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開放了沿海，清朝狀況會稍微好一點。不過不會有大的改變。

因為士兵的素質和體制沒有改變，所以即使有了新式武器清軍的戰鬥力也不會發生大的改變。因為戰術和戰法以及武器的使用都落後對手。

說兩個問題：一個是“閉關鎖國”，一個是“敗家”。

一、先來說說“閉關鎖國”的問題。

說乾隆“閉關鎖國”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實際上，乾隆與洋人一直在做生意，沿海的口岸也一直在對外開放，並沒有關閉。

很多人說乾隆閉關鎖國，主要依據是這樣的：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降下諭旨關閉了江、浙、閩三個海關，只留下廣州一處對外貿易口岸，這就是所謂“閉關鎖國”的開端。

主要引用的是這份諭旨：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上諭。

【諭軍機大臣等： 楊應琚所奏勘定浙海關征收洋船貨物酌補贛船關稅及梁頭等款，並請用內府司員督理關稅一摺，已批該部議奏。及觀另摺所奏，所見甚是，前摺竟不必交議。

從前令浙省加定稅則，原非為增添稅額起見，不過以洋船意在圖利，使其無利可圖，則自歸粵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貨，價值既賤於廣東，而廣東收口之路，稽查又加嚴密，即使補徵關稅、梁頭。而官辦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計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終不能強其舍浙而就廣也。

粵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謀生，不獨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寧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仍令赴粵貿易為正。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但此等貿易細故，無煩重以綸音。

可傳諭楊應琚，令以己意曉諭番商。以該督前任廣東總督時，兼管關務，深悉爾等情形。

凡番船至廣，即嚴飭行戶善為料理，並無與爾等不便之處，此該商等所素知，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

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若可如此辦理，該督即以此意為諮文，並將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堯。

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此於粵民生計並贛、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肅清。

看來番船連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於避重就輕。而寧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誘，並當留心查察。如市儈設有洋行，及圖謀設立天主堂等，皆當嚴行禁逐，則番商無所依託，為可斷其來路耳。如或有難行之處，該督亦即據實具奏。再將前摺隨奏交部議覆，可一併傳諭知之。】

【尋，覆奏：臣已遵旨曉諭番商洪任等回帆。並諮移李侍堯及札行寧波定海各官一體遵照。現在尚無設立洋行及天主堂等情弊。 】

乾隆這道諭旨上並未說要關閉某些口岸，只是要求西洋番商以後只允許在廣州口岸一處進行貿易。而不許再到江、浙、閩三處。主要針對的是英、法、葡、西等歐洲商人。

為什麼會這樣，這是有原因的。

洪任輝事件：

這道諭旨中的“洪任”，就是洪任輝。

洪任輝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翻譯，精通中文。 乾隆初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貿易份額越來越大，但東印度公司的負責人對廣州的行商制度的限制非常不滿意，覺得利益被削薄了。於是，在乾隆二十年，東印度公司就派洪任輝率領船隊跑到了寧波定海港，採購茶葉和絲綢等產品，並在當地出售歐洲的商品，非常成功，獲利非常巨大。

於是，東印度公司隨後兩年派往廣州的商船數量肯定就減少了，大多數都跑到寧波去了。這樣一來，廣州海關少了這麼大的客戶，關稅收入自然就減少很多。

開始，乾隆認為可行，就諭令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與浙江海關更定稅則。

“但使浙省稅額重於廣東，令畨商無利可圖，自必仍歸廣東貿易。此不禁自除之道。”

“近年奸牙勾串漁利，洋船至寧波者甚多，將來番船雲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矣。於海疆重地、民風土俗均有關係。是以更定章程，視粵稍重，則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並不在增稅也。”

但是，後來情況又發生了變化。

楊應琚調任閩浙總督後又上奏，說寧波很接近茶葉和絲綢原產地，這些歐洲商人收購的成本很低，即使提高了稅率，也很難阻止西洋商人繼續前往浙江沿海，不如採取行政手段，直接下令西洋“番商”只允許在廣州進行貿易。乾隆皇帝認為“所見甚是。”

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這道諭旨。 從諭旨和奏摺中可以看出，無論是浙江海關加稅，還是勒令只許在廣州口岸貿易，都是針對“外洋紅毛等國番船”。

那些“番商”，就是指英、荷、葡等歐商。

所以說，沒有什麼“閉關鎖國”，因為“閉關”諭令根本就沒有存在過。 乾隆皇帝從未宣佈關閉江、浙、閩三個海關，而且，廣州也並不是中國當時惟一的通商口岸。

“向來各國番商，俱有一定口岸”。 中國江、浙、閩、粵的四個海關，地理位置不同，分工也有所不同。江、浙、閩三處主要針對日本、北韓、琉球等東洋貿易，粵海關的側重點是西洋和南洋的貿易。

如果把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與東洋日、朝和琉球各國的貿易改成在廣州進行，那就太荒唐可笑了，清朝君臣還沒昏庸到這種地步。

事實上，江、浙、閩三個海關一直在正常執行中。

海關是否正常執行，主要體現在關稅的徵收上。而關稅的上繳有兩個部分：一是正額，二是嬴餘。正額通常是固定的，贏餘則常常變動。

“向來各關征稅，於正額之外，將贏餘一項，比較上三屆徵收最多年分。如有不敷，即著經徵之員賠補。”

“嬴餘”上繳，是“比較上三屆最多年分”，數額便不斷有所提高，不足額數，由經徵之關員賠補。

乾隆五十三年，閩海關征稅一年期滿，徵收盈餘，比較上兩屆短少銀53720兩。經戶部議覆，奏請管關各員按經徵月日，照數賠補。而皇帝認為，這一年因臺灣用兵影響了稅收，因此著令加恩寬免。

“所有此次閩海關短少之贏餘銀五萬三千七百二十餘兩，著魁倫、徐嗣曾、伍拉納各按經徵月日，賠補一半；其餘一半著加恩寬免。”

如果閩海關停了，又哪來的贏餘？

嘉慶四年，清廷整頓關稅，諭令廢止“三年比較之例”，而採取“嬴餘”固定辦法。

這一年，欽定“江海關嬴餘為四萬兩千兩”，“浙海關嬴餘為三萬九千兩”，“閩海關嬴餘為十一萬三千兩”，“粵海關嬴餘為八十五萬五千五百兩。”

嘉慶九年，浙江海關的嬴餘額數，調整為“四萬四千兩”， “其餘各關，仍照嘉慶四年嬴餘定額徵收。”

如果江、浙、閩三處外貿海關已經關閉，這些嬴餘又從哪裡來呢？

不但沒有禁止商貿，中國商人還能出海。 限制西洋商人到廣州去貿易，並不等於取消了中國商人在江、浙、閩的出海貿易權利。如果真的取消了內地商人的出海貿易權利，那麼，清廷關於出海商船製造的規模、水櫃的大小、風帆多少的規定等，又是搞什麼鬼？有什麼必要？

江、浙、閩三個海關在乾、嘉、道三代仍然正常承擔著管理對外貿易的職責。

乾隆四十一年，諭旨“北韓、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分夷商貿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等並當體朕此意，實心籌辦。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如果真的關閉了江、浙、閩三個海關，那乾隆這道諭令純粹就太可笑了。

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個海關，這三個海關在乾、嘉、道三朝仍然繼續正常履行其管理對外貿易的職能。

結論：乾隆時期，“閉關鎖國”的說法完全是錯誤的。“廣州是惟一的對外貿易口岸”的說法也不是事實。

二、再說說乾隆敗家的問題

說乾隆敗家主要有幾個方面：

生活奢侈、修園子、六下江南、頻繁用兵。

1、生活奢侈。

從史上記載來看，乾隆出入比較講究排場，隨行人員眾多，這一點上比康熙和雍正來，那是要奢侈得多了，他還喜歡收藏，花費自然也不在少數。所以，說乾隆生活奢侈，是有道理的。

2、修園子。

主要是指修皇家園林，這一點上，我不認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明成祖把整個北京城都翻修了，也很少有人指責他耗費國財，而乾隆的土建規模與其相比，又如何呢？

興土木，蓋樓殿，歷朝歷代都有，明朝嘉靖，萬曆，天啟在經濟狀況和國內外形勢如此緊迫的情況下，不也依然搞工程嗎？

咱們現在不也搞工程？對於促進經濟來說，搞工程並不是壞事。一分不捨得花，難道讓李自成拿去花？

3、六下江南。

六下江南肯定花費非常浩大，從當時大臣們的奏摺和地方官的文書中反映，耗資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把這事做為乾隆的標誌來說，不夠公平。

請問，從經濟角度上分析，六下江南與七下西洋相比，無論規模還是耗資，哪一項對國家的財力損害更嚴重？

請不要扯七下西洋賺大錢的淡。

我對七下西洋並不持否定態度，但我認為，如果不是為了商貿，也不是為了拓展殖民地，僅僅為了“天朝上國”的虛頭巴腦的美名，那麼，至少可以認為，七下西洋對國家財力的傷害遠遠超過六下江南。

4、頻繁用兵。

事實上，乾隆真正最大的耗資就是對外用兵，這才是花錢的主力。

在乾隆皇帝時期，中國的領土達到十分廣闊的地步。看圖：

如果這片疆域能保留到現在，那是多麼令人欣慰啊。

如此廣騖的疆土，哪一寸是充話費送的？哪一個國家的開拓沒有伴隨著刀和血的搏殺？不花錢，能行嗎？

乾隆一朝，開拓疆土200萬平方公里有餘。什麼概念？現在沙烏地阿拉伯214萬平方公里，世界排在第十三位。美國最大的州阿拉斯加，面積是171萬平方公里。現在，把乾隆所有的花費折成美金，能買來阿拉斯加不能？

乾隆這錢花得值不值？翻開史書，這樣的功業有幾個皇帝，特別是守成之君能夠做到？

看看現在的地圖，把手放在良心上說話，是乾隆對不起後輩，還是後輩對不起乾隆？

說乾隆敗家，我倒是認為，如果中國歷史上能多幾個這樣的敗家子就好了！

歷史不可假設，清朝依然避免不了被推翻的命運。重要的不是技術水平，是體制改革。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技術裝備改革。那只是中體西用，出現了同治中興。我覺得只是清王朝的迴光返照，列強一段時間不敢入侵，可是中日甲午戰爭，一下子打回原型，在最後的十幾年走向滅亡。

所以，就算乾隆開放，但不會改革統治體質。不走向資產階級革命，君主立憲。清朝滅亡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