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在被誤解，被陷害，被折磨，都不能放棄對祖國的熱愛，對民族的忠貞，對山水的眷戀，對親人愛戴，對人民的責任，東坡先生正因為有這些正能量精神支撐，貶不表志，學不諂媚，不作妁才趨火附勢，個人愚見，共討共嘗！

不要用現代人的眼光看待古人。也不要用現代人的價值觀去衡量古人。這不是一回事。古人對“天”負責，對“良心”負責。特別是宋朝的文化人，有種天然的自覺：為天下人謀福利。（可以瞭解《國史大綱》中提到的秀才教。）

在他們眼裡，個人的榮辱反而是次要的，比如范仲淹，一直將自己的位置發揮到最大價值，能寫詩，能打仗，還推薦了大量人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他寫的。

比如張載那段著名的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當然還有朱熹，雖然他是聖人，後世名聲很響，但是他本人在當時並不得志，一輩子都在小職位上起起伏伏，還要面對其他人的彈劾和排擠。可是他覺得自己存在的意義就是注四書，並且將一生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四書上，學習，提高，不斷完善四書集註。

就像曾國藩說的：“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兇災。”大概意思就是說，一個人生的聰明，有智慧，有福氣去做一定位置，這都是上天的恩賜，違背上天的意志而自我墮落，必定會有災禍。

現在再來看蘇軾經歷三次大貶謫，是否放棄了對祖國的報答，這個問題。

蘇軾在哪裡都是蘇軾，他有他自己的一輩子，有他自己的個人操守，有他要做的事，這和愛國沒有關係。

朝廷是重用還是貶謫，是君恩。所謂“食君祿，分君憂”，每個人都渴望被重用，不只是為了高官厚祿，榮華富貴，而且還有施展自己理想抱負的機會。

就算被貶謫到海南，但是做的還是朝廷的職位，拿的還是朝廷的薪水，還是為朝廷做事的性質，鬱悶失望的情緒肯定會有的，偏遠之地的生活也不會很舒服，但是蘇軾看的很開，還是很安心的一邊享受生活，一邊做好分內之事。

無論在哪裡，無論職位高低，都是百姓父母官，除非根本沒有一點辦法，（比如任副團練使的時候，他沒有任何實權也就算了，還被特別要求，不得簽署文書，所以他只能交交友，釣釣魚，寫寫詩）。蘇軾都竭盡全力在能力範圍內為百姓謀福利，這是他的道德要求。

比如，蘇軾在杭州清理西湖的淤泥，修建蘇堤，在海南克服語言不通的困難大力推行教育等等。

綜上，對蘇軾來說，很難說怎樣才算是報答祖國，怎樣才算是不報答，就算是換成報效朝廷也是一樣。難道貶謫之後要反社會麼？因為這些外因根本不影響蘇軾對自己的定位。

國家給了榮譽好處，就報答祖國，反之就失望憤懣，破罐子破摔，走向反面。能不能說這像是種功利化的交易？蘇軾不會這麼自輕自賤的。

蘇軾一生波折，仕途坎坷。經歷過三次大的貶低，但從未放棄過國家和人民，隨時等待國家和人民的召喚，甚至是在垂垂老矣的暮年，在接到國家委任職位的通知時，不計較個人得失，無關乎年齡大小，欣然回京受命，可看的出蘇軾即使被貶諦，依然未忘記自己的國家。

蘇軾屢遭貶滴，確有心灰意冷之時，但達觀的人生態度值得後人景仰。曾寫詩：心如已灰之木，

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

可見，其報國無門，壯志未酬之感慨。然而一有機會，就為國為民做事，體現了古代知識分子的豪情壯志。如今我們能看到的蘇堤，就是在其被貶杭州之時為百姓做的一大實事。蘇軾三次遭貶，卻痴心不改，被貶海南召回之時，死於途中。真有：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的灑脫。

人生若有不快活，只是未讀蘇東坡。

蘇軾，是我比較喜歡的古代名人之一。中學課本上的一首《念奴嬌.赤壁懷古》印象非常深刻。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這首詞是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蘇軾謫居黃州時所寫，當時作者四十五歲，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已兩年餘。蘇軾由於詩文諷喻新法，為新派官僚羅織論罪而被貶，心中有無盡的憂愁無從述說，於是四處遊山玩水以放鬆情緒。

雖說自己總是在政治上鬱郁不得志，可蘇軾本人對於家國還是有著非常濃厚的情懷，在徐州任知州和元豐二年四月調往湖州任知州時。蘇軾曾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由於西湖長期沒有疏浚，淤塞過半，湖水逐漸乾涸，湖中長滿野草，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蘇軾來杭州的第二年率眾疏浚西湖，動用民工20餘萬，開除葑田，恢復舊觀，並在湖水最深處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為標誌。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來，築成一條縱貫西湖的長堤，堤有6橋相接，以便行人，後人名之曰“蘇公堤”，簡稱“蘇堤”。後來成為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

一個人無論什麼時候都要保持濃厚的家國情懷，這是大愛的表現，是對自己國家一種高度認同感和歸屬感、責任感和使命感。

首先是蘇軾經歷數次貶謫，心中雖有波瀾，但是沒有放棄報國之心。

北宋時期“新”“舊”黨爭涉及的人很多，蘇軾先經“烏臺詩案”，一生經歷了三次大的貶謫：黃州；惠州；儋州。內心豁達的蘇軾沒有鬱鬱寡歡，他每到一處就建屋，和當地的人民相處融洽，並以樂天知命，隨遇而安的心態，以自己的方式報國。

由他的作品我們可以窺得鳳闕豹斑：

《南康望湖亭》：“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這是蘇軾去惠州途中經鄱陽湖時所作的詞，“許國心”正是蘇軾報國之心。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雲，千山動鱗甲萬古酣笙鍾，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登高望中原……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千秋歲，次韻少遊》：“斜陽正與長安對。……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

蘇軾認為“天其以我為箕子。”，遂也將文化帶到各處，同時，蘇軾的洞達和超脫，使得他成為北宋時期詩詞文大家。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嘉祐二年進士及第，深得歐陽修賞識，一時名動京城。正欲大展拳腳之時，傳來母親病故的訊息，回鄉丁憂三年。歸來朝野已不復往日，王安石的新政真在推行。蘇軾的昔日好友，包括歐陽修因為反對新政而逐漸的遠離朝野。

蘇軾想起回京途中所見，民生凋敝，百姓疾苦，便對新政持反對態度。而他忽略了一點就是，變革往往也意味著犧牲甚至流血。他曾上書陳述新政的病敝，而遭受到新黨打壓，於是自請離京。

元豐二年，蘇軾被調往湖州，例行公事寫了一封《湖州謝表》。畢竟是文人，本來官樣文章，偏多了些個人色彩。這便被人捏造陷害，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差點因此喪命，多虧了舊日政敵王安石慷慨陳詞。

從此蘇軾的仕途可以說江河日下，被貶黃州，出任團練副使，沒有實權。為生計，在城東開荒種田，“蘇東坡”由此而來。那時候以牛羊肉為上品，而東坡只能吃些豬肉了，而且也不是每頓都能吃上。而作為一個吃貨，他居然發明了東坡肉。

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重新啟用司馬光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本以為蘇軾的春天就要來了，卻不成想如曇花一現。因為蘇軾發現舊黨執政後，思想頑固僵化，腐敗現象嚴重。所以又開始彈劾舊黨，這下好了，新黨舊黨全得罪了，他就像是風箱裡的老鼠。

元祐四年，蘇軾知杭州。發現西湖長期沒有疏浚，淤塞嚴重，嚴重影響到農業生產。他開始 著手這一工程，用挖出來的淤泥修築長提，就是有名的“蘇堤”。

紹聖四年，六十二歲的蘇軾被貶儋州。這時候的蘇軾就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了，然而他並沒有放棄，開學堂，育人子弟，開化民風。在宋代一百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是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

這大概就是蘇軾的一生，顛沛流離，仕途坎坷，在政治上看起來確實沒有多大作為。但是心懷國家，多次上書陳情利弊。身為父母官，每到一個地方必以百姓為先，利用有限的權力為百姓謀福利。由此看來，蘇軾從未忘記報國之志，對國家對百姓始終如一。而在文化上，蘇軾開豪放詞風，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造詣極高，是宋四家之一，為後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去世前三個月，蘇東坡途徑江蘇鎮江金山寺，即興作詩一首《自題金山畫像》：

心如死灰之木

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

這首詩是蘇東坡一生的寫照，黃州、惠州、儋州便是蘇東坡三次被貶謫之地。1079年烏臺詩案之後，蘇東坡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無權簽署公文，不得擅離該地區。說白了就是以犯官的身份被看管起來。這是蘇軾第一次遭受貶謫。

自20歲以第二名成績考取進士，30歲成為名滿天下的大文豪，被貶黃州是蘇東坡生平遭受的最大挫折，不啻於天堂跌入地獄。他迷茫困惑、他閉門不出，他想不明白為何淪落至此。他固然對高層已經失望，但從未放棄過對老百姓的憐憫，他總是盡其所能的幫助老百姓。有一件事最能說明。

蘇東坡有個摯友名叫巣谷。在蘇東坡被貶黃州之後，巣谷前來黃州陪伴蘇東坡，併成為其孩子的老師。有一天兩人閒聊，巣谷說：我有一個祖傳秘方聖散子，可以治療瘧疾。蘇東坡就問：那你能不能傳給我呢？巣谷說：只要你答應不絕不傳給別人，我就告訴你。然後蘇東坡對著濤濤的江水發誓絕不外傳。

不久，一場瘟疫席捲黃州，成百上千的民眾死於瘧疾。蘇東坡這時候突然意識到，他手中握著治病的良方。於是他用大鍋熬藥，讓眾人服用，救下了好多好多的黃州百姓。

透過這次的實踐，蘇東坡十分的推崇這個秘方，於是他背叛了對朋友的承諾，貢獻出了“聖散子”的秘方，把配方傳給了他的名醫朋友“龐安常”，要他救治瘟疫患者，並將此方傳於後人。他舍卻朋友間小義，使此方得以傳給後世並救活了無數的瘧疾患者。

2000年，法國巴黎《世界報》組織評選1001-2000年間的“千年英雄”。全世界共12名入選，蘇東坡是其中之一。《世界報》認為：蘇東坡的從政生涯同他的詩文書畫一樣，都屬於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無論身處何種境地，他都盡其所能幫助老百姓，他滅蝗、抗洪、救孤兒、修水渠、建醫院，為政一方、造福一方，風雨不改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