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耳熟能詳的中國古代“四等人”制度——士農工商，已經綿延很久了，這似乎已經成了必然。但在周朝以前，商朝畢竟也統治了幾百年。作為一個以工商業立國的國家，商人是非常重視商業的。那麼為什麼周以後，商人就這麼不受重視呢？

這個問題牽涉到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變革——商周之變。

武王伐紂，看起來似乎只是在朝歌幹了一架，但是實際上，這是一個民族取代另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的戰爭。它塑造了此後三千年華人的民族性格。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商朝是以工商業立足的，而周朝則是以農業立足的。這兩種不同的求生方式直接決定了兩個王朝不一樣的疆域，以及執政思維。

在古代，以工商業立國的國家國土面積從來不會很大，因此商王朝也依然是一個算不上多大的王國。同時，商業講究四處奔波討生活，因此商王朝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不斷遷都的歷史。

但是農業不同，它不可能逐水草而居，它一定是“世世代代都是農民”的一種體系。而一旦建立起一個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國家，這個國家的領土就可以擴充套件擴充套件再擴充套件，直到擴充套件到畜牧業和農業的邊界——400mm等降水量線。

西周這幾百年就這麼過來了，到了東周時期，越來越蓬勃發展的君主集權政治，就更需要農業文明作為它統治的基礎了。

原因很簡單，集權統治需要的是穩定的社會結構，需要的是能為他們提供穩定稅收的生產方式，農業自然就是最妥帖的；而工業和商業，一個比一個不穩定，一個比一個難收稅，商人一旦擁有鉅富以後還有可能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因此，春秋五霸之首的相國，就提出了這八個字：

因此，在古代君主制的環境下，自然是官僚體系第一（士），農次之，工再次，商最末了。

做生意的行業叫做“商業”，市場上用來交換的物品叫做“商品”，做生意的叫做“商人”。為什麼凡是與生意有關的事和人，都要冠以“商”字呢？原來，這與中國的商朝有著直接關係，“商人”就是從“商族人”這個詞演變而來。

武王伐紂，滅了商朝。至周成王年幼，管、蔡二叔（武王之弟）與紂王之子武庚聯兵反叛。

周公東征平叛後，將洛陽建為軍事要塞商朝遺民被迫集中到洛陽，經常被召集訓話，不許亂說亂動，過著被監視的生活，隨著民族融合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周朝的少數貴族也開始做買賣了，這樣，商人成為從事商品買賣的職業專稱了。

自古成王敗寇，雖然天還是那片天，地還是那片地，但已改朝換代，周王室的貴族和前朝的貴族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封建王朝中，一直是男耕女織的社會，社會生產力低下，人民只為吃飽飯並沒有太大的需求，這種自給自足的社會自然對貿易需求大大降低，因此在古代商品貿易經濟並沒有高度發展，加上交通不發達，貿易只能小範圍的進行。

所以士工農商等級的確定是統治者按其對自己統治的貢獻和危害程度來確定的。

　　政治上：重農輕商便於統治，百姓固定，商人到處跑，不好管；

　　文化：儒家輕商，儒家的祖師爺孔子如此，以後越來越厲害。

進入到新時代，一個國家的繁榮自然要靠經濟來帶動，需要商人來建設國家，因此在新世紀，商人的地位會越來越高，更多人想做生意當商人，掙非常多的錢來發展經濟。社會不斷的進步商人的地位也在改變。就全世界而言，發達國家的資本家社會地位大多比發展中國家高，官員權力更高的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就國內而言，官本位、推崇做官的地區大多經濟發展緩慢，而經濟發達地區更加開明，商人社會地位更高。

中國古代社會，尤其封建社會時期，小農經濟是主導經濟！是封建社會統治的命脈！

而小農經規模小，生產條件簡陋，缺乏必要的積累和儲備能力；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薄弱。所以歷代統治者採取重農抑商政策，注意減輕農民負擔，扶植小農經濟。

而在封建時代: 商人投機取巧，從中賺取暴利。以及在大災年間囤積貨物，高價賣出，造成當地經濟混亂，嚴重還會有吃不到飯的人高舉造反大旗！

而最能讓統治者感到害怕的就是，商人為了利潤，賣東西給敵國(尤其是先進的武器)，資敵，然後敵人拿武器來對付自己！詳情參考下滿清“八大皇商”。

古代商人由於地位低下原因，很少有國家觀念，他們覺得錢就是國家。所以歷代統治者大小都採取重農抑商政策，打擊他們，(宋朝是相對放鬆，並沒有廢除重農抑商政策。)

蟹妖～～

從古至今，中國一直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在古代，土地就代表著一切財富，民以食為天，糧食從土地裡出產，農民依附於土地，統治階層依附於農民。國家的運轉需要錢糧，這些錢來自於賦稅，賦稅則出自於農民。賦稅輕則民樂，民樂則國興盛。賦稅重則民怨，民怨則國動盪。所以，歷朝歷代在建國之初，都是重視農業發展。

但是，有那麼一種人，他們不種田不耕地，只需要把物品倒騰一下，就能獲得大量金錢。有了錢，他們可以買田買地，可以享受生活，可以建造豪華的房子，甚至可以買官買爵位。這種人，就是商人。

你想想，你辛辛苦苦種地，一年到頭可能連自己都養不活，但是商人卻輕輕鬆鬆就能賺到錢。你心裡會平衡嗎？

商鞅變法之時，對於商人的衣食住行都有明確規定，讓商人在法律上低人一等。即便有了錢，但是沒有地位，子孫不能做官。以使農民能安心的種田耕地，為國家積累財富。

題主有兩問，第一問的是“商朝”的“商”是怎麼來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商人”的地位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地位是如此低下，讓人瞧不起呢？

第一個問題，商朝的“商”字，僅僅是一個地名而已，和後來“商賈”“商人”“商品”等等含義沒有一毛錢關係。在“分封制”的政治制度下，被分封到哪裡，哪裡就是某人的“氏”或者朝代(諸侯國)的名字。

至於古代為什麼商人地位不高，倒是值得探討的一個話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在黃河以及長江中下游流域，遠離大海大洋，西北方向又都是崇山峻嶺的阻隔，所有這裡的先民們只能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世世代代的生活。

這就是中華文明的特點——農耕文明。因此，在古代生產力極度低下的條件下，中華民族的祖先們要考慮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吃飽飯的問題，是如何穿衣以抵禦風寒的問題。

男耕女織，小農經濟，自給自足，靠天吃飯是那個時代人們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因此，上到最高統治者皇帝，下到普通老百姓關係的都是農桑，即吃飯穿衣的大事。

能夠自給自足已經很難得了，根本就沒有多少剩餘到市場上交換，更不用說為了牟利去進行商品交流了。因此，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就有一條，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眼裡的錢財如糞土，只有小人才是為了“利”才活著的。所以，為了賺取流通領域中商品差價的商人們，在中國古代社會階層中的地位就遠遠不如讀書人，也不如農人了。士農工商，商人排名墊底。

真正意義上的商人，商品經濟的萌芽只是在近幾百年間的中國出現。只是到了這個時候，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原有的生產關係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才慢慢形成了獨特的商人階層(不是階級)，比如徽商、晉商等等。

我們歷史上的物品交換，可謂是由來已久；傳說，神農氏“日中為市”，便已有了早期商業活動的印記；雖然，此時的交換，還僅限於氏族部落間的以物易物；與完全意義上的商業活動，仍有很大的區別。專家們猜測，甲骨文中出現的“貝”，便是作為物品交換的媒介，最早使用的貨幣；當然，這還有待，更多專家的考證與認可。

不容否認的是，周人克商後；當聚居於東方的商人，被驅逐到南方，或被遷徙到周原時；作為殷商傳統的商業活動，才在更廣闊的地域內發展了起來。

最早見於史籍的商業活動，是西周初年的《尚書·酒誥》中；周武王對妹土居民講，“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妹土，曾是商人的都邑，大概是殷商遺民居多吧；所以，武王鼓勵他們，趕著牛車到遠處去經商。

西周時期的諸侯國，尚處於“邦國”時期。在貴族們聚居的地方，建起宗廟，以及為貴族們服務的小工業，便形成了早期的“邑”；“邑”的外邊是郊野，圍著郊野建起城牆，便稱之為一個“國”了；“國”與“國”之間是遼闊的荒野，即便是遊牧部族，在這荒野中游獵，國君們也不會以為他們侵犯了自己的領土，所以史籍中稱之為“棄地”。此時的“邑”，還沒有專門從事商業活動的“市”；“國”與“國”之間的“棄地”，也不具備，商業活動所必須的、安全的“商路”。

直到春秋時期，藉著“各諸侯國間頻繁盟會、戰爭”的契機；才開始出現，網路各諸侯國間的道路；正應了魯迅那句話，“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們於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最早的金屬貨幣，便屬於這個時期；足可見，此時的商業活動，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正在此時；形成了歷史上，最早的商業活躍區；以鄭國、衛國為核心的中原地區；和以齊國為中心的山東半島地區。

或許，早在西周初年；基於漁鹽之利的開發，紡織業的發展；山東半島上的商業活動，已經很活躍了。據說，正是由於“一旦管仲勒緊鹽袋子，半數諸侯國沒鹽吃”的物質基礎，才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而鄭、衛兩國商業的活躍，則是賴於中原核心四通八達，便利的交通條件；像極了幾十年前的鄭州，被稱作“火車拉來的城市”。

《左傳》成公三年，記載了一個鄭國商人；他去楚國做生意，並試圖營救被楚國俘虜的晉國大夫荀犖；還有一個叫弦高的鄭國商人，從事於周鄭之間的商業活動；甚至有實力冒充鄭國特使犒賞秦國的軍隊。

眾所周知，衛國曾被戎狄滅國；在齊桓公幫助下，在楚丘營建了新都，才得以復國；復國後的衛文侯以“務材訓農，通商惠工”為國策，使衛國很快復興了起來。

進入戰國後，各諸侯國間競爭日趨白熱化；能夠帶來巨大利潤的商業活動，越來越被國君們重視起來；大量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各種金屬貨幣，便是很好的物證。這時期也出現了，如齊國的臨淄、趙國的邯鄲，魏國的大梁等，大型的商業城市；以及如范蠡、子貢等，見之於史冊的優秀商人。

楊寬在其《戰國史》中稱，此時還出現了貨運“通行證”，並明文規定：陸上運輸以五十輛車為限；水上以一百五十隻船為限。足可見，這個時期商業活動的規模已經很大了。

不幸的是，日趨繁榮的商業活動，在“商鞅變法”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當秦始皇統一六國，將“商鞅變法”的法令推廣到全國後，更是極大的阻礙了，商業活動的發展。幸運的是，漢朝以後，伴隨著張騫“鑿空西域”，也開闢出一條商路——“絲綢之路”，通往中亞、以及更西的西方；同時，由南海出南洋的海上貿易，也開始悄無聲息地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