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主所問的問題有二，答主嘗試次第答之。

詩人自覺富有才華和抱負，卻無用武之地，因此鬱鬱寡歡，有懷才不遇之感，形之於言辭，見諸於文字。詩人的懷才不遇，常能博得人們的同情。事實上，人們同情的詩人們的遭遇，惋惜其才華得不到施展。這種同情，當然是很感性的。因為詩人們的懷才不遇，未必都是現實的問題、別人的過錯。也有可能是他們自身的問題，或許他們有些文才，但是，他們卻自以為具有經天緯地的不世出的大才，比如李白常以管仲、樂毅、諸葛亮和魯仲連等人自比，而他是否具備卓絕的政治才能，還真不好說。他喝酒的水平卻是一流，寫詩的才華，更是絕人遠甚，然而，這兩種才能，卻與政治才能並不一致。甚至，這兩種才能對政治人物來說，反而是有害的。

如果詩人在文采詩筆之外，確實富有出眾的才華，卻未能得到施展才華的機會，因此而有不遇之感，那麼，對他們的同情，就是非常合理的。高適在安史之亂之前，從政經歷一直不太順利，而他確實具備出眾的政治才能。因此，他常有不遇之感，安史之亂爆發後，他主動請纓，要平定永王李璘（也是李白所追隨的）政治軍事集團，唐肅宗李亨給了他機會。他果然不負所望，很快平定了李璘集團。因此，可以說，對高適的同情，是經得起檢驗的。

然而，所謂同情，往往並非人們理性取捨的結果，而是人們基於經驗的直覺和感受。你可能幫助一個人做理性的分析，卻難以告訴他們如何感受。對那些缺乏政治才幹卻自覺屈才的詩人，人們本能地回同情他們——如果不是遭遇很大的不公，被壓抑了才華，怎麼可能寫出這麼悽美動人的華章啊？

事實上，動人心魂的華章，正是他們才華之所寄。此外，無他。

顯然，稍加思索，或者翻閱一下史書，便會發現，詩才與政治才能未必一致。兼具詩才和政能的，除了曹操、高適、白居易、韓愈、劉禹錫、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范成大和辛棄疾等人外，其他的絕大多數書詩人，並沒有表現出特別出眾的政治才幹。當然，你可以說，那些詩人只是沒有機會而已。然而，他們生前是否有機會，我們不得而知。就現存的資料來看，我們幾乎看不到能夠證明他們政治才能的記載。

相反，更多的例項證明，詩才和政能往往難以兼有。詩歌是追求自由，發揮性靈的領域，而政治則是處理現實利益關係的領域。詩歌根植於偏於精神的理想世界，政治則紮根於物質的現實世界。創作詩歌是務虛，處理政務是務實。詩歌追求自由，推崇突破常規；政治追求秩序，需求長久的穩定。詩歌指出向上一途，昂首浩哥，舉觴白眼望青天；政治堅守現實規則，沉入大地，我以我血薦軒轅。

因此，可以說，兼具詩才和政能者極為罕見。當評價一位詩人是否兼具政能時，應該加以具體分析，而不能抽象地談論政能是否從詩才中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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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才不遇的詩人值得尊重，懷才而不遇往往因為不願攀附，存有良知與善良。孟子說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有詩足矣，所以真正的詩人不存在需要被同情之說。說同情，還不知誰同情誰呢?你有良田千畝，我有心田萬頃;你貴為王侯，我乃精神貴族。至於有詩才的人能否同時具備政治才能，我認為比沒有詩才的人可能性大很多。因為要有詩才，必須有綜合素質，在理性之上有激情與靈性。一般人都誤認為，詩人浪漫而乏理性，不宜從政。其實，傑出詩人的成長都是一個培養人的理性的過程，偉大的詩作都有一個理性的錘鍊過程。尤其技巧的錘鍊需要理性。而且任何藝術種類都同理。也許你會舉出當代的理性不足的顧城為反例，但我告訴你，顧城是詩人，但在歷史長河算不得傑出詩人。沒有充分的理性侷限了他的人生和詩歌。而唐之李白，浪漫情懷外，他的詩歌技藝的理性高度，和理性的建功立業人生目標，更是成就人生與詩歌的堅實基礎。總之，詩人或者說詩意人生，不妨礙他成為政治家，如曹操、王安石、寇準、毛澤東，枚不勝舉。我認為，劉邦因為《大風歌》，也是詩人，是政治抱負成就了他的詩，大膽的詩意般的野心成就了他的政治。倒是性格使一些詩人不適宜從政，如李白自制力差、過於放縱，料杜甫的性格是適合從政的。某些時代如開放自信的唐代、厚待知識精英的宋朝，也比較適合詩人從政，所謂懷才不遇往往沒有太多原因，惟生不逢時而已。不知您以為如何?

能流傳到今天的詩歌，並被廣泛傳頌的，都是歲月甄選過的，都是有“詩才”的詩人所寫的名作，無論這些詩人有沒有政治才能，但不可否認，他們都有詩才。

我認為：政治才能不是詩才的必要條件，但是詩才卻是是否能在懷才不遇時，寫出一首好詩，充分表達自己心境的必備條件。

這些詩人有沒有政治才能這就要另說了，正常的情形就是，詩人們往往是在被流放，或者懷“政治才能”而不遇的情況下，寫才出了我們今天所讀到的這些詩句，深刻而簡潔的表達了自己當時的心境。

傷痛是文人的靈感。詩人們往往在鬱郁不得志的時候，才能寫出刻骨銘心的“不得志詩”來。唐詩宋詞中，往往感懷的“痛苦詩”多，風光得意的“高興詩”少。

故我們所學到的歷史中，每個朝代的宰相，首輔等高官中，留有詩作的少之又少。

至於題目中所問的，詩人的懷才不遇值得同情嗎？唐宋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頂峰，相應的，也出現了大量的詩人。所以我們就著重以唐宋為例。

比如早前戰國時代的屈原《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陳子昂的《登幽州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陸游的《書憤》：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杜甫的《登岳陽樓》：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這些詩句，讀來讓人惋惜、感傷，恨不能與其同悲！

文人有自己的表達技巧，文章其中注入真情，自然能引起讀者共鳴。但是詩歌距離我們現代時間較遠，我們和古人的表達模式更是有了巨大的差異，尤其是“五絕”“七律”這種濃縮後的精華，要真正理解，感同身受，是需要很濃厚的文化底蘊才能體會的。

這兩個問題都有代表性，老街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老街覺得任何人懷才不遇都值得同情， 與是不是詩人無關，之所以覺得好像懷才不遇的人是人居多，那時因為詩人有詩歌的載體，能夠讓他人感知。

其實懷才不遇的人多了，包括沒什麼才能自認為懷才不遇的人也不少，只不過不為人知而已。

自古以來以懷才不遇作為主題的詩篇多不勝數，第一個著名的大詩人屈原就懷才不遇，不可否認他有才能和美德，但未必能阻止秦滅楚。辛棄疾也懷才不遇，少年時單騎闖營擒賊，也是英雄豪傑，但是未必有岳飛的千軍萬馬的才能。

但是更多的詩人比起以上兩位不過是“為賦新詩強說愁”，不見得是建功立業，更多的是為自己的窮迫而不平，為找不到“終南捷徑”而故作高深。

這個問題有點像問現代人?學了數學就有經商才能嗎？學了幾句英語就能當翻譯嗎？當然不能了。

古代讀書人學詩是啟蒙教育，讀書人都會作幾首詩，特別是科舉還要考詩賦的時代。會作詩如同我們會做數學題、會說幾句英語一樣。

大詩人與大政治家很難集於一身，曹操、曹丕、隋煬帝楊廣、唐太宗李世民、南唐二主、我們的主席都是難得的通才。詩詞界地位越高往往政治地位越不顯赫，李煜的作品也是在政治地位最低的時候達到高峰的。

總之一句話，大多數詩人的“懷才不遇”不用太當真，黃庭堅有句話：“空中語耳！”異曲同工。

另外，好像只有詩人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 才能寫出好詩，所以不用同情。

想想看，李煜是想被人看做為一個昏庸的皇帝呢?還是懷才不遇的詩人呢？留下幾首流芳百世的作品可能比“懷才有遇”好一些吧。

詩人作家或者藝術家們等這些有浪漫主義情懷的人是絕不能施政的，他們基本都有輕度的精神分裂的傾向，如若施政則必然遭致慘烈的後果。貓則東，希特勒等是兩個最為顯著的例子！一個是豪邁的詩人，一個是鬱悶的畫家 ，看他們的施政成果令人不寒而慄。前者毀了六代人，後者屠遍了幾乎全世界。

懷才不遇值得一聲嘆息，其它沒有必要。

脫離社會的詩人註定不會成為一名成功的詩人，一名成功的詩人，不管才華和思維，都會與時俱進。

總有些人把詩和一些東西劃等號，事實上，沒有任何證據能表明，一名出色的詩人能更好的擔當起某些重擔，同樣，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擔任重擔的人，就一定沒有出色的文采。

所謂的懷才不遇，說得好聽一些，是沒有遇到伯樂，說到底，不過是為自己的懶惰、不善溝通、自視清高找一塊遮羞布而已。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詩人的懷才不遇值得同情麼？毫無疑問，當然值得同情。這裡不要進入一個誤區，詩人所懷之才絕非僅僅是詩才，也有濟世報國之才。

懷才不遇，意為胸懷才學但生不逢時，難得施展，不被賞識任用。多指屈居不得志。——百度百科

自古以來，兼懷詩才和濟世之才的人並不少，從曹操，諸葛亮；到岳飛，辛棄疾；于謙，袁崇煥，乃至陳毅，毛澤東等等。哪個不是詩才和濟世之才兼具的。詩人身懷濟世之才並不少見。更多的是時運不濟，沒得施展罷了。

典型的例子：

1.明代唐寅（唐伯虎），江南第一才子，詩畫雙絕。卻坎坷一生，貧困悽苦。是古代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典型。

2.失明藝人華彥鈞（阿炳），中國名曲《二泉映月》的作者，一生飽嘗人間的心酸和痛苦。臨死前才華才被賞識，可惜已經太遲了。《二泉映月》推出不到三個月就去世了，享年57歲。

這些懷才不遇的古人難道不值得同情麼？從管理學的角度上說講究人盡其才，任何懷才不遇的人都值得同情。

第二個問題，有詩才就一定有政治才能麼？答案顯然是不一定。雖然歷史上兼具詩才和政治才能的人不少，但是說有詩才就一定有政治才能也是不對的。文學才能和政治才能可以兼具但並無因果關係。

詞壇霸主南唐後主李煜前三十八年當皇帝 ，風花雪月，紈絝浪蕩，除了寫詞 ，幾乎沒幹過什麼有價值的事情。李煜詩情才情可算一流，政治能力卻極其有限。三十八歲後做了亡國之君的李煜卻在短短三年的時間裡給後世留下了近三十首空前絕後的傑作。

綜上所述，有詩才並不一定就有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