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一部千古奇書，也是司馬遷家族世代為之奮鬥的目標，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動機非常複雜，不深入瞭解司馬遷的一生，你無法全面的感受他創作《史記》的主觀動機，以及因此《史記》不可避免的帶有部分個人主觀偏見，並且因為當時資訊侷限已經被後人證明的一些有名的錯誤記錄，甚至《史記》創作之後司馬遷如何智慧的儲存了真本的緣由，都要從司馬遷一生去細細談。
司馬遷出生在龍門縣的一個小康之家，祖上就是周朝的史官。東漢史學家班固在《後漢書》中記載：“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即司馬遷的祖上就是周朝史官。“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遷十歲時就能閱讀背誦《左傳》、《國語》等書。司馬遷家族祖輩都是史官，他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時期在朝中擔任太史令。在司馬談剛擔任太史令後就開始蒐集各種史料，準備編撰一部絕世罕見的史書。但是隨著司馬談年事的增高，時間、精力和才學也都遠遠不夠，所以司馬談便將這個願望寄託在了兒子司馬遷身上。
在父親的要求下，司馬遷從20歲開始就遊歷全國，他去過屈原投江的地方，高聲朗誦屈原的詩;他還去過韓信的故鄉，向當地人詢問韓信幼年的故事;他也到過孔子的故鄉學習騎馬射箭，廣泛地接觸人民群眾的生活。經過此次遊覽，司馬遷的文學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並且獲得了很多真實的材料。回到京城後，司馬遷便被漢武帝封為郎中。元豐元年，司馬談病危，臨終之時司馬談將太史令之職傳與司馬遷並讓他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心願，編寫出一部偉大的史書。“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根據古書記載，司馬遷父子為了《史記》做出的傳承確實是讓人為之動容！
漢武帝天漢二年，司馬遷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句公道話，結果觸怒了漢武帝，被判死刑。想到父親的遺願還未完成，司馬遷決定用最令人羞辱的的腐刑代替死罪，繼續編寫史書。經過多年的忍辱負重，司馬遷終於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修史工作。
宮刑代死。這種刑法也叫腐刑，是對一個人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最大摧殘。對司馬遷這樣心境高尚的人，更是莫大恥辱，難以接受。漢武帝不讓遷死，有三點理由:一是遷的史書還沒寫完。此書也是奉旨而為，不能半途而廢。二是不捨遷的飽學多才。遷有淹沒皇上的學問，今後還想讓其為朝廷服務。武帝已決定受刑後，任命遷為中書令。三是他不願意在歷史上落下個殺了史官的罵名。
事實上對於漢武帝為何要懲罰司馬遷，這是有淵源的。早在司馬遷撰寫《史記》時，漢武帝翻閱《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後，認為司馬遷的敘述有意貶損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書簡上的字，並把這些書簡扔掉了，可見當時漢武帝對司馬遷已經甚為不滿（《三國志．魏書．王肅傳》）。
於是才會有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主動請纓出擊匈奴，兵敗被俘，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叛降，全家當誅。而在這時，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卻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兵敗投降是因為“矢盡道窮，救兵不至”（《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當而報漢”（《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李陵雖然兵敗，但是他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
司馬遷這番表述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理解，漢武帝認為他是藉李陵之功，詆譭這場戰爭的主帥李廣利（此人為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進而批評自己用人不當，造成軍事失利，再加上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內容有意貶損漢武帝的心結，在大怒下將司馬遷投入牢獄，以“誣罔”（欺騙皇帝）的罪名判處死刑。司馬遷為了繼續撰寫《史記》，在獄中痛苦了接受了宮刑。宮刑的痛苦，司馬遷自己也有描述“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腸子每天轉動九回，疼痛讓人汗流浹背！既有心理上苦痛，也有肉體折磨！
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為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在司馬遷的原著序中，將本書稱為《太史公》。後世稱《太史公》為《史記》後，《史記》才成為本書之專稱。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正本存之名山，將副本置於京師，以期流傳後世。
司馬遷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史記》的創作中去。以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秦記》等書籍，和諸子百家的著作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自己去當地調查取得的一些資料為材料，將收集到的資訊進行認真的摘選，去掉了那些沒有根據的傳言，對無法證實的事情保留態度，或者附上多種說法。前後總共經歷了一十四年，司馬遷嘔心瀝血最終完成了這部史學著作《史記》，也留給了後世留下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固很好的讚揚了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紀實精神，令後人歎服，而司馬遷的紀實精神也成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似乎所有的史官在撰寫時，都會摻雜主觀情愫，司馬遷也不例外。
司馬遷對李廣的愛慕，和對衛青的憎惡形成顯明對比。單從篇幅來看，李廣一人用了一個列傳，而衛青和霍去病兩人用了一個列傳。但是李廣所有的戰績加起來，不如衛青一場小戰。
李廣有記錄的戰鬥不過個位數，殺匈奴不破一千，但在司馬遷記載中，李廣“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殺敵無數。卻鬱郁不得志，難以封侯，看得出司馬遷在為李廣抱不平。在對衛青的記載中，將衛青的出身，以及和皇上的關係，詳細描述，而對其戰績，本該用長篇大論的，只用了寥寥數筆。其用意很明顯，想讓讀者明白，衛青的成功是源於裙帶關係，而不是他個人努力。
下面分別給大家介紹一下兩位將軍。衛青七擊匈奴，七次大捷。斬殺並俘虜匈奴官兵五萬多人。重創了匈奴的元氣，打出了大漢的威嚴。迫使匈奴逐漸向西北遷徙，十餘年不敢侵漢。
對於這樣一個軍事天才，七場大戰卻是片言隻語，一帶而過。閒散之事，倒是佔據了不少文字。也許在司馬遷眼裡，衛青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都難與“飛將軍”相提並論。
李廣雖然沒封侯，司馬遷卻讓其揚名立萬，受其影響，後世文人亦贊李廣而毀衛青。
“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將衛青的成功與李廣的失敗歸於天命，而不是個人才能。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句本該屬於衛青的讚譽，卻給了李廣。誤導讀者兩千年。
作為史官，本該公正、公平地記實，司馬遷卻厚此薄彼。李廣有這樣一個粉絲，也該含笑九泉了。
關於《史記》是否只是抄襲史料的爭議，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說自己只是一個收集整理者，把這些史料加工並且以自己的方式講述。不難看出，司馬遷最多隻是進行刪減，但是絕對沒做出篡改的行為，司馬遷大多數做的是整理加工的工作。
而《史記》有誤之說，則是來自一本被後世的文人清理分類為一本叫做《古本竹書紀年》的書。根據這竹簡上的記載，它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比司馬遷所寫的《史記》著述時間還要提前200多年，對研究先秦時代的歷史，提供了非常真實的第一手資料。後來有人研究了這本古書，發現裡面至少有四個地方與司馬遷所寫的《史記》有很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是相反的。
第一，《古本竹書紀年》說，商朝從盤庚遷都殷後，經過273年才被周武王所滅；而《史記》描述的時間段卻是773年。兩書比較，《史記》所寫比《古本竹書紀年》足足多出了500年，誰對誰錯呢？經過專家的研究和論證，他們斷定《古本竹書紀年》是正確的。因為現代我們可以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面得到確切的時間證據，確認商王盤庚遷都到商朝滅亡，只經歷了二百多年的時間。
這本奇書原被秦始皇燒掉，後從墓中被盜出，專家說徹底顛覆了
第二，《古本竹書紀年》“ 五帝紀 ”中，有關舜的記載，與《史記》稱他為“ 有德之君 ”的形象完全相反。 《古本竹書紀年》描述 “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意思是說舜把堯囚禁起來，(堯之子)丹朱也被排擠在外,父子不能相見。竹書紀年的記載說明禪讓只是空想，堯根本沒有傳位給舜。
第三，《古本竹書紀年》“ 殷紀 ”中記載：“伊尹放太甲於桐，尹乃自立，暨及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意思是說商朝的重臣伊尹把商王湯的長孫“太甲”流放到桐宮而自立為王，太甲被秘密的監禁了兩年多之後，趁囚禁他計程車兵疏忽的時候逃了出來，他逃回了首都，殺了伊尹，恢復了王位，還大度地讓伊尹的兩個兒子伊陟、伊奮繼承爵位 ，讓他們平分了父親的田宅。
這一描寫徹底顛覆了《史記》記載的歷史第一位賢相伊尹的形象。第四，《古本竹書紀年》“ 周紀 ”中記錄“ 共伯和行天子之政 ”意思是說共國的諸侯伯，姓名為和，攝政行君 位。而不是如《史記》當中所說的，是 周厲王奔彘以後，國家大事由周公、召公共同執掌處理，史稱“共和執 政”。然 而周公、召公在這個時候早已經死了一百多年了，所以這不是史實。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史記》上眾多謬誤之處，而這些錯誤是故意而為之的，是為了故意掩飾什麼，或者達到什麼目的的。
由此可以推斷出“成王敗寇”是一個真理，歷史都是由獲勝的一方去書寫的，而落敗的一方卻沒有這個權利，他們往往被獲勝者描繪得很醜陋，而淹沒在歷史漫漫長河之中。後來這本《古本竹書紀年》因為與傳統的正史的記錄背道而馳，被孔孟之道的儒學家貶斥為“悖逆之書”，所以被禁止流傳了近一千多年，直到近代才被重新發掘起來研究。
如今我們談司馬遷創作《史記》的主動動機，就可以更加全面，客觀。既有史家出身的家族責任，也有天賦使然。既有古人“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也有表達自己觀點一吐為快發洩不滿的主觀欲求。是一部生命的史詩，是對後人最大的砥礪和教育！
每一個人都是一部《史記》，謹慎一言一行，史書可焚，罪過永遠不能洗刷。
《史記》是一部千古奇書，也是司馬遷家族世代為之奮鬥的目標，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動機非常複雜，不深入瞭解司馬遷的一生，你無法全面的感受他創作《史記》的主觀動機，以及因此《史記》不可避免的帶有部分個人主觀偏見，並且因為當時資訊侷限已經被後人證明的一些有名的錯誤記錄，甚至《史記》創作之後司馬遷如何智慧的儲存了真本的緣由，都要從司馬遷一生去細細談。
司馬遷出生在龍門縣的一個小康之家，祖上就是周朝的史官。東漢史學家班固在《後漢書》中記載：“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即司馬遷的祖上就是周朝史官。“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遷十歲時就能閱讀背誦《左傳》、《國語》等書。司馬遷家族祖輩都是史官，他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時期在朝中擔任太史令。在司馬談剛擔任太史令後就開始蒐集各種史料，準備編撰一部絕世罕見的史書。但是隨著司馬談年事的增高，時間、精力和才學也都遠遠不夠，所以司馬談便將這個願望寄託在了兒子司馬遷身上。
在父親的要求下，司馬遷從20歲開始就遊歷全國，他去過屈原投江的地方，高聲朗誦屈原的詩;他還去過韓信的故鄉，向當地人詢問韓信幼年的故事;他也到過孔子的故鄉學習騎馬射箭，廣泛地接觸人民群眾的生活。經過此次遊覽，司馬遷的文學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並且獲得了很多真實的材料。回到京城後，司馬遷便被漢武帝封為郎中。元豐元年，司馬談病危，臨終之時司馬談將太史令之職傳與司馬遷並讓他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心願，編寫出一部偉大的史書。“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根據古書記載，司馬遷父子為了《史記》做出的傳承確實是讓人為之動容！
漢武帝天漢二年，司馬遷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句公道話，結果觸怒了漢武帝，被判死刑。想到父親的遺願還未完成，司馬遷決定用最令人羞辱的的腐刑代替死罪，繼續編寫史書。經過多年的忍辱負重，司馬遷終於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修史工作。
宮刑代死。這種刑法也叫腐刑，是對一個人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最大摧殘。對司馬遷這樣心境高尚的人，更是莫大恥辱，難以接受。漢武帝不讓遷死，有三點理由:一是遷的史書還沒寫完。此書也是奉旨而為，不能半途而廢。二是不捨遷的飽學多才。遷有淹沒皇上的學問，今後還想讓其為朝廷服務。武帝已決定受刑後，任命遷為中書令。三是他不願意在歷史上落下個殺了史官的罵名。
事實上對於漢武帝為何要懲罰司馬遷，這是有淵源的。早在司馬遷撰寫《史記》時，漢武帝翻閱《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後，認為司馬遷的敘述有意貶損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書簡上的字，並把這些書簡扔掉了，可見當時漢武帝對司馬遷已經甚為不滿（《三國志．魏書．王肅傳》）。
於是才會有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主動請纓出擊匈奴，兵敗被俘，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叛降，全家當誅。而在這時，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卻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兵敗投降是因為“矢盡道窮，救兵不至”（《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當而報漢”（《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李陵雖然兵敗，但是他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
司馬遷這番表述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理解，漢武帝認為他是藉李陵之功，詆譭這場戰爭的主帥李廣利（此人為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進而批評自己用人不當，造成軍事失利，再加上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內容有意貶損漢武帝的心結，在大怒下將司馬遷投入牢獄，以“誣罔”（欺騙皇帝）的罪名判處死刑。司馬遷為了繼續撰寫《史記》，在獄中痛苦了接受了宮刑。宮刑的痛苦，司馬遷自己也有描述“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腸子每天轉動九回，疼痛讓人汗流浹背！既有心理上苦痛，也有肉體折磨！
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為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在司馬遷的原著序中，將本書稱為《太史公》。後世稱《太史公》為《史記》後，《史記》才成為本書之專稱。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正本存之名山，將副本置於京師，以期流傳後世。
司馬遷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史記》的創作中去。以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秦記》等書籍，和諸子百家的著作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自己去當地調查取得的一些資料為材料，將收集到的資訊進行認真的摘選，去掉了那些沒有根據的傳言，對無法證實的事情保留態度，或者附上多種說法。前後總共經歷了一十四年，司馬遷嘔心瀝血最終完成了這部史學著作《史記》，也留給了後世留下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固很好的讚揚了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紀實精神，令後人歎服，而司馬遷的紀實精神也成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似乎所有的史官在撰寫時，都會摻雜主觀情愫，司馬遷也不例外。
司馬遷對李廣的愛慕，和對衛青的憎惡形成顯明對比。單從篇幅來看，李廣一人用了一個列傳，而衛青和霍去病兩人用了一個列傳。但是李廣所有的戰績加起來，不如衛青一場小戰。
李廣有記錄的戰鬥不過個位數，殺匈奴不破一千，但在司馬遷記載中，李廣“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殺敵無數。卻鬱郁不得志，難以封侯，看得出司馬遷在為李廣抱不平。在對衛青的記載中，將衛青的出身，以及和皇上的關係，詳細描述，而對其戰績，本該用長篇大論的，只用了寥寥數筆。其用意很明顯，想讓讀者明白，衛青的成功是源於裙帶關係，而不是他個人努力。
下面分別給大家介紹一下兩位將軍。衛青七擊匈奴，七次大捷。斬殺並俘虜匈奴官兵五萬多人。重創了匈奴的元氣，打出了大漢的威嚴。迫使匈奴逐漸向西北遷徙，十餘年不敢侵漢。
對於這樣一個軍事天才，七場大戰卻是片言隻語，一帶而過。閒散之事，倒是佔據了不少文字。也許在司馬遷眼裡，衛青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都難與“飛將軍”相提並論。
李廣雖然沒封侯，司馬遷卻讓其揚名立萬，受其影響，後世文人亦贊李廣而毀衛青。
“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將衛青的成功與李廣的失敗歸於天命，而不是個人才能。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句本該屬於衛青的讚譽，卻給了李廣。誤導讀者兩千年。
作為史官，本該公正、公平地記實，司馬遷卻厚此薄彼。李廣有這樣一個粉絲，也該含笑九泉了。
關於《史記》是否只是抄襲史料的爭議，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說自己只是一個收集整理者，把這些史料加工並且以自己的方式講述。不難看出，司馬遷最多隻是進行刪減，但是絕對沒做出篡改的行為，司馬遷大多數做的是整理加工的工作。
而《史記》有誤之說，則是來自一本被後世的文人清理分類為一本叫做《古本竹書紀年》的書。根據這竹簡上的記載，它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比司馬遷所寫的《史記》著述時間還要提前200多年，對研究先秦時代的歷史，提供了非常真實的第一手資料。後來有人研究了這本古書，發現裡面至少有四個地方與司馬遷所寫的《史記》有很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是相反的。
第一，《古本竹書紀年》說，商朝從盤庚遷都殷後，經過273年才被周武王所滅；而《史記》描述的時間段卻是773年。兩書比較，《史記》所寫比《古本竹書紀年》足足多出了500年，誰對誰錯呢？經過專家的研究和論證，他們斷定《古本竹書紀年》是正確的。因為現代我們可以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面得到確切的時間證據，確認商王盤庚遷都到商朝滅亡，只經歷了二百多年的時間。
這本奇書原被秦始皇燒掉，後從墓中被盜出，專家說徹底顛覆了
第二，《古本竹書紀年》“ 五帝紀 ”中，有關舜的記載，與《史記》稱他為“ 有德之君 ”的形象完全相反。 《古本竹書紀年》描述 “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意思是說舜把堯囚禁起來，(堯之子)丹朱也被排擠在外,父子不能相見。竹書紀年的記載說明禪讓只是空想，堯根本沒有傳位給舜。
第三，《古本竹書紀年》“ 殷紀 ”中記載：“伊尹放太甲於桐，尹乃自立，暨及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意思是說商朝的重臣伊尹把商王湯的長孫“太甲”流放到桐宮而自立為王，太甲被秘密的監禁了兩年多之後，趁囚禁他計程車兵疏忽的時候逃了出來，他逃回了首都，殺了伊尹，恢復了王位，還大度地讓伊尹的兩個兒子伊陟、伊奮繼承爵位 ，讓他們平分了父親的田宅。
這一描寫徹底顛覆了《史記》記載的歷史第一位賢相伊尹的形象。第四，《古本竹書紀年》“ 周紀 ”中記錄“ 共伯和行天子之政 ”意思是說共國的諸侯伯，姓名為和，攝政行君 位。而不是如《史記》當中所說的，是 周厲王奔彘以後，國家大事由周公、召公共同執掌處理，史稱“共和執 政”。然 而周公、召公在這個時候早已經死了一百多年了，所以這不是史實。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史記》上眾多謬誤之處，而這些錯誤是故意而為之的，是為了故意掩飾什麼，或者達到什麼目的的。
這本奇書原被秦始皇燒掉，後從墓中被盜出，專家說徹底顛覆了
由此可以推斷出“成王敗寇”是一個真理，歷史都是由獲勝的一方去書寫的，而落敗的一方卻沒有這個權利，他們往往被獲勝者描繪得很醜陋，而淹沒在歷史漫漫長河之中。後來這本《古本竹書紀年》因為與傳統的正史的記錄背道而馳，被孔孟之道的儒學家貶斥為“悖逆之書”，所以被禁止流傳了近一千多年，直到近代才被重新發掘起來研究。
如今我們談司馬遷創作《史記》的主動動機，就可以更加全面，客觀。既有史家出身的家族責任，也有天賦使然。既有古人“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也有表達自己觀點一吐為快發洩不滿的主觀欲求。是一部生命的史詩，是對後人最大的砥礪和教育！
每一個人都是一部《史記》，謹慎一言一行，史書可焚，罪過永遠不能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