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說商鞅變法給秦國帶來的國力，民力，軍事上的巨大發展。還有在此基礎上奠定了秦國統一天下，建立大秦帝國的堅實基礎。

單就說從商鞅個人來看，依照現代社會制定的馬斯諾需求理論來說，像商鞅這類滿懷富國強兵，征伐天下的來說，物質需求早已不再是問題，需要解決的是偉大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在歷史的滾滾長流中留下自己的那閃耀光輝的一點。

從商鞅在魏國時的遭遇來看，施展抱負面臨著各種門閥勢力的阻礙，爭權奪利的戰場是不允許商鞅這種布衣學士有立足之地的。被暗殺後僥倖逃出魏國去齊國。在後面輾轉六國中的境遇也不難看出這一點。

後得遇機會在秦國施展志向，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援，為證明法家學派在治國強兵中的巨大功效，在天下各國面前獨創一門法家法制學派，這是眾多學士們的畢生理想。

商鞅在得到這個機會後，得到國君的生死交託，憑藉滿腔熱血，為什麼還要退縮，在實現理想的過程中，無比堅定的商鞅豈會為了貴族階級的抵抗而放棄。這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在現在，當你當我有機會去實現自己的遠大志向時，還會蜷縮在角落裡嗎？一定會將自己化為理想的火炬，照亮前進的道路，哪怕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求個贊怎樣

這裡是不請自來的守仁君

商鞅談不上有多不畏權貴，因為支援他的是秦國最大的權貴秦孝公。

商鞅變法為秦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得不說商鞅是大才，但是要說商鞅是有多大的理想和抱負，那就說大了。

商鞅有一套能讓國家強盛的方法和能力，秦孝公也夢寐以求變法圖強。商鞅幫助秦國，秦孝公給他權力和榮華富貴，一買一賣，其實就這麼簡單。

商鞅要是為了變法連命都可以不要，他早就在魏國就捐軀了，談不上秦國。

秦孝公死後，兒子秦惠王繼位，沒了保護傘的商鞅立馬成為眾矢之的，商鞅想的是啥，不是為變法捐軀，而是跑，我跑去魏國，我幫助秦國變法把你魏國給打疼了，現在我來魏國，你魏王還不得給我個宰相當當啊。我估計商鞅當時就是那麼想的。

可惜沒跑成，被堵在秦國，無奈只能起兵，兵敗被殺後被車裂。

所以說，商鞅談不上有多忠誠，也談不上有多堅持，更像是一個商人，貨物就是自己的思想，就看誰識貨肯買了。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偉大的政治家。透過過強烈的變法，使弱秦在十年間一躍成為戰國時代一等強國，奠定了統一天下的基礎。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少有人可比。

商鞅堅持變法，動的就是世襲貴族的利益，怎麼會不知道危險。但他從實現自己，安定天下之心，一心為公，為的是後世，不考慮自己得失而已。當然，另一角度，秦孝公對他是鼎力支援，舉國託之，這份君臣際遇，古今幾個能有？士為知之者死，理想實現，一死又何妨？

早期，商鞅準備變法，就受到世族貴族的強烈反對。商鞅對秦孝公說：就普通人而言，面對一項突破，開始時會不以為然。可是等到成果呈現，他們一定歡天喜地。真正有高貴品德的人，不會隨波逐流，建立不世之功，絕不用去徵求每個人的意見。所以，聖人認為，只要對國家有益，不必遵守傳統。

商鞅的變法內容是：組織民眾。十家編成一組，互相監督，一家有罪，十家連坐。鼓勵告密，告密者和戰場上殺敵，同一功勳；農戶們努力生產，有超額完成的，免除賦稅；從事商人的、工匠等，因懶惰而貧困的，全家沒收；皇親國戚若不在戰場上獻身，則一律排除在皇親國戚外。爵位官級，有一定的升遷順序，無論何人，只要對國家有功，賜給他榮耀富貴；沒有功勳的人家，再 有錢，也沒有光彩。

商鞅變法起，為防止人民不相信，還發生了政府賞百金抬木立信的故事。

變法一年後，興國沸騰，在這關鍵期，太子犯法，這關乎變法成敗，全華人民都不出聲息，看商鞅怎麼處置。商鞅以雷霆手段，宣稱太子為國家儲君，不能受到刑罰。但那些教導太子的人，必需受到處罰。於是逮捕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處以肉刑。全國都受到震懾，從此以後，人民守法，全國大治。

商鞅的時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是群雄爭霸的時代。商鞅幫助秦國奠定了統一全國的基礎，是歷史的偉人。

偉大的人物，追求的是天下大治，並不在乎自己。他們可以拋頭顱，灑熱血，只願理想的實現。我們今天的美好生活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用鮮血給我們換來的。

“女為悅己者容，士為知己者死”。古代的很多人只圖求一展抱負，張良助劉邦建立漢朝後歸隱山林，諸葛亮因劉備的三顧茅廬而在錯誤的時間上出廬……商鞅並不是一開始就選擇秦國，他去過魏國，南韓，齊國等國家，最後只有秦國肯接受他的觀點，秦孝公也非一開始就相信商鞅，而是商鞅最終的強秦策略符合秦國的本質，所以兩者才能結合。商鞅變法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觸動權貴，這並非因為在秦國，因為他要取信於民，需要事事做到公正無私，而且還有他的獎耕法，強軍法等這些利益都來自於權貴，因而不得不得罪權貴。如果他中途改變了，那麼他將失信於民，以後他的政策還能實行下去嗎？最終導致變法的失敗，那麼多少年以後誰還記得商鞅這麼個人？所以對於秦國可以失敗，對於商鞅是不能失敗的！

應該是因為自我的理想和君臣的情誼吧

毛澤東評價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大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在毛主席的眼裡，商鞅可是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強多了。這樣的人跟普通人不一樣，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貪世俗之財，他們的心裡只有一件事，就是實現自己想要實現的，這樣的人不能用世俗的眼光去評價他。所以我認為，商鞅不畏權貴，堅持變法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堅持自己的觀點，追求自我的理想。

商鞅堅持變法的第二個原因應該是秦孝公對商鞅的支援和信任，所謂“士為知己者死”是也。

秦孝公對商鞅的支援，史書上記載的很少，但從商鞅當上左庶長以後，秦孝公就從史書中消失了，新法剛剛實行，秦民不滿，到櫟陽上訪，他沒露面；太子犯法，處罰太子傅公子虔和公孫賈，他沒露面；為新法立威，商鞅一次殺七百人，血染渭水，他還是沒露面；變法十年，秦民再到櫟陽說新法之好，商鞅說這些人是“亂化之民也”，將他們強行遷徙邊地，他還是沒有露面。十幾年間，完全將朝政託付商鞅，足可見孝公對商鞅的信任。

秦孝公對商鞅說過一句話：“三百年來,變法功臣皆死於非命，此乃國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終我一世，絕不負君。”從這句話裡可以看出秦孝公對商鞅才華的肯定和變法的決心，並且對商鞅做出承諾“ 終我一世，絕不負君”，孝公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而商鞅的回答是：“公如青山，鞅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負秦。”同樣的，商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君臣之義，死不相負，千年帝王史，能有幾人？得此明君摯友，死有何懼？

對於這個問題，這裡可以稍微拓展一下，不僅商鞅如此，實際上戰國時代的變法志士都是如此——凡變法之士，寧變法而死，也不願為腐朽將亡之邦殉葬！為變法死難，敢於犧牲，是那個時代法家志士的精神特質。

以戰國變法家的Octavia、果敢，是不可能認識不到推行變法的殘酷性，實際上他們清醒深刻地看到了變法所以殘酷的根本原因——社會利益結構的深刻衝突。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勇敢地投身於變法的無畏實踐中。雖變法之士多犧牲，但變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前者如吳起，後者如商鞅，就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

為什麼會這樣？下文將從兩個方面具體來談一談：

戰國時代精神——多事之時，大爭之世，凡有血氣，皆有爭心。

法家士人精神——殺伐決斷，唯法是從，變法圖強，死不旋踵。

多事之時，大爭之世，凡有血氣，皆有爭心

戰國時代，是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當其時，國家競爭空前激烈，強則存，弱則亡，結局幾乎是立見分曉。烈烈大陽下，強勢生存成為最為普遍的社會精神，求變圖存成為國家政治的不二大道。變則強，不變則亡。國家要強大，只有走變法大道。

在“求變圖存”普遍精神激盪之下，一大批布衣名士，特別是法家名士自覺地捲入了歷史大潮，既強烈地追求著自我價值的最大實現，又自覺擔負起了天下興亡的重擔。他們的生命、他們的信念，融入了當時的國家生存競爭，融入了當時的社會變革洪流，也融入了華夏文明史的發展程序。

他們應時而動，以無與倫比的超前理念，以驚世駭俗的才具節操，做了社會變革風暴的歷史推手。最終，他們往往又被反變革暗潮回捲，推上了國家命運的祭壇，成為變革所激起的社會震盪的犧牲品。

縱然如此，法家志士依然義無反顧，因為那個時代的精神就是如此——凡有血氣，皆有爭心。

殺伐決斷，唯法是從，變法圖強，死不旋踵

在戰國大爭之世，諸子百家以不同的政治主張、價值理念投身到社會大變革的浪潮之中，而法家無疑是其中最為奪目的一支。因為只有法家士人敢於犧牲、敢於觸碰社會利益結構的最深刻衝突，這是由法家計程車人精神所決定的——殺伐決斷，唯法是從，變法圖強，死不旋踵。

他們是一群以精神本位為生存原則的人，你們說古板也好，無情也罷。自由獨立的人格，篤定不移的信仰，價值理念的尊嚴，建功立業的榮譽，社會現實的公平正義，對於他們都比生命更為重要。

變法家的政治秉性與現實使命，決定了他們必然與舊勢力不共戴天。關於這點，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子是這樣說的：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一旦任職），則燭重人（當道權臣）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則燭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朝綱）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與當道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韓非子.孤憤》

另外，變法之士必然也被舊勢力視為政敵，必欲除之而後快。韓非子同樣做了說明：

“資（根基）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陷者，以公法誅之。其不可以被以罪過者，以私劍（刺客）窮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韓非子.孤憤》

這是最為冷酷的預言：變法志士只要違背傳統勢力的利益要求，只可能有兩種結局——不死於公法，必死於私劍！

縱然如此，變法志士依舊死不旋踵，代有人出。這是由他們的政治秉性與現實使命所決定的。如果用韓非子的話說是這樣的：

“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沿襲舊途而存國，不可得也！”——《韓非子.孤憤》

總而言之，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變法志士之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方面來自戰國時代精神的激盪，另一方面也是法家的獨特計程車人精神、政治秉性和現實使命所決定的。

事實上，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需要一批這種不畏犧牲、敢於變革的勇士，這樣民族和國家才有希望，放眼當今之中國，這樣的勇士如今安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