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不難解釋啊。

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在級別上是一樣的，都是從一品。

但在位置上確相差很大，兩江總督管轄江蘇、安徽、江西一帶的軍民政務，而直隸總督就不同了，管轄的天津、河北與河南、山東小部分地區的軍民政務，而北京就在直隸省管轄範圍內，地處京畿要地。

所以自康熙帝設立直隸總督之後，權利逐年增大。

直隸總督取代兩江總督，成為清朝督撫中的第一人，始自同治九年，1870年。

在此之前，清朝的疆臣領袖是兩江總督，而直隸總督在八大總督中的地位一般，遠不如兩江總督和陝甘總督重要，僅僅是因為拱衛京師而略顯凸出。

但後來的變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直督成為疆臣第一是因為李鴻章

今天的很多人看這個問題都流於表面，單純地認為直隸總督地位的上升只是因為晚清京畿地區的重要性凸顯和北洋水師的建立，但實際上，直隸總督地位的上升主要是因人成事，是因為李鴻章這個人，而不是直隸總督這個職務。

從1870年天津教案起，至1895年甲午戰敗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止，李鴻章在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任上連續幹了25年，雖然他在庚子之亂後又有一年多擔任直隸總督，但我們所說的晚清直隸總督成為超越兩江總督的存在，主要是指李鴻章這25年的歷史。

李鴻章之掌控北洋，繼而成為疆臣領袖，並不是朝廷一紙任命就一蹴而就，而是一刀一槍打出來，一個又一個條約談出來的。那個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以及後來遍及華北的礦山、鐵廠、兵工廠、電報、鐵路、郵政，往來海上的招商局輪船，真是李鴻章點點滴滴的心血，不是一夜之間從天上掉下來的。

李鴻章以後，有12個人當過直隸總督，但只有袁世凱勉強能與李鴻章比肩，而且無一例外，他們當直隸總督時，直隸總督一職的地位和影響力並不比同時代的兩江總督強多少。

晚清清廷最大的權臣榮祿雖然也強勢把持直隸總督一職，但他的影響力極其有限，僅限於保障京畿一帶的防務，否則根本不會有後來的東南互保一說。

實際上，榮祿這個人，既不懂洋務，也不懂外交，他本人對軍權以外的東西根本就不感興趣。因此榮祿當直隸總督，是倒退回雍正時代了，那時他的專注力集中於羈糜山東、山西兩省的巡撫和他親手組建的武衛軍，他當直隸總督是慈禧太后給自己危機時刻預留的一步先手棋，那時的榮祿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權力被刻意放大的九門提督而已。

其他與李鴻章同時代的所謂朝廷重臣，如王文韶、張樹聲、裕祿之流，在直隸總督任上的作為則如過眼雲煙，與普通的風塵俗吏一般無二，他們任內的直隸總督，其地位一落千丈，被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等再次超越。

天津教案是標誌性事件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這是晚清中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因為那以後不久，曾國藩和朝中的另一位大佬瓜爾佳文祥相繼離世，清廷在辛酉政變後建立起來的文官治國體系開始崩塌，慈禧漸漸專權。

同時，由於天津教案中清廷的清流官員和民間表現出強大而無厘頭的排外情緒，西方列強與清廷因辛酉政變中開明派官員上臺而導致的蜜月期結束，制裁模式開啟，洋務運動和中國政經改革的外部環境開始惡化。

就在這個大背景下，李鴻章一步一步走向權力巔峰。

天津教案之前，曾國藩任直隸總督。當時直隸總督衙門設在保定，而天津最高行政長官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天津教案發生時，崇厚處置不當，曾國藩不得不移駐天津，親自處理，但前期受崇厚誤導，後期對法交涉時又過於軟弱，受到天津百姓和朝中清流的大肆攻擊，以至於曾國藩“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竟一病不起。

這時，朝中的恭親王奕訢和瓜爾佳文祥審時度勢，決定啟用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取代他的老師曾國藩。而彼時的李鴻章並沒有什麼思想準備，他當時一門心思都在剿捻的軍務上，幻想著肅清豫皖一帶的捻匪後能接替兩江總督的職位，為此他都把一手建立的江蘇機器製造局由蘇州遷到了江寧。

恭親王奕訢和文祥當時的這種人事佈局是大有深意的。

清廷當時的對外交涉中，有一個非常大的麻煩，就是各國使臣要按照慣例進京面見皇帝遞交國書，還有大量的外交和通商事務要辦理，而這些都是當時成立不久的總理衙門窮於應付的，他們希望加強地方督撫辦理外交的許可權，替不想見外華人的皇帝抵擋一下。

當時外國使臣非常想見中國的皇帝，但他們只肯鞠躬，不願意下跪。而如果他們不下跪的話，就會折辱中國的官員，因為中國的官員是要下跪的。這是清廷外交工作的第一大麻煩，幾乎無解，即便皇帝自己願意接受國際慣例，清廷的大臣們也不同意。

而恭親王奕訢採取的方法就是擱置爭議，一個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就是授權給地方督撫，讓他們相機辦理，這樣就可以避免皇帝接見外國使臣時禮節上的尷尬。

於是，同治九年，藉著天津教案談判一事，清廷接受法國提出的部分條件，進一步疏通外交管道，設立南北洋大臣，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分別兼任，同時，將直隸總督衙門從保定遷往天津，直隸總督的職責重心由陸防轉向海防。

北洋大臣的全稱是北洋通商大臣，具體職責是接替原來的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牛莊、天津和登州三處口岸。設立北洋大臣以後，將三處口岸所在地的防務也明確交給北洋大臣負責，因此，牛莊所在的奉天（實際為整個東北三省）、登州所在的山東、渤海、黃海，以及輻射的北韓，悉歸直隸總督管理。

首先是外交

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之前，是個統兵打仗的書生，他除了在曾國藩的支援下建立了淮軍之外，沒有任何外交工作的經驗。

天津教案給了他機會。正當他硬著頭皮，準備與法華人好好周旋一番時，在大洋彼岸的歐洲爆發了普法戰爭，法國拿破崙三世率十萬法國軍隊在色當向俾斯麥投降，法國大革命爆發，根本顧不上與清廷計較一個小小的教案了。

可華人不瞭解，連李鴻章和樞庭之上的恭親王奕訢也不甚了了，朝野上下都把李鴻章當成外交奇才，甫一上任，就把將曾國藩這樣的謀國老手都弄的焦頭爛額的外交難題輕易就解決了。

這實際上是給了李鴻章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兩宮太后和朝野上下都認為李鴻章是辦洋務的一把好手，而事實上李鴻章也確實是這方面的人才，他不負所望，毅然擔起了清廷外交重任。從那時起，清廷對外的交涉，絕大多數都以李鴻章為主。

李鴻章辦外交，具有世界級的眼光和格局，在恭親王奕訢退出政壇以後，成為唯一能代表中國與列強打交道的外交官，甚至成為整個西方社會最受尊敬的中國外交家和政治家。當然，也正因為如此，給他帶來了賣國賊的罵名。

李鴻章一生中，一共簽了3000份“賣國”條約，這不是李鴻章要出風頭，實在是滿朝的文武，沒有一個能擔起這份責任。他的這種擔當和盛名之下的聲望，無形中擴大了直隸總督的影響力。

其次是地區局勢的變化

李鴻章任直督不久，北韓發生大院君李昰應政變，垂簾聽政的閔太妃攜著年輕的北韓國王高宗李熙向今天的丹東一帶潛逃，途中向清廷求助，恭親王奕訢命李鴻章相機處理。而駐守登萊的水師是李鴻章淮軍部下的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吳長慶率袁世凱乘軍艦在北韓登陸，三下五除二，解決了平壤的日本浪人，將李昰應押解回保定羈押起來，從那以後一直到甲午戰敗的二十多年裡，北韓一直都是直隸總督的轄區。

同樣，由於牛莊地處奉天，而東三省是當時俄國和日本激烈爭奪的地區，整個日俄交涉和博弈的過程中，李鴻章長袖善舞，發揮他的外交長項，甚至不惜以夷制夷，利用列強之間的利益衝突製造制衡的機會。雖然最後的結果不見得好，但以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態，實在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所以，當時李鴻章任直督一職後最大的變化是，在很短的時間裡直隸總督一職的影響力擴大至海外，直隸、內蒙古、東三省、山東，渤海、黃海，北韓、日本、俄羅斯，可以說整個東北亞的局勢，直隸總督一言九鼎，李鴻章一人的作用舉足輕重。

北洋水師

當時的恭親王奕訢鑑於鴉片戰爭中清軍被動挨打的局面，下決心學習歐洲英法強國的經驗，加強中國的海防建設，率先實現堅船利炮的夢想。

為此，他在南北洋大臣分設不久就提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的六條振興方略，計劃在中國籌設三隻海軍艦隊，其中的北洋艦隊就交由直隸總督實施。

而負責南洋水師籌建的兩江總督沈葆楨則明確表示，在朝廷財用緊張的情況下，兩江不應該再建海軍艦隊，應以北洋為主。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女婿，清流領袖，他本人的志願在於做育人才，號令士林，對於李鴻章所熱衷的俗務，他嗤之以鼻，如果他當時是直隸總督，北洋水師根本就不會存在。

在這個過程中，李鴻章從1876年11月接收“龍驤”、“虎威”兩艦起，到最後親自主持設計世界上最先進的戰艦日本的吉野號，從一個完全外行變成了海軍專家，也使北洋水師成為一個擁有25艘主力艦、50艘護衛艦和30艘運輸艦的亞洲一流艦隊，遠超日本，甚至成為日本急起直追的物件。

而北洋水師也成為李鴻章手中最重要的資本，清廷的海防力量從無到有，並進一步延伸，北至海參崴，南至臺灣海峽，東至日本海，直隸總督一職的影響力也真正覆蓋了整個東北亞地區。

洋務和實業

早在李鴻章任江蘇巡撫時，他就積極創辦中國最早的軍工企業蘇州機器製造局和江寧機器製造局，到了天津以後，他大力改造和重建了原來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製造局，實際上，在中國最早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辦了三個。

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以後，積極推進電報和鐵路事業在中國落地。當時的朝野因為風水和龍脈問題，對此幾乎是一致反對。但李鴻章智慧地解決了此類問題，尤其是建造太平洋跨海通訊方面，李鴻章力主中國自己建造，將山海關海底電纜引入天津，大大提高了北京的通訊效率，同時又讓滿朝的頑固衛道士無話可說。

粗略統計，李鴻章任內先後創辦了磁州煤鐵礦、興國煤礦、廣濟煤礦、開平煤礦、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製造局、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唐胥鐵路、漠河金礦、熱河銅礦、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

同時，他還開創性地採用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官督商辦輪船招商局，成為中國的百年字號，至今還在運營。

李鴻章的實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誌。

袁世凱任直督時，主要繼承了李鴻章的洋務和實業的這一部分，他作為直隸總督最合格的繼任者，在李鴻章實業的基礎上發揚光大，推進了晚清的立憲和中國現代政治制度的設計，中國近代陸軍的建立，中國最早期的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創辦，中國現代教育和醫療體系的創辦，還有現代城市管理、警察制度的建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