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師裡有個艦長麥吉芬是美華人，他事後回憶：“鎮遠艦上一門十二吋巨炮的炮長，正在瞄準敵艦時，一發炮彈削去他的頭顱，頭骨碎片波及其他炮員，他們並不為所動，最近一人鎮靜如常地接住炮長的屍體，轉給身後之人，邁前一步，遞補死去的戰友，抓緊火炮拉火繩，重新瞄準，發射火炮。”

（丁汝昌）

（1）水師提督丁汝昌服毒

1895年2月11日夜，一位大清國的高階軍事將領神色悲涼、踉踉蹌蹌地走到辦公桌前，提筆給老領導李鴻章寫了一封絕筆信。他含淚在信中寫道：“吾雖決意與艦同歸於盡，然人心潰亂，大勢已去矣。”

人心潰亂，大勢已去。生有何用，死亦何懼。

書罷，他緩緩地擱下手中的筆，端起桌上早已準備好的酒，一飲而盡。他喝的是“鴉片酒”，民間不是早就說了，“大煙膏子就酒，小命立時沒有”。寫信之前，他還跟下屬交代了後事。

這狼狽而羞恥的世界，與他而言，只想倉促逃離。

這個人就是大清國赫赫有名的水師提督丁汝昌。

三個小時候後，毒性開始發作，他隱隱感覺腹部的痛楚漸漸強烈，直至無以復加。這樣的折磨一直持續到第二天的早上。

2月12日，59歲的海軍名將丁汝昌終於如願以償地死去了。

（一組《甲午大海戰》圖片）

（2）丁汝昌等將領自殺背後殘忍的現實

其實早在幾個月前，1894年10月，丁汝昌就受了重傷。在指揮作戰時他不慎被炮火所傷，當時的日軍火藥彈中，夾雜了大量的有毒物質，因為被灼傷的面積很大，他的雙腳腫脹到無法站立，無奈之下只能給李鴻章寫信，希望讓劉步蟾暫代指揮，經批准後退回二線休養。一個月後，劉步蟾死去，重傷未愈的丁汝昌被急令歸隊，帶傷奮戰。

所以，自殺對他而言，不過是了斷殘命，或許是一種解脫。

他曾交代牛昶昞，要將提督印砍掉一角作廢，以免落入敵軍手裡。誰料他死後，牛昶昞不僅沒有毀損提督印，反而拿著大印以丁汝昌的名義投降日軍，回京後還將所有的罪責一股腦推到了他的頭上。欲加之罪，又死無對證，加上戰敗後李鴻章自身難保，想說句公道話也力不從心。於是丁汝昌成了民族的罪臣。

“致遠號”管帶鄧世昌犧牲後，被朝廷追封為“太子少保”，光緒帝親自為他寫輓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

可是丁汝昌呢？不僅沒有撫卹，反而被革除官位，抄沒家產，甚至連屍身也穿上黑色囚服不能下葬，致使丁家子孫被迫流落異鄉。直至宣統二年（1910年），經過丁汝昌老部下的多方爭取，清廷才為他平反。

在整個北洋水師隊伍中，只有少數高階軍官如 “經遠號”管帶林永升、“超勇號”管帶黃建勳、“揚威號”管帶林履中真正戰死沙場、壯烈殉國，活下來的將領中，除了“鎮遠號”護理管帶楊用霖選擇吞槍自殺之外，海軍提督丁汝昌、“定遠號”管帶劉步蟾、“鎮遠號”管帶林泰曾等海軍主要將領，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吞食鴉片自盡。

一個個英雄般的人物卻死得陰柔淒寒，以至於直到如今我們提起這班將領，想起這場戰爭，總覺得籠罩著一絲陰森異樣的色彩。

（3）無奈的自殺，誰之過？

中國文化對待這一類敢於自裁的歷史人物向來寬容，不是說“死者為大”、“為死者諱”嘛，既然人都不在了，就該被標榜“忠誠”、“烈士”之類的美名，至於他們生前做過哪些有價值的事也就成為次要問題。一死遮百醜，有些人更是不明不白地被捧為了“民族英雄”，這其中就有丁汝昌。

不錯，丁汝昌浴血奮戰、勇於自裁，也算是一條好漢，但是絕對還算不上什麼“民族英雄”。因為他目光短淺、剛愎自用、思想守舊，不能認清現代海軍的發展現狀，排斥外國專家和新技術，造成了北洋水師發展停滯，水準下降；因為他翫忽職守，導致水師基地妓院煙館遍佈，軍紀廢弛。

北洋水師是李鴻章一手創辦的，也因為李鴻章苦心孤詣的努力，成為了亞洲排名第一的艦隊。然而成軍之後一直停滯不前，日漸衰落，最終造成一敗塗地的慘痛局面，這個作為水師提督的丁汝昌要負主要責任。

自古以來，每當國破家亡之際，必然也是一個自殺的高峰期，跳河的、上吊的、吞金的、服毒的、撞牆的，各種死法層出不窮，所謂的“愛國者”集體玩起了“自殺秀”。可是，這樣所謂的自殺殉國，充其量只能為自己博得一個“不怕死”的名節，不僅談不上殉國，更是對國家極不負責任的表現。

“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恩。” 這是對南宋以來腐儒們最直白的諷刺，平時不幹實事，只會在大難臨頭用以死報國的方式解脫，實在是愚不可及。

無為而死，死不足惜。

自殺，不過是親者痛、仇者快的蠢笨舉動。家國危難時，最需要的是驍勇善戰、奮勇當先的將士。人生自古誰無死，馬革裹屍是英雄。而作為將士，應該有且僅有兩種結果，那麼戰死沙場，要麼迴歸故鄉。

（4）一個外華人眼中的北洋水師

一場海戰，船政學堂幾十年大浪淘沙留下的優秀人才，就這樣凋零了。他們的集體謝幕使得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海軍人才斷檔，也讓他們失去了軍界的話語權，之後北洋水師揹負著歷史的無理指責，還要承受著炮管晾衣服的汙衊。反而是一些參與了這場海戰的外華人在回到家鄉後，到處宣揚北洋海軍將士的英勇事蹟。

北洋水師裡有個艦長麥吉芬是美華人，他事後回憶：“鎮遠艦上一門十二吋巨炮的炮長，正在瞄準敵艦時，一發炮彈削去他的頭顱，頭骨碎片波及其他炮員，他們並不為所動，最近一人鎮靜如常地接住炮長的屍體，轉給身後之人，邁前一步，遞補死去的戰友，抓緊火炮拉火繩，重新瞄準，發射火炮。” 可見北洋水師作戰時前赴後繼、視死如歸。他們其中大多數人曾留學歐美，接受過西方先進的海戰軍事技術訓練，許多外國教官評價北洋軍官具備良好的素養。

通常建造一艘鐵甲巡洋艦隻需要一年，培養一名合格的海軍管帶卻需要十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些有過19世紀最大規模鐵甲艦海戰經歷的將領們本是民族的瑰寶，應該把他們的經驗傳承下來，可惜他們都低估了自己的價值。

塵封的記憶要想重新開啟，要依附的不僅僅是累累白骨。這段歷史的真相和細節，或許再也尋不回來了，這也是最遺憾的地方。

第一，北洋水師是以日本為假想敵有精準定位組建的，卻偏偏慘敗於日本。牡丹社事件之後，日本人1875年9月又在北韓製造了江華島事件，強迫北韓與大清國斷絕宗藩關係，並與之立約。4年後又脅迫琉球與清斷絕關係並加以吞併，大清依然沒有任何有效舉措迴應。到1882年和1884年，日本又在北韓製造壬午事件和甲申事件，志吞北韓。李鴻章認為，大清與日本必有一戰，故在其主導下，1888年12月中旬，北洋水師組建成立，當時世界公認北洋水師排名第八，日本排在第十一位，遭此慘敗怎麼不痛心？

第二，北洋水師將士氣憤不過。打敗北洋水師的主力戰艦是“吉野”號，而這艘戰艦恰恰就是大清國預定並交了預付款的，在即將交付使用時，朝廷突然爆出沒有銀子交尾款，“吉野”號不要了。什麼原因？慈禧太后要建頤和園。1892年（甲午海戰1894年）戶部宣佈，太后萬壽需款，海軍停購艦兩年。日本得此訊息，力爭要買，銀子不夠，怎麼辦？明治皇娘帶頭把僅有的首飾捐了出來，全國上下響應，硬是把“吉野”號買了下來。大清真的沒銀子嗎？不要說“吉野”號這樣的巡洋艦，再買個七八艘“定遠”和“鎮遠”號那樣的主力戰艦，也不是難事。“吉野”號造價60萬兩一艘，大清僅1895年的《馬關條約》就賠銀兩萬萬六千萬兩，總管太監小德張回憶說，慈禧太后那時一天的生活開支大概是4萬兩（多半被奴才貪掉了）這是什麼概念？你自己算一下，北洋水師的官兵不氣憤嗎？更有甚者，在北韓緊張局勢日益升級時，李鴻章催促海軍衙門撥款60萬兩以將主要戰艦上的20尊慢炮換成快炮，戶部和海軍衙門置之不理。其直接影響就是在甲午海戰時，大清戰艦5分鐘打一炮，而日艦卻是一分鐘5炮，嫣然不敗？

第三，李鴻章啟用了“洋垃圾”船員胡言亂語。

實際上不是北洋海軍戰後有很多將領自殺，大多是作戰失利時有很多將領自殺。具體要分析這些將領的自殺情況，可以區分為兩個群體，即黃海海戰中自殺殉國的將領，以及威海衛保衛戰時代自殺殉國的將領。

黃海海戰中自殺殉國的將領

黃海海戰中自殺殉國的將領共三人，即“致遠”管帶鄧世昌，“超勇”管帶黃建勳，“揚威”管帶林履中。三人全都是在經過了英勇作戰，軍艦戰沉或重創時，選擇了自殺殉國。這種自殺更多的表現的是當時中國軍人的骨氣，以及對無力迴天的悲憤，與作戰英勇並不相背。

（《點石齋畫報》上刊登的表現鄧世昌殉國情景的圖畫）

除此之外，還有一層原因現代人注意得比較少。

根據清王朝的軍律規定，海軍的一艦，比照陸軍的一營，軍艦戰沉，就相當於陸軍的全營覆沒，“以全船姓名爭勝負於風濤彈雨之中，一船被沉，即全營覆沒”。按清代的陸軍軍律，作戰時全營覆沒，即為失軍之罪，比照而言，海軍軍艦戰沉，如果艦長獨生，似乎也要墮入這一罪名。

黃海海戰後，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即以海軍人才難得，透過李鴻章上奏清廷，首先肯定了鄧世昌等的壯烈舉動，“完節純忠，無可訾議”，同時擔心“諸將狃於聞見，但以輕生為烈”，特別申請制定專門的海軍法規《海軍懲勸章程》，以制度的形式要求海軍將領日後作戰艦沉時，不用一定自盡，“但使遇救果能不死，亦為眾所共諒”。

威海保衛戰中自殺殉國的將領

威海保衛戰期間自殺的將領是四人，即提督丁汝昌、左翼總兵林泰曾、右翼總兵劉步蟾、護理總兵楊永霖。

其中，林泰曾是因為所管駕的“鎮遠”艦在進入威海灣時不慎觸損，深感對不起國家，愧恨自殺。

劉步蟾則是生前就有“苟喪艦、必自裁”的諾言，在所管帶的“定遠”艦惡戰重傷，最後為防未來資敵，不得不自爆炸燬後，劉步蟾追隨自己的座艦，自殺殉國，實踐了生前的諾言。

（丁汝昌自殺處歷史照片）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自殺則較為複雜，丁汝昌是在威海灣保衛戰的末期，外無援兵、戰力耗盡的局面下，向日方做出了有條件投降的意思表示之後而自殺。實際上丁汝昌是自己一人擔負起了北洋海軍全軍戰敗的責任，即北洋海軍的投降是出自於丁汝昌的決斷，不要牽連其他諸將，而丁汝昌用一死以謝華人，也算實踐了其生前所說的“只可一身報國，不能牽累眾人”。

至於楊永霖之死，則是威海保衛戰中極為慘烈的一幕。事態發生於丁汝昌自殺後，北洋海軍開始和日軍談判具體的投降程式時，楊永霖不願坐視此事，也不願意在當時日軍所要求的投降保證書上簽字，而選擇了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