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成書於元末明初，此時距離南宋滅亡都過去了一百多年，所以書中對於宋朝的描寫有很多不實，摻雜了太多作者的個人喜好。從《清明上河圖》所畫的場景就可以直觀看出宋朝經濟的繁榮，還有宋詞的興起，文化的繁榮勢必要以經濟的繁榮為基礎。以及銀票、商號的出現，都可以佐證宋朝經濟的極度繁榮。

北宋的經濟文化，確是有一個鼎盛繁榮的時期。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便可見一斑。

宋朝在歷史上還是一個不錯的朝代。太祖曾立下遺詔，言者無罪，不殺大臣，文人士子，得以應運而生，詩詞文賦，得以蓬勃發展。而經濟文化使相輔相成的。沒有文化的繁榮，就不會經濟的富裕。

宋朝幾多善政:整肅宮闈，沒有女禍，抑制宦官，沒有閹禍，和睦懿親，沒宗室之禍，防閒戚里，沒有外戚之禍，罷典禁兵，沒有強藩之禍。

這無疑都是經濟文化在建國之初於鼎盛繁榮時期，不可缺少的政治氛圍於經濟基礎。反觀歷史，許多朝代都未可比擬。

只是，為了自身的皇權著想，抑武太甚，外乏良將，國無強兵。屢屢受制於胡夷，鼎盛之時，尚不能收復燕雲十六州。及至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帝主被擄，北宋既亡。

可單從《水滸》中去看，徽宗之世，國勢衰微，內憂外患，奸相弄權，官商勾結，民不聊生。實難見繁榮鼎盛，經濟富裕的氣象了！

《水滸傳》中，有多處寫到宋徽宗時期經濟有關的情節。從這些情節看，不但沒有反映出這個時期的經濟被高估，反而是佐證當時的經濟繁榮程度。

《水滸傳》花石綱事反映宋朝經濟富裕

第回“梁山泊林沖落草，東京城楊志賣刀”中，側面寫到了花石綱的事情。所謂花石綱事，就是宋徽宗為顯示富足，大搞人工景觀建設，造萬歲山以供享樂而興起的一項害民工程。萬歲山實際上是一座用石頭堆起來的假山，北宋“六賊”之一朱勔獻計，太湖的花石是造假山的最佳材料。於是，宋徽宗派人到江南收集、運輸花石。

楊志就是被派往太湖押運花石的指使官，他們把花石編成十船一組，稱為“綱”。十個指使中，唯獨楊志在黃河中遭遇大風翻船，失陷了花石綱。於是，楊志負案外逃。一年後，得到朝廷赦免，準備從關西回到京城，用一擔錢物換個官做。

楊志花錢打通了關節，眼見得要成功了，卻被高俅一票否決，趕出了殿帥府。

這個故事從兩個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首先是朝廷方面狠富有，宋徽宗驕奢淫逸，花錢如流水。花石綱事的起因並非朱勔挑的事，而是蔡京始作俑者。《宋史》中說，蔡京告訴徽宗，國庫充裕，錢幣達到了五千萬緡，唆使宋徽宗“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可以享樂一番了。於是，宋徽宗膽子大了起來，花石綱事也因此興起。

五千萬緡就是五千萬兩，蔡京所說的是白銀收入，不包括穀物、布帛、棉等事物。假如不是純白銀，那麼，蔡京所使用的計價單位就應當是“匹貫擔兩”。遍觀北宋歷朝，徽宗時期的財力應當是鼎盛時期。徽宗時期的財政收入，幾乎與清雍正時持平。但是，考慮到人口、土地面積，以及生產力發展程度，雍正時期的財政收入與北宋相比，簡直弱爆了。正是在經濟富裕的背景下，宋徽宗大興花石綱事。

另一方面，楊志很有錢，逃亡之中，便可積攢一擔錢物。看來，當時的經濟很繁榮，賺錢並不太困難。

生辰綱本是“羨餘”北宋地方財政也很富裕

《水滸傳》與北宋經濟狀況有關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生辰綱事件。施耐庵借蔡京翁婿之間的賀壽禮，揭露了自唐代以來開始變質的“羨餘”制度。

所謂“羨餘”，就是朝廷鼓勵地方官員把多餘的正常賦稅以外的收入上繳朝廷，表達忠心和地方政績。但是，到了北宋中晚期，“羨餘”制度更加腐敗，成為朝廷與朝廷官員搜刮地方的一種手段。地方官員不堪重負，又把這筆額外的財政開支轉嫁給百姓，造成高稅負。

梁中書每年所獻的十萬貫生辰綱，大致相當於大名府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強。在晁蓋劫取生辰綱的前一年，梁中書也獻過一次“羨餘”。那麼，還在此之前，應當是年年都有這個慣例的。雖然是一種腐敗的制度，但也說明當時的地方財力也是相當可觀的。

梁中書為免除這部分負擔，連續製造了兩次生辰綱失劫案件，以打消蔡京念頭，取消生辰綱這個慣例。在《水滸傳》後來的情節中，便沒有再提到生辰綱這回事了。但是，大名府的富裕卻被吳用盡收眼底。

“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中，吳用與李逵到了大名府，見到了當時這座北方城市的富麗景象。因為大名府很富裕，宋江才動起了攻打這座城市，奪取錢糧壯大梁山的念頭。

後來，攻打東平府、東昌府，宋江說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卻有錢糧。”打下這兩座州府之後，解決了梁山缺錢缺糧問題。梁山泊當時已有五萬餘眾，得了這兩個州府的錢糧後，宋江腰桿立即硬了起來，以為賺足了與朝廷談招安的本錢，便正式啟動了招安計劃。

土豪劣紳也富得流油

梁山泊有一些土豪劣紳，最大的三家便是盧俊義、柴進、李應。盧俊義號稱河北三絕，其中一絕就是鉅額家財。柴進的腿杆子也很粗，可謂富甲一方，獨霸滄州。李應不知其家財如何，但從祝家莊的富裕程度，便可大致瞭解到撲天雕到底多有錢。

宋江在攻打祝家莊之前，勸說晁蓋不要殺楊雄、石秀二人，反倒要以此為名，打下祝家莊。因為，宋江說，“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即便是當時的梁山人馬大概只接近萬人，但三五年的吃喝用度一個祝家莊就能解決，可想而知，這些土豪們有多富裕。

祝家莊的糧食如此豐富，李應是祝家莊的兩大盟友，想必其財富也可力敵祝家莊。同樣，扈三孃家的家財也一定是很豐富的，即便要弱一點，也差不到哪兒去。

還有一個曾頭市，此處是金華人經營的集市，其富裕程度一定要超過祝家莊。打破曾頭市，宋江“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都頭領，犒賞三軍。”一個曾頭市的財富便可犒賞三軍，數量一定也是很驚人的。當時，梁山共出動兵馬三萬人左右，犒賞一回需要多大的花費可想而知。

官員收入也非常可觀

北宋實行高薪養廉，官員的收入非常之高。比如蔡京這類的高官，每月薪俸可以達到兩千貫，另外，還有各類津補貼，折算下來就令人吃驚了。

《水滸傳》中沒有官員的收入記錄，這裡講一個例項，就是仁宗朝的包拯。包大人的年俸祿大致為20856貫錢、2360石糧食及餐錢（伙食）、薪碳錢（燃料取暖）、鄒桑（養馬）、傔人衣糧（保姆費）、養廉（田租）補貼。折算下來，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

高層官員的收入高得嚇人，由此逐級遞減下來，即便是一個縣令，月俸也可以達到500貫錢左右。

林沖作為下級軍官，用一千貫錢買了把刀，按現在的價值折算，約合30萬元，值一輛中級豪車了。

這些明面上的收入，僅是貪官汙吏的一部分。比如蔡京，一年從他女婿那裡就要黑十萬貫財富，他下面那麼多官員不知要進貢多少。這雖然反映了官員的腐敗，但如果整個朝野都很窮，雞腳上也刮不出油來。

老百姓生活卻很窘迫

《水滸傳》中，大多數老百姓都很安居樂業。但是，仍然有很多底層百姓生活窘迫，艱難維持生計。

陽穀縣的鄆哥整天賣梨都不能維持生計，經常靠西門慶救濟。而當武松承諾給他五貫銀子，請他出頭為武大郎洗冤時，鄆哥盤算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五兩銀子就是鄆哥爺倆三五個月的生活費，可見北宋時期貧富懸殊的程度有多大。

閻婆惜死了父親，無錢葬埋，宋江送給閻婆十兩銀子。閻婆用這筆錢傳送了老伴，還剩下五六兩，“孃兒兩個，把來盤纏”，至少可以解決兩個月的用度。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水滸傳》時代朝廷很富、地方官府很富，官員很富，但是，百姓卻很苦。大多數城市居民，每日收入大概也就是兩、三百文，月入六、七貫銀子，與官員收入相比，簡直天堂地獄之別。

北宋固然很富裕，並沒有被高估。而之所以被高估，是因為下層的生活很艱難。因為很艱難所以民變四起，“盜賊蜂擁”。這也是施耐庵在《水滸傳》中揭示的北宋滅亡的一大根源。

沒有被高估，宋朝經濟的繁榮昌盛，確實是達到了空前鼎盛的時期。

《水滸傳》的事情是發生在北宋年間宋徽宗時期，宋徽宗趙佶是個不務正業的皇帝，把朝政扔給“書友”蔡京之流，自己專心信奉道教，投身於文藝領域，是琴棋書畫及蹴鞠的高手，特別是書法上，自創的“瘦金體”自成一家。

當時有蔡京、高俅、童貫等一班權臣，把朝廷搞的烏煙瘴氣，腐敗不堪，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起義此起彼伏，宋江領導的梁山好漢就是其中之一。

宋朝自宋太祖趙匡胤開始，採取重文輕武的施政方法，軍事上比較薄弱，但是在經濟上卻非常繁榮昌盛，在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紡織業、陶瓷製作、工商業等都有著極大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著顯著的提高。

到了宋真宗趙恆時期，真宗皇帝廣開言路，勤政治國，有較好的政治風氣，國家治理比較完善，致力於發展經濟，使國力民生獲得了極大的促進，最終成就了“鹹平之治” 的功業。在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進入到了空前繁榮的時代。

從《水滸傳》中各位好漢職業就可以看出當時商業經濟的繁榮，他們之中有大財主、酒店老闆、漁民、鹽販子、石匠、銀匠、獵戶，甚至是小偷，但日子都過得相當不錯，林沖作為一箇中級軍官，家庭已經達到了小康的水平。連魯智深落腳的相國寺，每個月都有幾次展銷會，售賣各種商品，可見當時商業的繁榮程度。好漢們嘯聚梁山，都非貧困所致。

據史料記載，宋真宗時期，宋朝的GDP總價值比例佔世界總量的22.7%，其中人均GDP為四百五十美元，而當時經濟很強的西歐，也才不過四百美之左右。與其對應的是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極其豐厚，大約摺合現在人民幣三百四十億之多，這是後代難以企及的成就。一直到清朝末期，才達到與之相近的水平，而那時的人口數量已經是宋朝的兩三倍之多了。

宋朝時期，首都開封的人口超過一百萬，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全國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朝的十餘個，已經增加到了四十餘個，而歐洲最大的城市，也不過十幾萬人口，。

宋朝時期工商業的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各個地方商鋪林地，各行各業的生意十分興隆。看看梁山頭領們，有很多人都是生意人出身。在宋朝，商業稅超過了農業稅，這是一個亙古未有的現象。

雖然宋朝經濟發達，科技進步，但是受統治者出於自身保護影響，國家軍事力量是一直比較薄弱，多次受到外族侵犯，並最終毀滅在蒙古鐵蹄之下。繁榮的經濟發展，也隨著元朝的建立戛然而止，戰爭後的人口數量極度銳減，經濟上一落千丈，以前國富民旺的好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