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個最明顯的。

知道元朝國號的來歷嗎？

出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

這是《彖》中對《易經》第一卦“乾卦”的卦辭“元亨利貞”中的“元”進行的解釋.

用四書五經裡的句子作為國號的，數變中國五千年也就他忽必烈獨一份兒。

這還不能證明忽必烈接受了漢文化？

一 國家建制

先說國號。首先糾正一點很多人的誤區，很多人以為元明清三朝的國號就是元、明、清，實則不然，準確來說，這三朝的國號應該是“大元”、“大明”、“大清”。元朝的國號“大元”實際上出自於《易經》中的“大哉乾元”。而《易經》又是儒家經典的“五經”之一，而忽必烈本人絕對是易學的信徒，而忽必烈之所以能對易學感興趣，和他的一位藩邸之臣不無關係，此人就是劉秉忠。《元史》記載：“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

其次說年號。在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之前，他用的年號是“中統”，按照南開大學李治安老師的觀點，中統就是“中華開統”之義。可見，忽必烈是以中華自居的。《中統建元詔》中言道：

“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為中統元年。”

中統的年號一共用了四年，忽必烈便改用新的年號“至元”。“至元”和後來的國號“大元”可以說是相互呼應的，都是出自《易經》，至元取自《易經》中的“至哉坤元”。

再說建都。忽必烈任命劉秉忠負責大都的建都事宜。首先，劉秉忠選擇了更加接近中原腹地的中都（即大都）建設都城，其次，大都建城的模式是宮城、皇城、外城的三重結構，而這一結構是中原歷代王朝的都城建設模式，再次，元大都的建設體現了《易經》中“法天象地”的原則，也就是說，地上的山川河流地勢都和天上的星辰有對應關係，而大都也同樣體現了這一點。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元大都有一門叫做“厚載門”，就是取自我們所熟知的《易經》中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其實，總體來說，忽必烈在國家建制上是完全照搬的中原王朝的傳統，主要以金朝為標準，同時，這也可以看作是忽必烈對蒙古帝國的一大改造，即從遊牧文明性質的蒙古汗國轉變為農耕文明性質的元朝。

忽必烈也熟知中國的歷史，忽必烈藩邸一位重要的儒臣許衡就在《時務五書》中說：

“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

《元史》記載，忽必烈對許衡的這番建言的表現是“帝嘉納之”。

二 文化建設

忽必烈之所以能有如此之深的漢學修為，離不開他身邊的一大批儒臣，除了前面說到的劉秉忠、許衡之外，還有姚樞、竇默、王鶚、商挺、郝經等人。在元史研究中，這些人經常被稱之為“金蓮川幕府”，也就是忽必烈在潛邸時收攏的一大批漢族儒臣。

這些儒臣很多都是金朝遺臣，是飽學詩書之人，他們對忽必烈的統治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這批漢族儒臣就給忽必烈制定了“廣招天下英俊，講論治道”的用人政策。

臺灣著名元史學家蕭啟慶先生曾說：

“他們啟迪了忽必烈的漢化思想，盡力協助他重建漢地作為他個人的政治資本，並且進一步壓制蒙古本位主義的反動而建立元朝。忽必烈固然是這一幕歷史的主角，而真正的導演卻是‘藩邸舊侶’！”

這裡的“藩邸舊侶”其實就是我們這裡說的“金蓮川幕府”。

而在忽必烈統一南宋的過程中，忽必烈還大批地收納宋朝遺民，並且還推崇了程朱理學，一方面是忽必烈深受漢化的緣故，另一方面是為了籠絡江南的宋人。

為了推行儒學，忽必烈於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設立國子學，成為宣揚儒學的重鎮，更成為宣揚程朱理學的重鎮。

三 經濟建設

有人可能會好奇，經濟建設怎麼能證明一個王朝是否漢化呢？事實上，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經濟形式是真正反映文明性質的，比如，如果是遊牧文明性質，那它的經濟形式就是遊牧經濟，並且會持續發展遊牧經濟，但如果是農耕文明性質，那就必然會重視農業生產、水利建設這些。

現在很多人總是宣揚“崖山之後無中國”以及“元清非中國論”，認為元朝是徹底黑暗的，元朝讓中國社會徹底倒退，但是學者李幹就在《元代社會經濟史》中說到：“元朝取代宋朝，不是什麼歷史的倒退……元代整個社會生產力不是停滯不前，而是向前發展的。”

至元十年 (1273年)，忽必烈下詔，命司農司在全國頒行《農桑輯要》，這可以說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一部官修農書了。而《農桑輯要》頒行的目的，就是為了指導全國的農業生產，可見，忽必烈很重視農業，農業是農耕文明的立國之本。

此外，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一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元朝的歷史上出現了非常多指導農業生產的書籍。

而在江南地區，棉花開始大面積推廣，其中的關鍵人物就是黃道婆。不要小看了這一事件，黃道婆對棉花紡織的革新，讓棉花開始真正成為華人穿衣的主要原料。故而，美國哈佛曆史學者黃宗智，將這一科技革新稱之為“棉花革命”。

說這些其實說的有些遠了，和忽必烈本人也沒有直接的聯絡，但是，我這裡想表明的是忽必烈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尤其是他對農業經濟的重視和發展，這一點是他漢化的深刻表現。

我摘錄一段《元史·食貨志》上的記載：

“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為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為卿。司農司之設，專掌農桑水利。仍分佈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

這段文獻材料深刻表明了忽必烈對農業的態度。

談幾個細節

忽必烈即位時頒行的《即位詔》中曾反思祖宗基業，評價其為：“武功迭興，文治多缺”，於是他宣佈“祖述變通，正在今日”，這份詔書很明顯地表示自己要脫離蒙古本位立場，與固守蒙古草原的阿里不哥劃清界限，表明新政權要參用中原王朝的傳統體制，以改變“文治多缺”的局面。

次月建元中統時，他的建元詔書中提到要“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製。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這封詔書中明確強調新政權的正統地位。

至元八年建國號為大元的詔書中這樣寫道：“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於是宣佈“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從這些詔書來看，忽必烈打算率領他統治的國家接受中原傳統文化，加入傳統王朝序列，這種決心可以說是非常明確了。

有人會說這些詔書肯定是漢族文人撰寫的。雖然如此，但詔書內容的大體方向應該得到元世祖的認可，並非空表姿態。

除了詔書之外，元朝繼承中原傳統最重要的表現即採用傳統制度，忽必烈的中統建元詔中有“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的內容。所謂“內立都省”即在中央設立中書省，其名來自隋、唐“三省六部制”中的中書省，“外設總司”指的是當時設立的燕京路宣慰司和十路宣撫司。宣慰和宣撫之名亦來自唐代，而宣撫司制度則來自金朝後期。

可以看到，世祖始一即位，所設立的主要制度都仍採用了金代所繼承的唐代傳統架構。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在千年傳承中早已凝固於制度之中，元朝接受了這套制度，自然就採用了儒家的理念來治國。

忽必烈和漢文化的關係，是非常深厚的，這種深厚不一定是要“漢化”，就是把一個蒙古人變成漢人，比如說漢語、穿漢服之類的，讓他看起來像一個漢人，而是讓一個蒙古人接受漢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認同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傳統，把草原認同轉換成中原認同，這才理解忽必烈的接受漢文化的關鍵，事實上，忽必烈從來都沒有從一個蒙古人變成漢人，他的漢文化水平其實也不高，他的漢文閱讀能力就很一般，但是他認同黃帝、堯、舜、夏、商、周、秦、漢的歷史傳承，認為自己是接續了這樣的“歷史”，他自己成為蒙古人的大汗和中原的皇帝，依據的是漢文化的歷史傳統。

忽必烈之所以能成為“大汗”或者“皇帝”，從蒙古人的草原文化傳統來說，是非法的，他不是由“quriltai”這樣的蒙古傳統大會推選出來的最高領導人，事實上他是利用自己管治漢地，有錢有人，硬搶來的汗位（皇位）。他在蒙古文化傳統中的皇位，沒有任何合法性，這也就是為什麼元朝建立以後，真正意義上的蒙古帝國就分裂的根本原因，因為以“中國”歷史傳統和文化認同來“建國”的元朝，是無法得到蒙古正統精神的承認的，四大汗國汗國從心裡就認為忽必烈的皇位來路不正，雖然有時迫於他的“強大”而不得不表示承認，但全體蒙古貴族跟他再也沒有了“凝聚力”，各走各路是必然的。

要證明忽必烈接受漢文化，他的“即位詔書”最能說明問題，這個詔書當然是漢人文人幫他起草的，但“意思”卻是忽必烈，沒有皇帝的授意，文官們是不能亂寫的。事實上，詔書這種東西，本來就是漢文化的，蒙古傳統根本沒有這樣的“詔書”，只是使者拿著大汗的信物，然後口頭傳諭罷了，蒙古滅金，佔領中原以來，才開始有了詔書這種東西的，另外皇帝的詔書，都不會是皇帝親自寫的，事實上，就是漢人皇帝的釋出的詔書，也都是由皇帝授意，然後由文官起草的，皇帝親筆寫詔書，反倒是非法的，因為沒有經過中書門下的程式，屬於“批條子”。宋徽宗就最喜歡用親筆寫詔書，結果被罵得最慘！

忽必烈的即位詔書說的他之所以能夠當皇帝的理由，就是：

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

你看，這完全是漢文化的嫡長子繼承傳統，但這卻是他可以當皇帝的惟一理由，因為蒙古傳統中，根本沒有所謂的嫡長子繼承製，甚至也沒有“皇位”的繼承法，首領都是由“quriltai”這樣的蒙古傳統大會推舉，而大汗的財產可以由幼子來繼承，注意，幼子只能繼承大汗的財產，不能繼承大汗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元朝”的出現，本身就是對蒙古傳統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