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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使用者2398566776686

    伯夷叔齊究竟值不值得稱道,這件事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凡看一件事,如果僅僅看到了黑暗,那麼你的內心就更難有Sunny照進去,我們只有去挖掘一件事中的積極意義,才對於我們是有所裨益的事。

    司馬遷所著《史記》中把《伯夷列傳》作為列傳第一篇目,可見司馬遷對其的看重,正所謂開篇立論,立論的低調也就在於此,而在這裡引用了大量孔子的看法,可見作為儒家學者司馬遷還是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不過司馬遷也透過自己的筆觸,闡述了自己的對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報應論的駁斥,哪有什麼報應呢?惡人受到懲罰,善人收到讚揚,取決於社會風氣和規則,而不取決於天命。

    啟示一:做人要有原則,論事要有依據。

    在《史記·伯夷列傳》的開篇,司馬遷就提到了一個問題,就是提筆論事要有依據,學識淵博的學者,儘管他們閱讀過的書籍極多,但在下筆之前,還要從“六藝”中查詢考證得可信的證據才行。

    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史記·伯夷列傳》

    由此我想到在上學的時候寫文章,總要寫上幾句某位名人曾經說過,實際上,名人是否說過這些話,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寫上名人曾經說過,就會強化自己論述觀點的說服力,讓大家更加信服我所說的話,這就是所謂的“引經據典”的作用吧。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餘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伯夷、叔齊是心胸寬廣的人,因此他們不記舊恨,也沒有什麼怨言。”又說:“求仁而得到仁,又有什麼怨言呢!”司馬遷認為從伯夷、叔齊留下的詩中,可以看到孔子所說是有一些不妥不實之處的,這說明司馬遷對孔子所說的話有所懷疑的。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華人立其中子。——《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君想立叔齊為繼承人,但是因為伯夷是兄長,這麼做並不符合規矩。等到孤竹君去世後,叔齊把國君之位讓給了哥哥伯夷,但是伯夷並不接受,他說:“父親的命令是由你繼承君位,而不是我,父命不能違抗。”於是伯夷就逃走了。叔齊也不願意做君主,因此也離開了國家。於是華人們擁立了孤竹君的另外一個兒子做君主。

    國家是重託,國君則肩負了治理國家的責任,伯夷叔齊都不願意擔任國君,一方面可以說是他們遵從父命,是做到了齊家和修身的君子。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是他們只注重了修身和齊家,而把治國和平天下的責任放在了腦後。君子最看重的品質是擔當和責任,修身和齊家是基本要求,治國和平天下則是社會責任。

    啟示二:從伯夷叔齊對武王的直諫,批判繼承忠孝之論。

    對於伯夷叔齊對武王伐紂所持觀點,我認同孝的說法,但不接受忠的說辭,時代的侷限性和認識的偏差,讓我們可以批判性繼承前人留下財富的同時,摒棄其中的糟粕。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史記·伯夷列傳》

    正在這個時候,伯夷叔齊聽說西伯侯姬昌尊敬老人,於是他們便商定去投奔西伯侯,等他們到達西岐的時候,西伯侯姬昌已經去世了,武王用戰車裝載西伯侯的靈牌,尊西伯侯為文王,向東進發,去討伐紂王。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和叔齊攔住了武王的戰馬,進諫道:“父親死了而不去安葬,卻去討伐別人,這是孝道嗎?以臣子的身份去討伐君主,這是符合仁德的做法嗎?”武王左右的護衛想殺了伯夷叔齊,姜子牙及時制止了他們,並說道:“這兩位是義士呀!”讓人把兩個人扶起來,送走了。

    姜子牙當時阻止殺死伯夷叔齊,並不是認為兩個人說的對,恰恰相反,他並不認同兩個人說的話。但如果殺了伯夷叔齊,豈不是告訴世人,他們不能容下兩個老人的進諫,武王又怎能以有道伐無道,繼承天命而代替殷商呢?因此二人不能殺,殺之則武王就成了不義之人了。為了維護武王的名譽,姜子牙才阻止了武王隨從的莽撞做法。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史記·伯夷列傳》

    武王伐紂勝利之後,天下都歸屬了西周,而伯夷叔齊恥於做周的子民,所以不吃周的糧食,隱居於首陽山中,採集薇蕨吃勉強度日。但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陽山也是周天下的一部分,山上的薇蕨也是周朝的,他們又怎能做到徹底的不做周民,不食周食呢?如果在武王伐紂前,他們直諫屬於義士的話,等武王伐紂成功之後,他們不積極參與到天下治理之中,而要一定要保持自己所謂“不為周民,不食周粟”的義行就有些迂腐了。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伯夷叔齊能夠做到求仁得仁,因此沒有怨恨,但兩人臨死之前所說的話,卻能看得出他們的怨憤之情。他們說:“我們登上首陽山,採集薇蕨來作為充飢的食物,以殘暴代替殘暴,不知道這是一件錯誤的事情嗎?神農虞夏死了之後,我們也沒有可以依附的人了,可惜我們生命已經走到盡頭,將命不久矣!”就這樣,伯夷叔齊兩人餓死在首陽山中。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史記·伯夷列傳》

    太史公司馬遷於是發出了感慨,如果從這件事上來看,伯夷叔齊到底是有怨恨還是沒有怨恨呢?

    啟示三:宿命和報應論根本不存在,所謂天道實際上是人道。

    接著司馬遷引用了《老子》中所說的話,並用伯夷叔齊作為反例,來說明報應論這種論調是沒有依據的,靠老天爺去懲惡揚善也是不可能的。《老子》中說:“上天待人的準則是沒有偏頗的,他總是向著與人為善的人。”但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來說,伯夷叔齊可以說是善人,並沒有什麼邪惡之念,他們積善行德、廉潔自好,但最後卻餓死在山中,這又是如何解釋的?”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史記·伯夷列傳》

    但太史公司馬遷的這種理解,很多人認為有失公允。對《老子》中所提到的這句話,有一種更為合理的解釋是:大自然本來就非常公允,它給人以平等的機會,並沒有什麼親疏之分。

    怎麼理解一句話,主要看作者的心境、認識和他想引用這句話的目的,顯然太史公司馬遷引用這句話的目的,是為了駁斥道家的理論,因此,他所謂的誤解,倒有可能是有意為之。太史公司馬遷為了進一步說明,又舉出了一些例子來支撐自己的觀點。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史記·伯夷列傳》

    司馬遷以孔子的學生顏回作為例子,顏回是孔子最認可的一個學生,但他貧困潦倒,後來竟然貧餓而死。而盜蹠是個殺人越貨的盜賊,他聚集了數千人橫行天下,但是卻可以得到長壽,這就是所謂的上天會善待善人而懲罰惡人嗎?接著司馬遷又以他所處的時代作為例子,說那些橫行不法的人往往能夠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沒見得有不能善終的。而這些循規蹈矩,按照規矩禮儀來做事的人卻往往遭殃,這樣的事很多。由此我想到司馬遷自身的經歷,便是因為替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而被漢武帝處以宮刑,在他身內心中是有極大的怨恨之情的。因此,他蔑視天道之說,他認為天道並不存在,所謂天道即人道,人若不行正道,則無天道可言。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在一起談論事情,道不同的人,自然不能相一起謀劃。”因此,每個人都只是遵從自己的意志行事罷了。也有說:“如果富貴可以求得的話,就算讓我去當駕馭馬車的馬伕,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不可求得,那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就行了。”只有到寒冷的時候,才能知道松柏是最後凋零的,當這個世界的汙濁的時候,高尚的品德才能夠得以凸顯。問題不是他們把什麼看得更重的問題,而是他們專注於做什麼的問題。

    啟示四:順應時勢,依託情境,積極進取,入世有為。

    是求取富貴,還是求道德,這是每個人不同的選擇。有了選擇,並堅持自己的選擇,就確定了原則,有了原則,就可以專注於做事,專注於做事,才能做出成績,不管是求富貴還是求道德,都會有一個令自己滿意的結果。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誇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過:“有道德的人最怕自己死後名聲不被傳揚。”賈誼也曾經說:“貪得無厭的人追求財富,壯烈之士追求名譽,自命不凡者追求權力,而百姓們皆愛惜自己的生命。”同樣明亮的東西,就會互相輝映;同類的東西,就會相互應求。因此雲跟從龍而生,風因虎而成,聖人出現的時候,萬物就會引人矚目。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雖然是賢人,但在得到了孔子的稱讚後,變得聲名更加的彰顯,顏回雖然是個好學之人,但也是跟隨了孔子之後,才能讓自己的德行被人發現和認同。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史記·伯夷列傳》

    隱居起來的賢人,因為不為世人所知,而導致自己的名聲被淹沒,這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嗎?隱士只做到了修身,但因為自己沒有形成影響力,而不能對他人構成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對個人的修行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只有相互促進,才能進一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不是向後倒退。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史記·伯夷列傳》

    作為一個普通的人,如果要追求德行,並弘揚自己的名聲,如果不依附那些名望、地位極高的人,又怎麼能流傳於後世呢?這不正應驗了那句話:“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侍”嗎?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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