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愛不等同於墨家的兼愛。墨家講兼愛。墨子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他認為，當時各諸侯國之間互相攻伐，大夫之間的篡奪，人與人之間的相賊，都是不相愛的緣故，就必然產生嚴重的後果。所以墨子極力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兼相愛”就是不分人我、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惡，“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墨子•兼愛上》）兼愛學說體現了墨家人文精神的普世關懷，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墨子的兼愛從來沒有得到落實。

儒家的仁愛不同於道家的慈愛。老子推崇“慈愛”，把它作為三寶之一，《老子》雲：“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對儒家的仁、義、禮、智提出了批評，認為仁義等道德，非人性之本有，而是人為地強加的，違背了“道法自然”的規律，但並不反對“仁”，他所提倡的是無私愛的“天地之仁”和道家的“聖人之仁”。 《老子》又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上面兩個“不仁”中的“仁”是指儒家人為的私愛，“天地不仁”指天地對萬物無私愛，“聖人不仁”指聖人對百姓無私愛，就象對待“芻狗”一樣。天地之仁是無偏私地慈愛宇宙中的萬物，聖人之仁是無偏私地慈愛所有的百姓。切不要從表面看到老子在批評儒家的仁義道德，就以為道家反對仁愛，其實道家強調道層次的大愛。當然，儒家的“仁愛”也並不是老子所批評的只停留在人道層次的“私愛”，其實也是上達天道，普及萬物的。

綜合比較三者，可以看出儒家的“仁愛”主張從愛自己的親人開始，然後推恩出去愛別人，以至一切人；墨家的“兼愛”是無條件地講人與人之間的“兼相愛”；道家的“慈愛”是從“道”的本質中引伸出來的，強調回歸於“道”的無私之愛。儘管儒、墨、道三家所講的“愛”在立論根據和實現“愛”的方式上有不同，但都強調“愛”卻是共同的。

儒家的仁愛不同於佛教的慈悲。佛教講慈悲。佛陀的本性即是慈悲之性。“慈悲”即是佛性。何謂“慈悲”？《大智度經》卷二十七十:“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撥一切眾生苦”，即“慈”為給予眾生之快樂，“悲”為解除眾生之痛苦。《大悲心陀羅尼經》：“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為心，是無染著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無見取心，是無上菩提心，是當知如是等心。”“慈悲”心就是沒有被任何邪心、邪念汙染的清淨心、仁愛心和憐憫心。佛教認為，人人皆有本來清淨之心，人人皆有慈悲之心，所以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性。

儒家的仁愛也不同於基督教宗教的博愛。基督教以博愛人類為教旨，宣稱基督愛自己的朋友，甚至是愛自己的敵人，說別人打你的左臉，你要把右臉伸出去給別人打，說愛鄰居就象愛自身一樣。這種愛是超越國界、民族、信仰，能愛到世間所有的人，因此宣揚普救主義，也因此有一種強烈要求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傾向。實際上對待自己和別人一視同仁是不可能的，對朋友和敵人都愛顯然對朋友而言是刻薄了，對敵人而言又是太寬厚了。事實上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並不是這樣。另外，比起儒家來，基督教的博愛只以信仰為依據，愛的力量源自於上帝的仁慈，停留在虛無縹緲的偶像上，不象儒家的仁愛是建立在現實的、入世的、生活化的基礎上。其實，儒家也講過“博愛”，儒家的“博愛”就是所謂仁。如唐代韓愈《原道》說：“博愛之謂仁”，歐陽修在《乞出表》之二中亦云:“大仁博愛而無私”。

儒家的仁愛不同於伊斯蘭教的行善懲惡。伊斯蘭教教人行善懲惡，要求穆斯林不僅自己要仁慈，要行善。《古蘭經》中說：“你們是為世人而被產生的最優秀的民族，你們勸善戒惡，確信安拉。”“你們中當有一部分人，導人於至善，並勸善戒惡；這等人，確是成功的。”伊斯蘭教以神的名義警戒人們：冥冥之中，確是存在著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主宰著整個宇宙及其宇宙中的一切，它就是真主。等到末日審判的時候，真主將要兌現他的絕對的公正：行善者受賞，作惡者受罰。這就在告誡人們遵循正道，勸勉行善，戒懲惡行。

世界不同文化都有與儒家仁愛思想接近的觀念，其共同之處是都強調“愛”，而不同之處是對“愛”有不同的角度、側重的闡釋，形成了不同文化的特色。那麼，以強調等差之愛為基本特徵的儒家仁愛思想是否可以成為普世價值觀?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其一，儒家仁愛思想是以血緣親情之愛作為其價值源泉的，這是具有人類共通性的，是人類社會早期的共同特點，但是其他文化後來都經歷了斷裂和轉移，淡化了血緣親情，只有中國文化和儒家一直以此作為基礎，一脈相傳發展到今天。

其二，儒家仁愛思想在血緣親情之愛的基礎上形成了同心圓的層遞擴充套件特徵，這是符合人類共同的人性和心理邏輯次序的。當然，在中國古代由於立足於血緣親情而形成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侷限，這種擴充套件在社會上大多數人那裡沒有得到充分地實現。

其三，儒家仁愛思想可以以擬血緣親情之愛的方式得到擴充套件，如《論語·顏淵》所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傳統社會師徒如父子，桃園三結義都是這種方式的典型表現。

其四，感通、感應是仁愛得以實現的基本途徑。感通就是不需要任何外在機制就能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感通機制具有兩個方面的邏輯,一是將心比心；二是以心換心。儒家仁愛思想以“感通”為本性，人不僅能自我覺醒，以內心真誠的感情認識自己、悅納自己，也能覺察別人的感受與需求，進入他人的心靈，產生相應的尊重與關愛，就能夠感動與感通。有感必有應，感應是相互的。人與人有感應，人與萬物也有感應，這是一種愛的資訊交流，會產生不可思議的效應。日本學者江本勝經過對純淨水結晶圖案進行了實驗，發現奇妙的是，事先看過“愛和感謝”字樣的水形成了華美莊嚴的結晶，看到“渾蛋”之類傷人的字眼的水則混沌一片醜陋不堪，聽到巴赫作品的水如同樂曲結晶成相互聯結的奇妙結構，若是聽到嘈雜憤怒的重金屬音樂水結晶的效果則與罵它“渾蛋”類似。這說明無害人害物之心，而有愛人愛物之心，被愛之人之物必然會感而應之。

其五，儒家仁愛思想的理想目標是實現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大同世界。《孔子家語·禮運》的“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這就充分顯示了古聖先賢的博大胸襟和精神境界。

總之，儒家仁愛思想在當今世界越來越顯現出它的獨特智慧和普世價值，值得我們重視和弘揚光大。

儒家仁愛精神歷久彌新

仁愛精神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具有超越時空的魅力和價值。儒家仁愛精神內涵深邃，核心可以歸結為孝悌與博愛。

《論語》載，有若說：“孝弟（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即以孝親敬長為仁的本始。孔子對此是肯定的，故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這也是強調孝悌對於仁義的基礎作用。

孔子說的“泛愛”，實際上就是“博愛”。《論語》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愛人”就是泛愛所有的人，亦即“愛類”。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裡的“愛人”與“仁民”同義，也就是“達之天下”、普遍愛人的意思。所謂“親親而仁民”，是講由孝悌以至博愛；所謂“仁民而愛物”，是講仁者愛人，亦可兼及“泛愛萬物”。

先秦儒家的仁愛精神被秦後儒家所繼承。如漢儒董仲舒說：“仁之法在愛人……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仁者，愛人之名也……故王者愛及四夷……”唐儒韓愈說：“博愛之謂仁”。宋代的理學家對仁有“愛之理，心之德”之說。近代康有為說：“仁者無不愛，而愛同類之人為先。”相關例證，不勝列舉。

儒家的仁愛精神以孝悌為仁之本始，近代以來遭受兩方面的詬病：從社會進化來說，認為它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從中西文化比較來講，認為它有違古希臘的道德源自“至善”理念和基督教的道德源於“恭愛上帝”。實際上，重視家庭關係不僅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而且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常道”。西方文化中關於道德的起源也有休謨、亞當·斯密等人的“同情心”之說，與儒家的“親親”之情或“惻隱之心”說較為接近。

人一生下來就成長在父母的關愛中，體驗到人與人之間真摯而溫暖的“親親”之情，儒家的仁愛精神就是以此為道德的本始。但儒家文化同時認為，僅僅停留於“親親”之情是不夠的，必須對之進行擴充。如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推恩”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擴充，即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的行仁之方，即“忠恕”之道。

上世紀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曾聚會倡導建構“全球倫理”，並在其《宣言》中說：“數千年以來，人類的許多宗教和倫理傳統都具有並一直維繫著這樣一條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者換用肯定的措詞，即你希望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應當在所有的生活領域中成為不可取消的無條件的原則，不論是對家庭、社團、種族、國家和宗教，都是如此。”由此可見，儒家以“親親”之情為道德的本始，以“忠恕”之道為“一以貫之”的行仁之方，具有人類道德的普遍意義。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以“差序格局”來描述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結構，認為此結構中最大的毛病是“私”。這指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弊病。但中國傳統社會也確有梁漱溟所說的“倫理本位，互以對方為重”的優點。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之所以有陷於“私”的弊病，並非“仁”的本義如此，而是由於存在“分殊之蔽”的歷史侷限或認識侷限所造成的。在現代社會，把孝悌與博愛、個人與社會、情感與理性、道德與法治有機結合起來，需要對儒家的仁愛精神作出創造性詮釋和創新性發展。

費孝通在論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時指出，中華民族由“多元”而形成“一體”，“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用這種認識來評價儒家的仁愛精神，可以說儒家道德是從孝悌擴充到博愛，但博愛並不否認孝悌是仁之本始；儒家的“愛類”思想是世界主義的，但這種世界主義並不能取代我們對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儒家的“仁民愛物”思想具有生態環保意義，但並不與“愛同類之人為先”相矛盾。這種多層次認同而並行不悖的思想，應是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

百年國學，滄海桑田；沉浮升降，幾盛幾衰。國學之知識，不可不知；國學之魅力，不可不悟；國學之精髓，不可不察。學國學，可明得失、鑑是非、知興替、辨善惡，提高人文修養和德性素養。為推動各級領導幹部學國學，特建此公共平臺，旨在增強各級領導幹部對國學的溫情、敬意、尊重和認同，知古鑑今，溫故知新，彰往察來，見微知著，為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實現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