英階層確立了獨立性，無論是經濟上的獨立性還是思想上的獨立性都在不斷加強，單個精英或精英團體（如東林黨）與君主或皇帝的利益，與帝國的利益越來越難協調一致；而君主的權威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逐漸下降。因此，出現了明朝皇帝越來越難以控制文官集團，越來越難以隨心所欲。維護君主，打擊精英，反歷史潮流而動，嚴重破壞生產力，破壞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穩定成為歷史必然。

確實有這樣的說法，並且也有一定的道理。

明朝是怎麼滅亡的，眾說紛紜，但“沒錢”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沒錢，不能很好的賑災，農民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為沒錢，不能很好的養兵，在對抗後金中，總是捉襟見肘。

但是為什麼沒錢呢，我讓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末年東林黨人的把持朝政以及天下的話語權。

或許東林黨成立之初，也曾立誓言報國報民，就像他們那流傳至今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但是成為東林黨之後，特別是陷入黨爭之後，這些為國為民的情懷，早就付之東流了。各朝各代，之所以強烈反對黨爭，就是因為一旦結黨，就再無是非對錯、再無天下利益，只剩下黨派的得失。只要是敵方的我都反對、只要是我方的我都擁護。

明朝末年，又連年天災，基層的老百姓吃飯都是問題。有錢主要就是士紳地主還有資本主義萌芽富起那幫人。可是偏偏這兩類人不納稅或者跟他們收入相比只用納很少的稅。東林黨人就是出身這兩個階層，皇帝想讓這幫人交稅或者朝廷有人提議，東林黨就會跳出不反對，說什麼與民爭利、說洪武皇帝制定了什麼政策云云。所以朝廷只能向最窮苦的老百姓攤派。

說某個朝代毀於某些勢力或某個人、某個團體都有失偏頗；

東林黨僅是被地主力量推至前沿的書生，雖然官員眾多，但真正的有自己執政思想的官員不多；

東林黨不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團體，是一個有很強意願參政的學術團體；

其參政理念也很樸素，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能容忍閹宦參政，還政六部之類的主張都是按照儒家、或者洪武、成祖的祖訓所來；

有人說東林黨捨身救世、人格崇高、視死如歸；經濟變革、還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的主張"；

還說他們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要求自由發展經濟、文化的呼聲，是早期啟蒙思想的先驅；

東林黨一派也是份前東林和後東林之分的，前東林各個正氣凜然、視死如歸；

但是對閹黨一股腦的反對，水至清則無魚，精神潔癖是對針對別人的，嚴格自律律的是自己認為不好的；

清流基本上都是光棍性格，我想到了方孝孺，聖人永遠是對的，我學聖人無措，哪怕處於階下囚，那就殺了我，當然可以殺我全家；

哪怕經濟政治上的口號，也基本是基於前朝；管皇帝家事，為了出名最喜歡挨挺杖，追求一杖天下知；

反觀與閹宦合作的張居正，則是繼往開來的變革、惠民，且沒有受到舉國聲討；

忠臣和姦臣沒有對立，只是平衡的手段；對東林忠義的塑造和歷史的慣性，閹黨一派無論有何政績，也是過街老叔一般；

不是因為政見不和，而是他們不喜歡閹宦，那麼和閹宦一起的哪怕和自己政見一致，他們也會放棄自己的政見為了反對二反對；

前東林從始至終追求空洞的救國理想，在廢除張居正變法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視死如歸、重視工商，值得正面評價；

而施政我喜歡用8個字評價“新瓶舊酒、不過爾爾”；

提問者可能問的是後東林；

東林發生了變異，在外敵襲來時，出現了不少軟骨頭；

魏學濂（八君子魏大中的兒子）、吳梅村、周鍾、龔鼎孳等等，闖來則降闖，滿來則降滿；

大家熟悉的阮大鋮、侯方域，誇誇奇談的才子、剃髮易服的偽道學；

後東林黨道理喊得更盛，但節操碎了一地。真可謂人至賤者則無敵。

浙黨馬士英和東林阮大鋮最後狼狽為奸，逼走史可法，投降滿清，可能是提問者所問的原因吧。

東林黨是個值得研究的詞彙，其實就是一群利益群體的簡稱，但這個群體何曾有過什麼輝煌，且不說明亡於東林黨，明亡有東林黨短視、貪婪的原因是肯定的，清軍入關第一件事就把這些土豪給打了，國家建設需要的銀子，東林黨們手裡準備著呢？有人說晚清東林黨人又開始慢慢佔據了權臣要職，民國就是他們的舞臺了。但我們看到這群東林黨的民國是個什麼樣的民黨，戰亂不斷，紛爭不斷，對外屈膝，對內瘋狂。老百姓朝不保夕。而站在利益的角度，賺取利益的能力，東林黨人最擅長，滲透政權，腐化政權，他們也有這個能力，但是建立長遠，就差了太多了。

就像美聯儲那樣，在美國弄個政治外的統治勢力，隱身事外，這是很多大家族幾千年來的作風。世家門閥都是這樣的冷血，鐵石心腸才能延續他們的生命週期，唯有一種會短命，就是唯利是圖。

明朝的朱元璋的朱姓子弟就有近300萬，整個社會上層與底層嚴重對立，權貴富人與普通民眾間關係到了極端，大家願意開關迎外敵當帶路黨的地步。

無論是東林黨還是閹黨，都不是大明滅亡的根源。大明帝國亡於內部社會矛盾和外部邊疆危機，共力之下使得天命轉移。

閹黨主要指代司禮監及其下屬的錦衣衛、鎮撫司、東廠西廠內行廠等，這些機構接近聖躬，屬於皇帝直接管控，太監是皇帝意志的執行者，由於掌握了通政司遞交奏議之權，負責批紅，權力一度超過了內閣，皇帝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乾綱獨斷。也就是說，閹黨不過是皇權的派生。作為士大夫清流派代表的東林黨，往往傾向於與宦官纏鬥。明代科舉制江南地區文化繁榮，錄取最多，因此大部分東林黨人出自江浙文人，這是大致沒問題的。同鄉多了，同朝為官，也會結成黨羽，故而最後就成了集團勢力，地方上也兼併土地，還享受免徵賦役特權，自然就成為朝廷最大的利益集團。

從顧憲成、李三才、左光斗、鄒元標、趙南星等人再到各地科舉士人，網路交錯，師生關係縱橫，門生枝葉茂盛，隱形地建構了一個共同認可體。他們要求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為了朝廷鬥爭之便，有時候對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熟視無睹，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行富商巨賈爭利之實，試圖點火朝局，扳倒異己。實際上也是在維護自身利益，東林黨是專制皇權體制外的道學聯盟。

閹黨是皇帝的奴僕，忠誠於皇帝，到處刺探情報，給皇帝幹私活，程式上不過是帝王的隨從，頭上只有一片天。東林黨人，儘管也不那麼完美也喜歡搞內鬥，但是偶爾還拿著道統說事，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影響著天下的輿論，讓皇帝很頭疼。宦官打擊朝廷大臣，其實就是皇帝想打擊清理。諸如大禮議、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等牽扯國本的事件，都有東林黨的影子，導致了規模愈發升級，皇帝當然也更加寵信閹黨集團。

從感情上來說，皇帝寧願信任那些半人的近臣太監，也不會相信東林黨。明朝這些權力分配和格局性的矛盾，從嘉靖皇帝在位期間開始加劇，到了崇禎登基白熱化，最終與大明帝國的傾覆如影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