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政府對於去世官員的喪葬賞賜除了棺槨、印綬、賻錢、車馬等之 外，還包括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即葬地的賞賜。關於葬地賞賜，西漢時期與東 漢時期各自有著不同的內容與特點。

西漢的葬地賞賜

西漢時葬地賞賜的物件多為公卿大臣。葬地一般賜贈於郡縣之地，極為尊寵者則陪葬於帝陵附近。但這些陪葬墓一般都是單獨埋入，而不是以族而葬。如蕭何、曹參、周勃等人為朝廷重臣，死後得到國家賞賜葬於漢高祖長陵附近；衛青、 霍去病、金日磾等人為西漢政權的鞏固與穩定立下了汗馬功勞，死後得以葬於漢武帝茂陵附近。衛青冢如廬山，霍去病冢如祁連山。《漢書•衛青傳》載：

“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起冢象廬山雲。”

《漢書•霍去病傳》載：

“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

除此之外，對於德高望重的朝廷大臣，還可以由其自選冢地， 然後由政府賜予之。如《漢書•張禹傳》：

“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 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 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 遊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

但這種賞賜並不是固定的，只是政府對於重要的朝廷大臣才會給予的賞賜，因而並不是多數官員卒後能夠享受到的待遇。

東漢的葬地賞賜制度

與西漢類似，東漢時官員卒後的葬地賞賜與喪葬物的賞賜也有很大區別，葬地賞賜並不是固定的，而是特別的賞賜，受賜物件多為生前有特殊勳勞之人。據 《後漢書》記載，東漢時獲得葬地賞賜的三公、太傅只有牟融、胡廣、伏恭、楊秉等人，由此可見，東漢政府是不輕易給予三公、太傅葬地的。除此之外，東漢國家對於三公以下官員的葬地賞賜也有著嚴格的規定，國家賜予去世官員葬地的 主要目的是為表彰其生前的傑出作為和優秀品德。

如《後漢書•儒林下•高詡傳》:

“（高詡）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高詡生前擁有十分高尚的品格，因此政府賜贈其葬地以示表彰。除此之外，東漢 時葬地賞賜的物件不僅包括二千石官員，還包括秩級比兩千石、千石官吏。例如 《後漢書•溫序傳》：

“（溫序）建武六年，拜謁者，迀護羌都尉。序行部至襄 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 殺，無令須汙土。’璲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

溫序殉職時任護羌都尉，秩級為比兩千石。為表彰他的忠烈行為，朝廷決定賞賜其葬地。從東漢國家對於秩級比兩千石、千石官吏的葬地賞賜中同樣可以看到這一時期對於官員的葬地賞賜並不是固定的，多為特別的賞賜這一特徵。官員生前對於國家的貢獻或其特殊的身份及優秀品質是其卒後得到國家葬地賞賜的主要原因，對於官員而言，政府賜予的葬地是 對其生平的肯定，是至高無上的殊榮。

東、西兩漢葬地的不同

兩漢時期，葬地的賞賜不僅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而且其被政府劃分為不同的等次，葬地賞賜中最高等次者即陪葬於帝陵附近。如蕭何、曹參的墓在長陵東司馬門外大道之北；長陵東北方向的周勃、周亞夫父子的墓；茂陵陪葬墓中著名的有衛青、金日磾、霍去病等人的墓。又如《後漢書•胡廣傳》載：

賜冢塋於 原陵。”

而東漢時期，低於“陪陵”的，則是將去世官員的葬地賞賜在國都洛陽附近，

如《後漢書•卓茂傳》載：

“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後漢書•郭伋傳》：

“建武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吊，賜冢塋地。”

東漢政府賜予去世官員的冢地除了在洛陽附近，還有葬於河南縣的情況，例如《後漢書•張皓傳》載：

“陽嘉元年，復為廷 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

由此可見，東漢時期不同官員葬地賞賜的差異性是十分明顯的，但不論是哪一種葬地賞賜都是政府與國 家尊重去世官員地位的一種表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義。

總結

在漢代的喪葬賞賜中，葬地賞賜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兩漢政府將葬地賞賜與官員的功績以及其個人的德行相結合，使得獲得葬地賞賜的亡故官員取得了一 種特殊的榮譽。不僅如此，葬地賞賜能夠充分體現出提高亡故官員喪禮規格的重要意義。

綜上可知，漢代政府對官員卒後的喪葬賞賜，無論是喪葬賞賜的物件，還是喪葬賞賜物的種類和數量方面，西漢與東漢都各自有著一定的特點。西漢喪葬賞賜範圍僅限於國家重臣、公卿以及二千石官吏，東漢賞賜範圍擴大，並且有了較為具體的規定。在賞賜物的種類與數量方面東漢較西漢而言也有所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漢代政府對官員的喪葬賞賜制度的發展，同時也是漢代政府與國 家對於官員重視程度不斷強化的一種表現，有著一定的政治意義。

以東漢為例做簡要說明。

在東漢喪葬活動中，葬地的賞賜是很重要的一項。

在文獻記載中，將東漢賞賜葬地稱為“賜冢塋地”，也稱為賜“冢田”。

東漢葬地賞賜表現兩點特殊性：一是當時葬地賞賜不是按照等級序列而進行的賞賜；

二是東漢賞賜葬地不是固定的，都是特別的賞賜。

賞賜外戚、功臣葬地。

《漢舊儀》：記載“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後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由於外戚與皇帝有親緣關係，自然要賞賜他們葬地以便使他們亡故後能夠安葬在洛陽。

但功臣的情況則與外戚不同。從東漢前期雲臺閣三十二將來看，據《後漢書》中的記載，獲得葬地賞賜的功臣只有鄧晨、來歙（xī）、鄧禹、吳漢、祭遵五人。很明顯，東漢並沒有使大多數功臣獲得葬地賞賜。

賞賜太傅、三公葬地。

據《後漢書》記載，獲得葬地賞賜的太傅 、三公只有牟融、張酪、胡廣、楊秉、伏恭、張皓六人。這說明，東漢國家是不輕易賞賜太傅、三公葬地的，只有在生前有特別勳勞者，才能夠獲得葬地的賞賜。

二千石以上的官員賞賜葬地。

《後漢書》記載召馴因為生前曾經做過漢明帝的侍講而獲得葬地。高詡因為高潔的品德而獲得葬地。這些事例說明，東漢給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員葬地的賞賜，一般都是因為他們生前與皇帝有特殊關係、或者具有特殊的事蹟。

千石官員賞賜葬地

《後漢書 ·宦者列傳》：“(徐)璜卒、賻（fù）贈錢布，賜冢塋地。”徐璜生前為中常侍、秩級只有千石。他能夠獲得賞賜，是因為他同單超等人一起協助漢桓帝除掉大將軍梁冀的緣故。

《後漢書》：“(郭鎮)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郭鎮獲得葬地賞賜時，已經被免職。不過，由於郭鎮生前曾經與中黃門孫程等一起誅殺江京、陳達而擁立了漢順帝，因此，順帝恩賜他能夠獲得葬地。

東漢不僅極其重視葬地賞賜，並且還將葬地賞賜劃分不同等次。

最高的葬地賞賜是將塋地賜在皇帝陵或者皇后陵附近。《後漢書》載，胡廣“賜冢塋於原陵”。原陵為光武帝陵。賞賜葬地在皇帝陵，或皇后陵附近，正是給予這些亡故者的極高的寵遇。所以，文獻中也就將這種賞賜稱為“陪陵 ”。

低於“陪陵”的，則是將亡故官員的葬地賞賜在洛陽附近，俗話說“生於蘇杭，葬於北邙”，正說明葬在洛陽也是一種無上榮耀。

綜上所述，東漢國家的葬地賞賜是不受等級序列約束的，這種賞賜的物件，完全是依據國家的需要確定的。東漢國家將外戚、功臣、三公以及千石以上的官員都納入到這種賞賜的範圍內。

當時國家實行葬地賞賜的目的，就是要對亡故官員生前的事蹟給予特殊的褒獎，因而，這也就是一種很難獲得的賞賜。

古代在封建社會制度下，無論是生老病死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尤其是漢朝獨尊儒術，因為西周的社會制度《周禮》的破壞，導致了禮樂崩壞的時期，後來孔聖人按照傳承重新定義《周禮》，孔子恢復的《周禮》對漢朝自然是影響非常的大，

漢代初期，依據死者在生期間和皇帝的嫡庶親疏關係、官位高低、功勳大小給與不同的待遇，劉邦特別允許皇親貴胄可以陪葬帝陵，賜葬地和葬具等，並允許其子孫沿襲附葬，算是作為對有功之臣的恩賜。劉邦作為開國皇帝，其手下的功勳之臣自然不在少數，加上皇親貴戚、後宮妃嬪陪葬長陵，東西延綿達15裡，漢朝帝陵的陪葬模式基本定下了。

再以漢景帝的陽陵為例，陽陵總面積3.5平方公里，早期墓葬34座，中晚期墓葬達5000餘座，這是因為漢景帝也在陽陵司馬道兩側設了陪葬區，朝廷的上層人物基本都能葬入陽陵墓，《漢書》“五官之下，葬司馬門外”。陽陵早期30餘座陪葬墓園墓主級別高，是真正意義上的陽陵陪葬墓園。

陪葬墓冢的形狀、大小、排列都是有尊卑順序的，而樂靠近帝陵的墓主人地位越高，和皇室的關係越密切。而且賜葬地不僅僅是給死者的服務，同樣也是提升死者後人地位的一種方式。

《漢書》有記載獲得葬地賞賜的有：金日磾、霍光、霍去病、李蔡、夏侯勝、李夫人、平陽公主等，實際上漢成帝時，曾釋出詔書"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所以漢朝獲得葬地賞賜的並不在少數。

軼事

據《漢書》記載，李蔡曾經獲得漢景帝賜給他的20畝陽陵墓地，李蔡是個狠人，武帝元朔三年，在陽陵偷了三頃賣給別人，賣了四十多萬，又偷了陽陵神道邊緣的1畝地建他自己的墓葬，結果被人家舉報了，本來是要入監獄的，但李蔡羞愧自殺（是不是自殺就不知道了），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皇帝賞賜的墓地有多珍貴。之所以那麼珍貴我們前文提到的體現地位拉近和皇室的關係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風水，古人都信風水，皇帝的墓葬風水自然是請了最好的風水術士看過的，越靠近皇陵的地方風水就越好，李蔡偷墓地反應了陪葬墓園的等級森嚴，墓地賞賜也是古代封建制度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