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張世界人口密度分佈圖。

可以看到，確實是東亞和南亞人口密度最高，歐洲其次。南亞的孟加拉人口密度到了每平方公里1200人以上。而因為擁有中西部大片地域的中國僅僅是每平方公里140人，實際上並不是最多的。

而且這種狀況其實已經持續了上千年的時間，遠在工業革命之前，即使同樣是農業時代，東亞人口就遠多於歐洲和中東，非洲等地區。

即使人坐著不動，每天也需要消耗熱量，一般一個成年男性每天需要攝入產生2000大卡的食物。而稻米是單位熱量最高的食物，每100克含有347大卡。這意味著同樣擁有40畝地的歐洲家庭和中國家庭，假設歐洲人種小麥，華人種大米，畝產都是200斤的話，種大米的中國家庭也能憑藉大米的高熱量養活更多的人口。

而到了源自中南半島的一年三熟稻 ─ 占城稻在約1000年前開始在亞洲大陸普及之後，亞洲的水稻單產水平更是遠遠領先於歐洲，而像中國和日本擁有的先進農業技術，歐洲人一直到19世紀才趕上。

由於在1000年前開始，中國等東亞國家擁有了更稠密的人口，於是社會制度相對早熟，在社會福利，水利建設，防治傳染病方面，中國等亞洲國家一度都是領先的，例如從宋朝開始，中國已經開始運用種人痘的技術來進行天花免疫，這些都減少了人口的損耗。

當然，到了18世紀後，由於歐洲開始工業革命，於是在農業技術，社會福利，水利建設，醫學方面出現了大躍進，在1900年歐洲人口達到了3.9億，幾乎趕上了同期中國的4億數量，當時可能是亞洲和歐洲人口密度最接近的時代。

飢餓:愛爾蘭民族的夢魘

1845年，愛爾蘭的農民發現他們種植的土豆染上了一種罕見的病菌，大量的植株在沒有收穫時就已經爛在了田裡。大面積的歉收，使得愛爾蘭島上損失了25%的人口，多達100多萬人被餓死，另外還有100多萬人遠走美洲大陸。

在當時的世界，只有英國政府有能力和資源對愛爾蘭島上發生的饑荒進行救助。然而由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影響，英國政府對愛爾蘭大饑荒保持了奇怪的類似於“中立”的立場。英國政府的不作為，使得大量的愛爾蘭人因為飢餓和貧窮死去，那些漂洋過海到達美國大陸的愛爾蘭人特別珍視土地——飢餓，在很長時間裡成為愛爾蘭民族揮之不去的夢魘。

(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發表於1798年，是工業革命前，人均生產力不足時期政治經濟學的經典理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以人口問題做出的研究專著，對近代以來的很多思想家都產生過影響。該理論以土地報酬遞減規律為基礎，認為由於土地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食物生產只能以線性增長，趕不上以指數增長的人口需要，並認為這是"永恆的人口自然規律"。馬爾薩斯的理論有三個主要命題：

1、人口必然地為生活資料所限制；

2、只要生活資料增長，人口一定增長，除非受到某種非常有力而顯著的抑制；

3、這些抑制全部歸納為道德節制、貧困和罪惡。

以此來看，世界各地的人口，天然地被土地所能生產的生活資料限制，即我們經常說的土地承載人口的上限——希特勒的“生存空間”理論就與此有關。在中國歷史上，唐代之前，人口一旦上升到6000萬，就會超出了土地承載能力。因為人口增加過快，生活資料逐漸缺乏，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加，社會發生動亂。隨之而來的戰爭、瘟疫等，即“收到某種非常有力而顯著的抑制”。英國政府據此理解愛爾蘭饑荒是愛爾蘭島上的一次“抑制”行為，英國政府據此表現出了不負責的決策。當然，這其中，還涉及到很多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的因素，比如英國將愛爾蘭當成殖民地來對待，對殖民地發生的災難，宗主國缺少積極應對的道義責任。

（都柏林雕塑：愛爾蘭大饑荒）

同樣的情況，適用於全球各地。其實要說到生育意願，世界各個國家的人都很強烈，這是根植在人內心的生殖基因。歐洲人口一直受限於土地承載能力，貧瘠、多雨的土地，不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歷史上，歐洲對外發動的侵略和征服戰爭，多數都與人口過剩有關，包括航海大發現。

葡萄牙在15世紀時躲過了黑死病的侵襲，大量人口的湧入，使得小小的國家容納了過多的人口，整個國家都面臨著飢餓的威脅。葡萄牙國王將目光投向了海洋，要尋找前往東方的海路，因此興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殖民帝國。葡萄牙揚帆出海時，他們有多少人口呢？100多萬而已。饒是如此，就已經然讓這個國家不堪重負了。

隨著航海大發現，歐洲國家紛紛前往美洲大陸建立殖民地，歐洲過剩的人口都被遣送到這些殖民地，比如澳洲就是英國流放罪犯的地方。北美洲的聖勞倫斯河入海口的聖皮埃爾和密克隆群島是著名的漁場，在15到17世紀提供的漁業，在農業歉收的歐洲，提供了大量的食物。荷蘭之所以能以小凌大，即在於荷蘭發明了鯡魚保鮮的方法，掌握了歐洲糧源，掙到了大量的貿易利潤。

於此可見，由於歐洲的土地規模不大，溼潤多雨，日照不足，使得土地生產的物資不多，因此也就難以養活更多的人口。英格蘭在1588年擊敗“無敵艦隊”開始謀求全球海洋霸權時，整個國家也不過幾百萬人口，而法國靠著16世紀1100萬人口就能夠在歐洲建立起穩固的霸權了。同時期的印度有9200萬人，中國明王朝有8600萬人，即使東瀛小國日本都有2600萬人——這也是為什麼日本出現了“戰國時代”，很多吃不上飯的武士、浪人侵擾中國沿海，被稱為“倭寇”。

（過剩的人口組成的倭寇）

與歐洲相比，東亞、東南亞、南亞一帶，條件優越的多。由於地處亞熱帶，日照、雨水等涉及農業生產的要素都具備，因此土地能生產出來更多的物資。印度由於整個大陸有50%的土地可以被開發，恆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都蕃息著大量的人口。至於中國，更是具備亞熱帶、溫帶、草原帶等多種氣候，龐大的國土面積，以及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成都盆地、關中平原等地方都是適合大面積墾殖作業的地區。雖然與撒哈拉沙漠同處一個緯度，但是由於靠近太平洋，有太平洋暖溼氣流的影響，使得中國的土地都成了沃土。中原古稱“豫州”，意是大象出沒的地方。現在的河南一帶，在漢代之前，是一片亞熱帶的風貌。所以，古代中原地區最先被開發，也最早成為中國經濟重心。

因此，大面積的適合墾殖作業、具備良好的農業生產要素的土地，成規模地出現在東亞、東南亞、南亞地區，是這些地區自古以來就擁有眾多人口的前提條件。

除了這些之外，政治制度是這些地區能夠長期保持大量人口的保障。歐洲國家戰國時代一直演進到現代，自從查理曼帝國分裂，歐洲從來沒有統一過，越來越碎片化的地緣政治，更小的土地規模，還有上千年來的互相敵對仇殺，使得歐洲國家在面臨自然災害時的抗打擊能力非常小。比如前文提到的愛爾蘭大饑荒，一個小島，只有7萬多平方公里，而且還大多數都是山地，一旦發生較大規模的自然災難，人都沒地方逃難。歐洲國家彼此之間存在有嚴重對立情緒，一個國家遭災，另一個國家沒有趁機踩上兩腳就已經是人品高尚了。所以，這也是歐洲國家人丁不旺的原因，抗打擊能力太弱了。

（歐洲各國都遭到維京人的侵襲）

不僅僅是抵抗自然災害，還有外來入侵也是如此。歐洲國家的規模太小，遇到維京海盜這樣的武裝暴力團伙，歐洲那些國家的國王們都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看著這些強盜燒殺擄掠。

東亞地區則一直都有大一統的政治傳統，中原板塊也具備足夠的經濟能力和人口規模完成中國本部的統一。這樣一來，國家的抵抗自然災害和外部入侵的能力就大為增強。比如梁惠王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因為中國的政治大一統，使得即使某一地受災，可以“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中國政府自西漢開始，就設定了“糶倉”，用於豐年收糧，歉年賑災之用。

在對待外部威脅上，遊牧民族曾數次掀翻了西亞、北非的文明，還給歐洲留下了“上帝之鞭”的警訊。然而，幾千年來，遊牧民族不斷向南衝擊，看似氣勢洶洶，實際上游牧民族並不具備征服這樣一個大國的能力。只要不折騰，中國這樣的體量的國家就難以被征服，使得中國的社會安定，人口會有更強的恢復能力。

（梁惠王：寡人之於國也）

印度的人口眾多更像是一個例外：因為印度底層人們的麻木，使得征服者與原統治者更容易達成一致。因此印度歷史上比較少有大規模的戰爭和人口滅殺，出現的動亂很快就會被平定，人口數量也得以恢復和保持。

至於東南亞地區人口的數量多，與中國、印度的情況相比來看，則與深受中華文化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有關。

歐洲國家與東亞國家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樣截然不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風格迥異的政治和社會制度。

歐洲的個人主義的源流，往文化上追溯，可以是基督教、猶太教關於個人救贖的教義，以及基督教對個人傳教的支援和鼓勵，充分肯定個人的力量。在18世紀中期的英國，個人主義逐漸與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融合，形成了敢於冒險、私有財產、個人權利等強烈的個人主義哲學基礎。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東亞、東南亞的傳統的集體主義精神，集體高於個人，每個人都被納入到集體的價值體系中來，為集體做出更多貢獻。這樣的文化傳統，聚焦到一個詞是“多子多福”。東亞政府也是建立這樣的家族、宗族文化的基礎上，因為政府也強調對宗族、對家族的義務，並形成法律，在社會上推行，形成了綿延至今的集體主義文化。

（建立在個人主義價值觀基礎上的美國）

到了近代，工業革命之後，隨著土地耕作技術的發展，土地物產更為豐富，歐美白人透過殖民佔據的土地更多——人口得到了大爆發，從蝸居歐洲一隅到如今遍佈全球，繁殖力驚人。然而由於東亞、東南亞、南亞地區因為歷史原因，人口基數一直很大，因此雖然人口增速不比這些歐美國家，依然是數量最多的。

只是馬爾薩斯《人口論》言猶在耳，雖然如今的土地物產和科技水平日新月異的發展和豐富，但是人口規律作用必然會造成貧困和罪惡。只有透過不斷增加教育和科技創新，使得人口變成人力資源，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智力資源，推動社會不斷的進步，才能使得地球容納更多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