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的話，是在《漢書 司馬遷傳》中的報任安書中提到：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趙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鹹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攻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主要的資訊有：

1、司馬遷和李陵雖然早就認識，但彼此並不是好朋友（素非相善），也沒有共同的興趣愛好（趣舍異路），交情一般（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

2、司馬遷舉薦李陵，這也是他被下罪的直接原因。即：“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司馬遷舉薦李陵是因為李陵“有國士之風”。

3、李陵之敗前後的朝廷風氣迥異：敗之前，大臣個個祝賀；敗之後，漢武帝食不甘味，大臣各個不敢為李陵辯護。

4、司馬遷上書的直接原因是看見漢武帝心情不好，想要開導讓漢武帝心情好轉：“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

5、司馬遷是在漢武帝召見對答時為李陵辯護的，不是寫書辯護：“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

6、司馬遷對答漢文帝時的觀點是：李陵軍事能力還是很好的（能得人之死力）、雖然戰敗投降但心裡還是效忠漢朝（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投降是迫不得已（事已無可奈何）、總歸是功罪相抵（攻亦足以暴於天下）

7、漢武帝對司馬遷對答的理解是：司馬遷把李陵戰敗的責任推給李廣利，推給漢武帝自己。正是因為漢武帝或李廣利沒有發兵救援李陵，才導致李陵戰敗投降。

現在簡單總結司馬遷關於李陵的這些資訊：

我和李陵並不熟悉，我之所以舉薦李陵是因為我覺他是個國士；李陵戰敗投降之後，漢武帝心情很差，大臣各個都小心翼翼的怕觸犯到；我是因為要開導漢武帝，才有給李陵辯護的想法；碰巧漢武帝召見並問我，於是我就把我的意見和他說了。我對他說李陵這個能力還是可以的，也是效忠大漢的，雖然投降匈奴，也是不得已的事情，總歸是功過相抵；漢武帝認為我這樣說是把李陵戰敗的責任推給他和李廣利，於是將我下獄！！！！！！悲夫！！悲夫！！！

因此，綜合史料，司馬遷被漢武帝下獄原因有三：

1、漢武帝聽說司馬遷在寫《史記》，漢武帝自然就要拿來看，結果發現《孝景本紀》和《今上本紀》中竟然有貶損自己和父親的記錄，於是勃然大怒，讓人削去這些文字，並把這些書簡給仍掉了。這是導火線！

2、司馬遷舉薦李陵。按照漢法，司馬遷是要受到連坐之罪的。

3、司馬遷在對答時認為李陵戰敗是因為沒有救兵。沒有救兵的原因不就是因為漢武帝不發救兵？這才是因為漢武帝發怒的原因。司馬遷認為自己是陳述客觀事實，漢武帝則認為他是指桑罵槐。

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的話語，在客觀角度來說是正確的，但出於漢武帝角度來說，非常的不舒服。和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相同的例子，我想起了魯迅文章中的一個說法：

一個小孩出生擺滿月酒，個個都說這小孩聰明伶俐、生龍活虎、日後升官發財等話語，顯然都不能算真話——因為沒有人能夠保證這個小孩將來真能如此，但有一個人說了百分之百的實話，卻讓主人家勃然大怒：

“這個小孩一定會死！”

有時候，真話很難聽！所以大家多想想司馬遷和漢武帝不同的角度來提議他們的感覺吧。

歷史問題，大都很複雜，不是一個對錯就能完全解釋清楚的。司馬遷為什麼會為李陵辯護，他自己在《報任安書》中說的很清楚。從他自己的解釋中，可以看出兩方面深層次的原因。一是個人性格使然，二是學術思想的影響。明白了這兩個方面的原因，就會覺得，事情本身的對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結果是必然的。司馬遷必然會為李陵辯護，而他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先從性格方面分析。司馬遷本質上是個文人，或者是個學究天人的學者。但他不是一個在關鍵時刻能夠臨機決斷，做出對自己最有利決策的政治家。既然是文人，則必然會有文人的通病，或者說文人的弱點，這就是感情用事，會在許多時候感情戰勝理智，使出不合時宜的事情來。蘇東坡的侍妾朝雲女士曾評價東坡一肚子的不合時宜，此評為東坡所信服，流傳後世。什麼是不合時宜？當大家都認為不應該這樣做的時候，他卻偏偏要這樣做。付出代價，也就理所當然了。

司馬遷為李陵辯護，一是正直重情，感情用事，二是不合時宜。他與李陵雖說同朝為官，是同事，可是他們之間“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他們沒有私人交往。司馬遷對李陵的評價是：“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趙公家之難，斯已奇矣。”就是李陵這樣的一個人，“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於是，司馬遷為李陵做如下辯護：“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鹹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司馬遷不愧是超一流的文學家，李陵作戰的情況他當然是沒看見的，可是，他只用百餘字就把李陵血戰匈奴的情形寫的如在眼前，讓人看了血脈賁張。

李陵的戰績，當然是事實，但是，李陵被俘降敵，也是事實。如果李陵戰死，對大漢王朝來說，雖然是軍事上的失敗，但不影響李陵成為英雄烈士，但現在李陵投降了。這無疑給大漢王朝的軍事和政治上都會帶來不利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站在漢武帝的角度上，是不可能討論李陵之功的。

電視劇《亮劍》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李雲龍的妻子秀芹被鬼子俘虜了。鬼子拿秀芹要挾李雲龍停止攻城。最後，李雲龍親自下令向自己的妻子和城上的鬼子開炮。

秀芹和李陵的遭遇是一樣的。當他們自己的生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產生衝突的時候，李陵選擇了保全自己，秀芹與李雲龍選擇與敵人同歸於盡。

李陵的被俘，就算不用付出生命，其實還有另外的選擇，就是象蘇武一樣，堅決不投降。可是，李陵做不到。他自己在《答蘇武書》中雖有解釋，但面對蘇武，他還是不能不有所愧悔。

李陵既然已經走上這一步，之前的所有功勞，自然是無法再提起了。這時候，罵李陵就成了正確的選擇。於是，舉朝之上，人人罵李陵。看到這種情況，司馬遷文人的同情心油然而生。對那些落井下石之人充滿鄙視，於是，便出面說了幾句公道話。他這樣說的目的也很明白“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既是說，在人人痛罵李陵的時候，司馬遷想告訴漢武帝，李陵雖然有過，但也有功，對他的評價應該是全面的公正的。這樣的想法，體現了他文人的天真。如果漢武帝真的功是功，過是過的評價李陵，如果消除李陵投降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呢？所以，真話不是什麼時間都可以說的。那些落井下石的小人也並不是不知道李陵的功勞，只是他們比司馬遷“聰明”，而司馬遷這時冒出來，正是所謂的不合時宜。至於“沮貳師”之類的罪名不過是一個說詞而已。

對於為李陵功過，司馬遷當然是明白的，並不是說他為李陵辯護了，就認為李陵沒有罪過了。他自己也說：“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以上所說是司馬遷性格的原因，下面再從學術思想上找點原因。從司馬遷父親的《論六家要指》可見，司馬談的思想近於道家，這與漢初黃老之術佔統治地位的政治現實相符合。司馬遷的思想，受他父親影響很大，也是偏於道家。道家與儒家有個很大的不同是，儒家更加強調個人對群體的道德義務。在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要毫不猶豫的犧牲個人利益，成全國家利益。所以，儒家推崇英雄烈士，注重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道家更加註重個體的價值，講求順其自然。全性褒真。不認為個人應該為了國家群體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

在李陵之事發生的時候，已經到了漢武帝的後半期，此時儒家思想已經取代道家思想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漢武帝處理此事時，體現出儒家的價值取向，而司馬遷評價此事的標準，體現出道家的價值取向。因此，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誰對誰錯？永遠不會有統一的答案。看站在什麼樣的角度上。漢武帝和司馬遷都是在歷史上為中華民族做出巨大貢獻的人。他們之間因為立場和觀點的不同，可能會有矛盾，我們做為後人，在評價歷史的時候，不必採取非此既彼的態度。一定要給出個結論，哪方錯了。可能他們都沒錯！

司馬遷為李陵求情是對的但是時機不對。

我們先看看李陵做了什麼。

李陵隨李廣利出征匈奴，分兵5k遭遇8w匈奴軍隊，堅持作戰直到最後一刻，李陵如果此刻自盡報國，那在歷史上肯定又是悲壯的一幕，但是他沒有，他選擇了假裝投降匈奴，等到日後與漢朝軍隊裡應外合。

我們可以知道，李陵的想法是好的，於是司馬遷來為李陵求情。

司馬遷首先說，我和李陵關係一般，不存在偏袒的嫌疑。其次他說，李陵這個人大氣有國士之風。然後他又對皇帝詳細闡述作戰經過，可謂慷慨激烈。

李陵事出有因，司馬遷又言辭有理，那為什麼一個抄家一個宮刑呢？

那就是漢武帝本人，漢武帝是生性多疑的，你司馬遷說李陵沒有過錯，是不是說李廣利有錯呢？李廣利有錯的話那還不是朕用錯人了？居心叵測，敢拐著彎的罵朕！宮刑！

所以，司馬遷為李陵求情是對的，但時機的確不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