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留學無疑首先是一種人生經歷，這種經歷是你一直呆在國內沒法體驗的。留學不僅僅是學知識學技術，也是瞭解、融入西方社會的一條重要通道。學習之外的東西，對於留學生個人形成完整的人生觀、世界觀以及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現代社會的資訊已經非常發達，你可能覺得在媒體、網際網路上可以瞭解到發達國家的一切，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國外是如何生活的。但是這種想象絕對與你實際在國外生活是兩碼事。呼吸清新的空氣，體會人文的關懷，這將是你在國內無法效仿、無法品味的一種經歷。就象我們看過無數次電視劇場景中的戀愛故事，可是隻有我們實際經歷了愛情，自己才能體會到其中的精彩與無奈。留學生活會極大地開闊你的視野、真實體驗多元文化、鍛鍊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坦然面對勝利和失敗的心態，並且有助於你以更全面的眼光理解人性和社會，還會讓你更加關心和熱愛我們的祖國。　　第二，語言。在中國學英語，也許對付一些考試（包括雅思，託福等）分數可能很高，但是運用語言的能力在國內的環境下比較難以突破。當然，這樣說是合理假設你在國外是與當地的老師、同學和社會有充分的接觸與交流，而不是整天與中國同學呆在一起的。　　第三，如果你想在國外執業，那麼你只有選擇拿國外的學位。二是在中國，報考研究生時大多仍然要求有本科同專業的背景，而去國外讀碩士則比較靈活，不需要學術考試，而且轉專業比較方便。比如，英文專業的畢業生可以申請會計、教育、傳媒甚至IT專業——這在國內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出國是1991年。帶著山東龍口一村辦農民企業家去瑞士拜訪客戶。當時這位企業家四十多歲、一句外語不會說，從來沒有出過國。我二十多歲，雖然在廣交會上與要拜訪的瑞士客戶做成了一筆買賣：把這位農民企業家的產品出口到了瑞士，但對於瑞士沒有多少概念。

我與瑞士客戶約好了見面時間（星期一）。買完機票馬上發傳真通知客戶：我們週日晚上六點飛到蘇黎世機場，請接機並幫助預訂賓館。結果直到我動身前都沒有收到對方的回覆。那時我仍堅信對方一定能到機場接我們。

結果當我們飛到蘇黎世機場並順利通關後，發現沒有任何人來接我們，最後只好在蘇黎世機場自己解決住宿、交通問題。

好在蘇黎世國際機場大廳的蘇黎世地圖上，各種星級賓館都在自己所在地圖的位置上設立了一個按鈕，根據按鈕上的索引，可以看見這個賓館的名稱、星級、價格。只要按下這個按鈕，拿起地圖旁邊的電話機，電話就能自動接入賓館總機，不需要你付費。於是我成功地訂到了一個三星級的賓館。在這些過程中，這位農民企業家雖然幫不上什麼忙，但一旦我弄明白告訴他如何操作後，他馬上就會了。

入住了賓館吃過飯後，我從手提箱裡拿出我的筆記本，找到商務處的電話，給商務處打了一個電話。一是通報了我與農民企業家已到達蘇黎世進行商務訪問，二是問明白了從蘇黎世去客戶所在的WINTERTUR怎麼走。商務處的同志告訴我，到蘇黎世火車站乘坐火車去就行。每天有很多車次。

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蘇黎世中心火車站，沒有找到人工售票視窗，只見到處是自動售票機。只好硬著頭皮研究了一番，再看老外是怎麼操作的，也很快弄明白了。當時每個自動售票機頭頂上都放了很多火車時刻表小冊子。我拿下一本查到WINTERTURE那頁，整頁都是從蘇黎世火車站發車到WINTERTURE的時刻表。選好乘坐的時間點，然後根據機器上的提示，照葫蘆畫瓢操作就可以了。整個過程那位農民企業家都在我身邊看著。我們離開時，特意拿了2份火車時刻表，一份交給農民企業家，把印有WINTERTURE的那頁折起來，告訴他這就是我們就去的地方。這個小動作後來幫他解決了大問題。

火車開了40分鐘就到WINTERTUR火車站了。出了車站先到旁邊一家銀行，把我帶的一張5000面值的瑞士法郎換成小票，然後再複製蘇黎世機場的程式聯絡上一家賓館，打出租車來到賓館。入住後我把另外一張5000面值的瑞士法郎交給這位農民企業家，要他身上也帶點錢，以備萬一。當時購買外匯需要出口指標，不是你有人民幣就能買的。而出口指標掌握在我們外貿公司手裡，是能賣錢的。農民企業家要想買外匯只能到黑市花高價購買。

當時入住的這家賓館的房間鑰匙管理規定，給了我們很深印象。房間鑰匙上特意栓了一個大銅板，根本無法放進口袋裡。賓館規定：房客離開賓館時要把鑰匙交到服務檯保管。回來再向總檯報房間號，服務員再把鑰匙給顧客。這個制度後來也幫了農民企業家的大忙。

見了客戶後，我們決定第二天退房、把2個大行李箱先寄存在這件賓館，我們去伯爾尼、日內瓦後再回來取，最後從這裡去蘇黎世機場回國。

第二天一早我們到了WINTERTUR火車站，駕輕就熟地買了去伯爾尼的火車票。進了火車站後發現站臺上空無一人。我們從蘇黎世火車站來WINTERTURE的時候，蘇黎世車站站臺上車的人很多，車廂裡幾乎都坐滿了。當時是問了老外、跟著他們一起上的車。但現在WINTERTURE火車站空無一人。站臺上只有那種機械式的火車進站時間指示牌，就是機場的進出港航班電子顯示器被廣泛運用之前，用過的那種機械式、靠不斷翻牌來指示時間那種指示器。火車即將進站之前，指示器亮出了這個時間點就是即將進站的火車，指示器上沒有車次名稱，沒有從哪到哪兒的指示，只有時間。我當時還是以國內的經驗來猜瑞士火車進站的情況。覺得只有看到了火車車廂上掛著從哪到哪、車次的指示牌後才安心。但是瑞士的車廂上根本沒有這種指示牌，車站站臺上的指示牌只有時間資訊。WINTERTUR的站臺上又不像蘇黎世的站臺，連一個問話的人都沒有。

火車進站後，我們猶豫了一番後還是上了火車。車廂裡仍是一個人沒有。坐了一會後發現站臺上進來一名老婦人。農民企業家就要我問她一下。由於火車的車窗密封得很嚴裡邊說話外邊聽不見，我只好下火車去問。剛得到確認就是開往伯爾尼的車正要上車時，火車的氣動車門突然關上了、火車開始啟動了。於是我拼命地對這位農民企業家喊“這趟車就是去伯爾尼的，我乘下個去伯爾尼的車到伯爾尼找你。。。”。我的手提箱落在車上了，幸好錢、護照、車票在身上。

我乘坐下一班火車到了伯爾尼火車站後，沒有發現這位老兄。到火車站警察局說明情況，要他們幫助找一下。結果人家只是登記之後要我等。我等了一陣子再去問結果，結果仍是等。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找了沒有。於是決定到蘇黎世火車站找。下車之後偌大一個火車站找了個遍，還是沒有找到。於是又把伯爾尼的流程走了一遍，結果警察局還是那個德性。就是要我等。仍是不知他們到底找了沒有。無奈我又回到WINTERTUR去找。回到我們住過的賓館問前臺，問見沒見到我的那個夥伴，服務員說沒有。我想在這個賓館住下等，結果賓館沒有房間了。我只好找了另外一家賓館住了一晚。

第二天先到火車站看了一眼，沒有，又到蘇黎世、伯爾尼跑了一個來回，還是沒有，最後再回到最先住過的那個賓館去問。剛開口說了幾個詞，突然發現農民企業家老兄從賓館樓梯下來正向賓館前臺走來。兩人見面真是欣喜若狂。

原來這位一句外語不會、從沒出過國的、土生土長的農民企業家經歷了一段有趣的歷險。他告訴我：

雖然沒有聽清楚我說的話，但是從我的表情、動作，猜出我的意思就是要他到伯爾尼再下車。所以他就安心地坐著了。就是碰到檢票員來查票時，用手指著火車大門方向跟他說他聽不懂的話，他也堅決不走。堅持要到伯爾尼下車。結果火車到了蘇黎世火車站後，發現有大批乘客從別的車廂下車了，他有些慌。覺得檢票員的意思可能是告訴他車次坐錯了？於是他決定拿著手提箱先下車去看看。結果發現火車前邊沒有鐵軌了。他認為沒有鐵軌火車還怎麼走？肯定是車次坐錯了。肯定是他把我說的話理解錯了。於是決定回WINTERTUR找我。

他出了火車站上了一輛計程車，拿出我給他的那個火車時刻表小冊子，指著WINTERTUR那頁，計程車司機立刻就明白了，高高興興拉著他就走了。一到WINTERTUR火車站，他拿出我給他的那張5000面值的瑞士法郎給司機，司機嚇得直搖頭。於是他指了指車站旁邊的銀行，司機就明白什麼意思了。他下車到了銀行，把這張大票遞進視窗，用拇指在食指上摩擦，銀行職員馬上明白什麼意思了，給他兌換成小面值貨幣，他順利地付了計程車費。

WINTERTUR地方很小，他從火車站走到我們住過的賓館，直接向前臺要我們住過的房間鑰匙，服務員還真給他了。他認為我一定會到賓館找他。於是就在賓館等我。

我問：我也到賓館找你了。賓館說你沒回來。當我問賓館還有沒有空房，我要住的時候，賓館說沒有啊。你怎麼住進去的？

他說：那天真是巧了。我們退房後，我們住過的房間、還有其他4個房間被瑞士人定了，用來招待廣東省輕工進出口公司的人。我們走後、他們就入住了。結果他回到賓館向前天服務員要房間鑰匙的時候，前臺服務員可能是分不清楚華人的面孔的緣故，就糊里糊塗把房間鑰匙給他了。結果到了晚上11點廣東人回來敲門，他才知道這場誤會。也多虧是華人，他能向他們解釋清楚，於是廣東人就要他自己住下了。

第二天他見我還沒回來找他，就著急了。把我的手提箱打開了。看見我的那個記著商務處電話的筆記本了，於是就用房間裡的電話給商務處打了電話。商務處的同志要他到前臺看看我們寄存的2個大行李箱還在不在。結果他正下樓的時候看見了我。

於是我到了房間向商務處的同志說明了情況。兩人高興得不得了。

第二天我們再去伯爾尼乘坐火車的時候，我發現了檢票員要他下車的原因。原來我們在自動售票機買的是二等車廂的座，但是坐到一等車廂裡了，檢票員是要他到二等車廂去，不是要他下車。當時國內的火車的硬座車廂沒有這種分類。我們雖然看見了車廂上寫的1，但是沒有明白它代表的意思。

我們在瑞士共呆了十天。其餘時間裡我與我的這位農民企業家，吃、住、行都沒有問題了。

現在中國的基礎設施發達程度已經與國外沒有多大區別了。我的孩子在上海讀了四年大學，她去美國留學的時候，我當年遇過的上述問題對她來說已經都不是問題了，並且已經把她學校所在地——相當於我們的一個省會城市——稱為“村子”了。而且國內移動支付的發達程度遠遠高於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

那麼剩下的您提到的“國外經歷”還能是什麼呢？我覺得可能就剩下與人打交道的經歷了。這個問題，我問過我曾經的老闆——一個與海外有錢有勢的政客、大亨打過二十多年交道的華人：“你打過交道的各華人當中，你覺得哪華人最難打交道？”

他毫不含糊地告訴我：“華人！想都不用想！”。

我的經驗也是如此。這裡不是說華人狡猾，而是說華人能變通。對此您這要看看國外的新聞，您就會發現他們的思想狀態與我們1977年前非常相似，一根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