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齊究竟值不值得稱道，這件事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凡看一件事，如果僅僅看到了黑暗，那麼你的內心就更難有Sunny照進去，我們只有去挖掘一件事中的積極意義，才對於我們是有所裨益的事。
司馬遷所著《史記》中把《伯夷列傳》作為列傳第一篇目，可見司馬遷對其的看重，正所謂開篇立論，立論的低調也就在於此，而在這裡引用了大量孔子的看法，可見作為儒家學者司馬遷還是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不過司馬遷也透過自己的筆觸，闡述了自己的對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報應論的駁斥，哪有什麼報應呢？惡人受到懲罰，善人收到讚揚，取決於社會風氣和規則，而不取決於天命。
啟示一：做人要有原則，論事要有依據。
在《史記·伯夷列傳》的開篇，司馬遷就提到了一個問題，就是提筆論事要有依據，學識淵博的學者，儘管他們閱讀過的書籍極多，但在下筆之前，還要從“六藝”中查詢考證得可信的證據才行。
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史記·伯夷列傳》
由此我想到在上學的時候寫文章，總要寫上幾句某位名人曾經說過，實際上，名人是否說過這些話，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寫上名人曾經說過，就會強化自己論述觀點的說服力，讓大家更加信服我所說的話，這就是所謂的“引經據典”的作用吧。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餘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伯夷、叔齊是心胸寬廣的人，因此他們不記舊恨，也沒有什麼怨言。”又說：“求仁而得到仁，又有什麼怨言呢！”司馬遷認為從伯夷、叔齊留下的詩中，可以看到孔子所說是有一些不妥不實之處的，這說明司馬遷對孔子所說的話有所懷疑的。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華人立其中子。——《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君想立叔齊為繼承人，但是因為伯夷是兄長，這麼做並不符合規矩。等到孤竹君去世後，叔齊把國君之位讓給了哥哥伯夷，但是伯夷並不接受，他說：“父親的命令是由你繼承君位，而不是我，父命不能違抗。”於是伯夷就逃走了。叔齊也不願意做君主，因此也離開了國家。於是華人們擁立了孤竹君的另外一個兒子做君主。
國家是重託，國君則肩負了治理國家的責任，伯夷叔齊都不願意擔任國君，一方面可以說是他們遵從父命，是做到了齊家和修身的君子。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是他們只注重了修身和齊家，而把治國和平天下的責任放在了腦後。君子最看重的品質是擔當和責任，修身和齊家是基本要求，治國和平天下則是社會責任。
啟示二：從伯夷叔齊對武王的直諫，批判繼承忠孝之論。
對於伯夷叔齊對武王伐紂所持觀點，我認同孝的說法，但不接受忠的說辭，時代的侷限性和認識的偏差，讓我們可以批判性繼承前人留下財富的同時，摒棄其中的糟粕。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史記·伯夷列傳》
正在這個時候，伯夷叔齊聽說西伯侯姬昌尊敬老人，於是他們便商定去投奔西伯侯，等他們到達西岐的時候，西伯侯姬昌已經去世了，武王用戰車裝載西伯侯的靈牌，尊西伯侯為文王，向東進發，去討伐紂王。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和叔齊攔住了武王的戰馬，進諫道：“父親死了而不去安葬，卻去討伐別人，這是孝道嗎？以臣子的身份去討伐君主，這是符合仁德的做法嗎？”武王左右的護衛想殺了伯夷叔齊，姜子牙及時制止了他們，並說道：“這兩位是義士呀！”讓人把兩個人扶起來，送走了。
姜子牙當時阻止殺死伯夷叔齊，並不是認為兩個人說的對，恰恰相反，他並不認同兩個人說的話。但如果殺了伯夷叔齊，豈不是告訴世人，他們不能容下兩個老人的進諫，武王又怎能以有道伐無道，繼承天命而代替殷商呢？因此二人不能殺，殺之則武王就成了不義之人了。為了維護武王的名譽，姜子牙才阻止了武王隨從的莽撞做法。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史記·伯夷列傳》
武王伐紂勝利之後，天下都歸屬了西周，而伯夷叔齊恥於做周的子民，所以不吃周的糧食，隱居於首陽山中，採集薇蕨吃勉強度日。但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陽山也是周天下的一部分，山上的薇蕨也是周朝的，他們又怎能做到徹底的不做周民，不食周食呢？如果在武王伐紂前，他們直諫屬於義士的話，等武王伐紂成功之後，他們不積極參與到天下治理之中，而要一定要保持自己所謂“不為周民，不食周粟”的義行就有些迂腐了。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伯夷叔齊能夠做到求仁得仁，因此沒有怨恨，但兩人臨死之前所說的話，卻能看得出他們的怨憤之情。他們說：“我們登上首陽山，採集薇蕨來作為充飢的食物，以殘暴代替殘暴，不知道這是一件錯誤的事情嗎？神農虞夏死了之後，我們也沒有可以依附的人了，可惜我們生命已經走到盡頭，將命不久矣！”就這樣，伯夷叔齊兩人餓死在首陽山中。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史記·伯夷列傳》
太史公司馬遷於是發出了感慨，如果從這件事上來看，伯夷叔齊到底是有怨恨還是沒有怨恨呢？
啟示三：宿命和報應論根本不存在，所謂天道實際上是人道。
接著司馬遷引用了《老子》中所說的話，並用伯夷叔齊作為反例，來說明報應論這種論調是沒有依據的，靠老天爺去懲惡揚善也是不可能的。《老子》中說：“上天待人的準則是沒有偏頗的，他總是向著與人為善的人。”但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來說，伯夷叔齊可以說是善人，並沒有什麼邪惡之念，他們積善行德、廉潔自好，但最後卻餓死在山中，這又是如何解釋的？”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史記·伯夷列傳》
但太史公司馬遷的這種理解，很多人認為有失公允。對《老子》中所提到的這句話，有一種更為合理的解釋是：大自然本來就非常公允，它給人以平等的機會，並沒有什麼親疏之分。
怎麼理解一句話，主要看作者的心境、認識和他想引用這句話的目的，顯然太史公司馬遷引用這句話的目的，是為了駁斥道家的理論，因此，他所謂的誤解，倒有可能是有意為之。太史公司馬遷為了進一步說明，又舉出了一些例子來支撐自己的觀點。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史記·伯夷列傳》
司馬遷以孔子的學生顏回作為例子，顏回是孔子最認可的一個學生，但他貧困潦倒，後來竟然貧餓而死。而盜蹠是個殺人越貨的盜賊，他聚集了數千人橫行天下，但是卻可以得到長壽，這就是所謂的上天會善待善人而懲罰惡人嗎？接著司馬遷又以他所處的時代作為例子，說那些橫行不法的人往往能夠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沒見得有不能善終的。而這些循規蹈矩，按照規矩禮儀來做事的人卻往往遭殃，這樣的事很多。由此我想到司馬遷自身的經歷，便是因為替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而被漢武帝處以宮刑，在他身內心中是有極大的怨恨之情的。因此，他蔑視天道之說，他認為天道並不存在，所謂天道即人道，人若不行正道，則無天道可言。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在一起談論事情，道不同的人，自然不能相一起謀劃。”因此，每個人都只是遵從自己的意志行事罷了。也有說：“如果富貴可以求得的話，就算讓我去當駕馭馬車的馬伕，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不可求得，那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就行了。”只有到寒冷的時候，才能知道松柏是最後凋零的，當這個世界的汙濁的時候，高尚的品德才能夠得以凸顯。問題不是他們把什麼看得更重的問題，而是他們專注於做什麼的問題。
啟示四：順應時勢，依託情境，積極進取，入世有為。
是求取富貴，還是求道德，這是每個人不同的選擇。有了選擇，並堅持自己的選擇，就確定了原則，有了原則，就可以專注於做事，專注於做事，才能做出成績，不管是求富貴還是求道德，都會有一個令自己滿意的結果。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誇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過：“有道德的人最怕自己死後名聲不被傳揚。”賈誼也曾經說：“貪得無厭的人追求財富，壯烈之士追求名譽，自命不凡者追求權力，而百姓們皆愛惜自己的生命。”同樣明亮的東西，就會互相輝映；同類的東西，就會相互應求。因此雲跟從龍而生，風因虎而成，聖人出現的時候，萬物就會引人矚目。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雖然是賢人，但在得到了孔子的稱讚後，變得聲名更加的彰顯，顏回雖然是個好學之人，但也是跟隨了孔子之後，才能讓自己的德行被人發現和認同。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史記·伯夷列傳》
隱居起來的賢人，因為不為世人所知，而導致自己的名聲被淹沒，這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嗎？隱士只做到了修身，但因為自己沒有形成影響力，而不能對他人構成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對個人的修行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只有相互促進，才能進一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不是向後倒退。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史記·伯夷列傳》
作為一個普通的人，如果要追求德行，並弘揚自己的名聲，如果不依附那些名望、地位極高的人，又怎麼能流傳於後世呢？這不正應驗了那句話：“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侍”嗎？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伯夷叔齊究竟值不值得稱道，這件事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凡看一件事，如果僅僅看到了黑暗，那麼你的內心就更難有Sunny照進去，我們只有去挖掘一件事中的積極意義，才對於我們是有所裨益的事。
司馬遷所著《史記》中把《伯夷列傳》作為列傳第一篇目，可見司馬遷對其的看重，正所謂開篇立論，立論的低調也就在於此，而在這裡引用了大量孔子的看法，可見作為儒家學者司馬遷還是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不過司馬遷也透過自己的筆觸，闡述了自己的對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報應論的駁斥，哪有什麼報應呢？惡人受到懲罰，善人收到讚揚，取決於社會風氣和規則，而不取決於天命。
啟示一：做人要有原則，論事要有依據。
在《史記·伯夷列傳》的開篇，司馬遷就提到了一個問題，就是提筆論事要有依據，學識淵博的學者，儘管他們閱讀過的書籍極多，但在下筆之前，還要從“六藝”中查詢考證得可信的證據才行。
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史記·伯夷列傳》
由此我想到在上學的時候寫文章，總要寫上幾句某位名人曾經說過，實際上，名人是否說過這些話，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寫上名人曾經說過，就會強化自己論述觀點的說服力，讓大家更加信服我所說的話，這就是所謂的“引經據典”的作用吧。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餘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伯夷、叔齊是心胸寬廣的人，因此他們不記舊恨，也沒有什麼怨言。”又說：“求仁而得到仁，又有什麼怨言呢！”司馬遷認為從伯夷、叔齊留下的詩中，可以看到孔子所說是有一些不妥不實之處的，這說明司馬遷對孔子所說的話有所懷疑的。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華人立其中子。——《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君想立叔齊為繼承人，但是因為伯夷是兄長，這麼做並不符合規矩。等到孤竹君去世後，叔齊把國君之位讓給了哥哥伯夷，但是伯夷並不接受，他說：“父親的命令是由你繼承君位，而不是我，父命不能違抗。”於是伯夷就逃走了。叔齊也不願意做君主，因此也離開了國家。於是華人們擁立了孤竹君的另外一個兒子做君主。
國家是重託，國君則肩負了治理國家的責任，伯夷叔齊都不願意擔任國君，一方面可以說是他們遵從父命，是做到了齊家和修身的君子。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是他們只注重了修身和齊家，而把治國和平天下的責任放在了腦後。君子最看重的品質是擔當和責任，修身和齊家是基本要求，治國和平天下則是社會責任。
啟示二：從伯夷叔齊對武王的直諫，批判繼承忠孝之論。
對於伯夷叔齊對武王伐紂所持觀點，我認同孝的說法，但不接受忠的說辭，時代的侷限性和認識的偏差，讓我們可以批判性繼承前人留下財富的同時，摒棄其中的糟粕。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史記·伯夷列傳》
正在這個時候，伯夷叔齊聽說西伯侯姬昌尊敬老人，於是他們便商定去投奔西伯侯，等他們到達西岐的時候，西伯侯姬昌已經去世了，武王用戰車裝載西伯侯的靈牌，尊西伯侯為文王，向東進發，去討伐紂王。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和叔齊攔住了武王的戰馬，進諫道：“父親死了而不去安葬，卻去討伐別人，這是孝道嗎？以臣子的身份去討伐君主，這是符合仁德的做法嗎？”武王左右的護衛想殺了伯夷叔齊，姜子牙及時制止了他們，並說道：“這兩位是義士呀！”讓人把兩個人扶起來，送走了。
姜子牙當時阻止殺死伯夷叔齊，並不是認為兩個人說的對，恰恰相反，他並不認同兩個人說的話。但如果殺了伯夷叔齊，豈不是告訴世人，他們不能容下兩個老人的進諫，武王又怎能以有道伐無道，繼承天命而代替殷商呢？因此二人不能殺，殺之則武王就成了不義之人了。為了維護武王的名譽，姜子牙才阻止了武王隨從的莽撞做法。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史記·伯夷列傳》
武王伐紂勝利之後，天下都歸屬了西周，而伯夷叔齊恥於做周的子民，所以不吃周的糧食，隱居於首陽山中，採集薇蕨吃勉強度日。但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陽山也是周天下的一部分，山上的薇蕨也是周朝的，他們又怎能做到徹底的不做周民，不食周食呢？如果在武王伐紂前，他們直諫屬於義士的話，等武王伐紂成功之後，他們不積極參與到天下治理之中，而要一定要保持自己所謂“不為周民，不食周粟”的義行就有些迂腐了。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伯夷叔齊能夠做到求仁得仁，因此沒有怨恨，但兩人臨死之前所說的話，卻能看得出他們的怨憤之情。他們說：“我們登上首陽山，採集薇蕨來作為充飢的食物，以殘暴代替殘暴，不知道這是一件錯誤的事情嗎？神農虞夏死了之後，我們也沒有可以依附的人了，可惜我們生命已經走到盡頭，將命不久矣！”就這樣，伯夷叔齊兩人餓死在首陽山中。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史記·伯夷列傳》
太史公司馬遷於是發出了感慨，如果從這件事上來看，伯夷叔齊到底是有怨恨還是沒有怨恨呢？
啟示三：宿命和報應論根本不存在，所謂天道實際上是人道。
接著司馬遷引用了《老子》中所說的話，並用伯夷叔齊作為反例，來說明報應論這種論調是沒有依據的，靠老天爺去懲惡揚善也是不可能的。《老子》中說：“上天待人的準則是沒有偏頗的，他總是向著與人為善的人。”但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來說，伯夷叔齊可以說是善人，並沒有什麼邪惡之念，他們積善行德、廉潔自好，但最後卻餓死在山中，這又是如何解釋的？”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史記·伯夷列傳》
但太史公司馬遷的這種理解，很多人認為有失公允。對《老子》中所提到的這句話，有一種更為合理的解釋是：大自然本來就非常公允，它給人以平等的機會，並沒有什麼親疏之分。
怎麼理解一句話，主要看作者的心境、認識和他想引用這句話的目的，顯然太史公司馬遷引用這句話的目的，是為了駁斥道家的理論，因此，他所謂的誤解，倒有可能是有意為之。太史公司馬遷為了進一步說明，又舉出了一些例子來支撐自己的觀點。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史記·伯夷列傳》
司馬遷以孔子的學生顏回作為例子，顏回是孔子最認可的一個學生，但他貧困潦倒，後來竟然貧餓而死。而盜蹠是個殺人越貨的盜賊，他聚集了數千人橫行天下，但是卻可以得到長壽，這就是所謂的上天會善待善人而懲罰惡人嗎？接著司馬遷又以他所處的時代作為例子，說那些橫行不法的人往往能夠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沒見得有不能善終的。而這些循規蹈矩，按照規矩禮儀來做事的人卻往往遭殃，這樣的事很多。由此我想到司馬遷自身的經歷，便是因為替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而被漢武帝處以宮刑，在他身內心中是有極大的怨恨之情的。因此，他蔑視天道之說，他認為天道並不存在，所謂天道即人道，人若不行正道，則無天道可言。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在一起談論事情，道不同的人，自然不能相一起謀劃。”因此，每個人都只是遵從自己的意志行事罷了。也有說：“如果富貴可以求得的話，就算讓我去當駕馭馬車的馬伕，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不可求得，那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就行了。”只有到寒冷的時候，才能知道松柏是最後凋零的，當這個世界的汙濁的時候，高尚的品德才能夠得以凸顯。問題不是他們把什麼看得更重的問題，而是他們專注於做什麼的問題。
啟示四：順應時勢，依託情境，積極進取，入世有為。
是求取富貴，還是求道德，這是每個人不同的選擇。有了選擇，並堅持自己的選擇，就確定了原則，有了原則，就可以專注於做事，專注於做事，才能做出成績，不管是求富貴還是求道德，都會有一個令自己滿意的結果。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誇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說過：“有道德的人最怕自己死後名聲不被傳揚。”賈誼也曾經說：“貪得無厭的人追求財富，壯烈之士追求名譽，自命不凡者追求權力，而百姓們皆愛惜自己的生命。”同樣明亮的東西，就會互相輝映；同類的東西，就會相互應求。因此雲跟從龍而生，風因虎而成，聖人出現的時候，萬物就會引人矚目。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雖然是賢人，但在得到了孔子的稱讚後，變得聲名更加的彰顯，顏回雖然是個好學之人，但也是跟隨了孔子之後，才能讓自己的德行被人發現和認同。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史記·伯夷列傳》
隱居起來的賢人，因為不為世人所知，而導致自己的名聲被淹沒，這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嗎？隱士只做到了修身，但因為自己沒有形成影響力，而不能對他人構成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對個人的修行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只有相互促進，才能進一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不是向後倒退。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史記·伯夷列傳》
作為一個普通的人，如果要追求德行，並弘揚自己的名聲，如果不依附那些名望、地位極高的人，又怎麼能流傳於後世呢？這不正應驗了那句話：“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侍”嗎？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