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論壇:古風神韻，詩歌浪漫。由始以來，沿襲與傳承著中華民族博大精深，淵源流長的特色文化品牌和優秀典雅之精神境界的時代標識內涵。所以，以理性人文的視角觀察與剖析詩詞曲賦的未來世界發展態勢與基本走向，文學理論概述是此類文化傳承仍有保留延續與深入開發挖潛的廣闊空間，其文學藝術的影響魅力和啟迪人類心靈美的理想境界，持有得天獨厚、別具一格的穿越歲月之強大的生命力。至於社會上現實也存在一少部分的極端排斥，或者是說三道四的非議。然而，民族文化國粹珍寶是任何個人意志或流派意識所不可能隨心所欲的封殺和毀滅的。這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主流印痕與光明前景！！

有啊，比如我！

但真的不多了，圖書館裡詩集都被放在角落裡或者最不容易經過的地方。並且讓人驚豔的好詩太少了，就說這次借這些吧，大致翻了翻，還沒讀到一首讓我放下書沉默良久的，這是我讀到一首好詩的必然反應，可能短短几句，可以反覆咀嚼回味，如發現真理般喜悅。

讀的不多，愛詩的人還是有的，都自己寫自我陶醉了。

詩跟文章不一樣，很短的幾句話，能表明一種事物，或是一種思想理念。詩充滿了激情，沒有激情寫不出好詩來，讀詩是品嚐詩人感情，有些詩的字句富有音樂感，讀來是一種美的享受。如中國古代李白的詩，有些詩好像帶著醉意，似乎在酒後一氣呵成，超乎平常的誇張和想像力，是來者不能企及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新詩，有郭沫若的鳳凰涅槃，徐志摩表現實生活的愛情詩，都吸取了西方詩人的精髓，藝術高度不低於洋人的自由詩體。外國詩人有普希金、海涅、雪萊為代表的新詩作品，很受華人的歡迎。

現在的人還有沒有喜歡讀詩的，答案是喜歡讀詩的人不是很多，寫詩的也不多吧，不要說詩，小說也不會有多少人看，因為看書太費時間，沒有直觀動感的有趣的色彩，文學似乎走向了低谷。在電視和手機還沒有普及之前，人們用看書來打發業餘時間，現在是資訊娛樂時代，關注的是貼近生活有價值的東西，文學作品與人們的視野越來越遙遠，詩就更陌生了。人們有讀詩的興趣，不如多看看搞笑的影片，或者是互動聊聊天什麼的。除了這些，對科學與健康方面的問題還是感興趣的，這是時代發生變化的原因。

思想有高度和深度。多數人都能認識到它們，充滿敬畏地看到其可怕的威嚴。那是人們可以朝任何方向延伸的精神領域。最後自然變成了愛默生的“精神的象徵”，詩歌本身體現了那個自然，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它反映了龐大的內在世界，用形象和短語佔滿了空間，為個人生活提供了現實的基礎。

——Jay Parini《詩歌為什麼重要》

對許多人來說，詩歌無關緊要。他們很少求助於莎士比亞、華茲華斯、弗羅斯特，照樣可以做從前做的事。當詩歌遭遇比如音樂影碟、衛星電視這樣更吸引人的競爭者時，當欣賞詩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相當程度的分析能力以及對詩歌傳統的知識等要求時，人們不由得擔心詩歌在二十一世紀是否還能存活。

十九世紀時，司各特、拜倫、朗費羅等在世界各地都有讀者。他們的作品是暢銷書，他們是公認的文化英雄。不過當時讀者沒有多少選擇。認為詩歌受到大眾的喜歡的觀點或許是錯誤的。詩歌的敘述為人們帶來快樂、催人奮進，表達了人們的內心感受。民歌和歌謠同樣得到人們的喜歡，在某種意義上，音樂和詩歌是攜手而行的。

二十世紀出現了一些毛病。詩歌變得“難懂了”。也就是說，詩人開始表達現代文化的複雜性和殘酷分裂。龐德、希爾達·杜利特爾（Hilda Doolittle）、艾略特、瑪麗安·莫爾（Marianne Moore）、華萊士·斯蒂文森（Wallace Stevens）等人的詩歌對讀者要求很高，裡面包括眾多文化指涉，其中的話題甚至在一九ΟΟ年代初期都是很少人知道的。比如，要輕鬆地閱讀龐德和艾略特，讀者需要有希臘和拉丁語詩歌的知識，那種學術水平對於過去受過教育的讀者來說是很平常的，因為當時古典文學的學習是任何中產階級教育的基石。

但是對於二十世紀的多數讀者來說，就未必如此了，到了今天，教育已經越來越民主化，對於經典的學習已經降級到少數熱心人士。高度現代性的權威詩人的詩歌需要大量的註釋。

但是詩歌能夠給讀者的生活帶來變化。就我自己來說，我閱讀和創作詩歌至少四十年了。每天早上起來新的一天的開始就是在早餐桌上開啟的詩集，讀一兩首詩歌。我思考詩歌，常常在日記裡做註釋。讀詩貫穿在我的生活中，給我的步伐新增亮色，創造感覺上的陰涼，而這些在讀詩前是感受不到的。

在很多時候，我記得某些詩行，甚至整首詩整天都在我的頭腦中流動，就好像歌曲的片斷。我堅信如果沒有詩歌，沒有它的音樂，沒有它的深刻智慧的話，我的生活肯定時非常可憐的。

人們傾向於忘記詩歌是智慧。最近我在摩洛哥，一個虔誠的穆斯林給我提及先知穆罕默德在他的格言集《哈迪斯聖經》（the Hadith）中也這樣說。但是他也告訴我《古蘭經》還教導我們詩人是危險人物，體面的人應該遠離詩歌。

這讓我想起柏拉圖，他希望在理想國裡限制所有詩人的存在，因為他認為詩人是撒謊者。在柏拉圖看來，現實是深刻、完美的思想世界。物質世界代表了那個理想的反映，雖然總是不完美的。因此，對於大自然的藝術表現總是對理想的偏離，是讓人懷疑的。

但是柏拉圖對於詩人還有其他的擔心。在《理想國》中，他抱怨說他們傾向於用無益的方式煽動讀者的感情。他們挑動讀者的“慾望、憤怒、以及其他感情，渴望、痛苦、歡樂等。”他說“詩歌不是讓感情乾涸，而是給感情新增燃料和營養”，而只有“上帝的讚美詩和著名人物的稱讚”才值得讀者閱讀。法律和理性要好多了。

儘管柏拉圖沒有完全貶低詩歌藝術，但他對這個行當充滿懷疑，從此後詩人很少對於他們的社會地位感到舒服和自在。甚至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柯勒律治、濟慈、雪萊、華茲華斯等也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並不十分受人尊重。最近的詩人比如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嘲笑他們的國家。詩人身上有桀驁不馴的天性，並不是社會餐桌上招人喜歡的客人。

老師和教授長期以來認為詩歌是課程非常有用的組成部分，詩歌成為文化的核心，最後領地之一就是課堂上。在一定程度上，詩人被學術村落“馴化了”，被迎接到小樹林。弗羅斯特是第一個在校園受到熱烈歡迎的詩人。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教書，也曾在其他地方短期任教。最後幾十年他在全國各地巡迴出現，在大學裡朗誦詩歌或者做報告。他堅信詩歌是在重要的方式上影響人們心靈的手段。

弗羅斯特在他最好的文章之一“詩歌教育”中說，瞭解詩歌運作過程是訓練智慧必須的過程。他甚至建議除非你能熟練地使用比喻，否則就不是安全的。因為你不能舒服地接受比喻的價值，“你不知道你可以期待乘坐它飛多遠，不知道什麼時間它會把你摔下來。”這是非常大的主張。

詩人確實提出大主張，而且往往有點誇張。在“為詩歌辯護”中，雪萊的名言是“詩人是世界上沒有被確認的立法者”。我更喜歡後來的詩人喬治·奧朋（George Oppen）做的修改，他說“詩人是沒有被確認的世界上的立法者。”

我並不特別希望詩人制訂法律或者統治世界。在多數情況下，在這些公共領域他們的表現很糟糕。詩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數人都生活其中的智慧和感情的內在世界。詩歌支援這個內在的世界。

1942年世界還處於戰火紛飛的年代，斯蒂文森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講中回顧了二十世紀無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變得“如此暴烈”的事實，他簡潔地把詩歌定義為“從內部出現的暴力，用來保護我們免於外來的暴力。它是對抗現實壓力的想象力，從最終的分析來說，它似乎和我們的自我保護有關，毫無疑問，詩歌表達文字的聲音幫助我們過自己的生活。”

現實的壓力確實是巨大的，但是詩歌提供了一種抗壓力，把試圖吞沒和消除個人的外部力量推回去。詩人以從前沒有被確認的方式向世界發出聲音。當我們閱讀詩歌的時候，我們在傾聽靜靜的小小的詩歌聲音，這個聲音和龐大的文化喧鬧和社會的爆炸聲形成強烈對比。

我總是向學生把詩歌定義為足夠描述經驗的語言，描述包括內部的河谷、高峰、廣闊的平原在內的充分經驗。它表達微小的思想聲音，描述蘇格蘭詩人和學者阿拉斯塔爾雷德（Alastair Reid）在一首可愛的詩歌中稱為“零星的跡象、徵兆的瞬間”的東西。人們不指望詩歌能改變世界。奧登（Auden）在寫濟慈輓歌的時候寫到“詩歌不能造就任何事情。”它不能改變股票價格走向，不能勸說獨裁者下臺，也不能總是把群眾送上街頭抗議戰爭或者呼籲經濟正義。它以靜悄悄的方式起作用，改變讀者的內在空間，在他們的思想上增添一些精細深刻，為他們把世界弄得複雜一些。

語言讓我們和動物區別開來。我們說話，因此我們存在。我們有神奇的能力用文字表達手勢、做出宣告和請求、表達感情、論證觀點、得出結論。詩歌語言的重要性是因為它精確和具體，把我們帶到離物質世界更近的地方去。在《自然》中，愛默生認為文字的物質性把我們指向一個可以稱為“精神的”方向。他提出了值得考慮的三個原則：

“文字是自然事實的符號。”

“具體的自然事實是具體的精神事實的象徵。”

“自然是精神的象徵。”

這些命題形成了某種追求形而上學運動的平臺，仔細研究自然以發現精神生活的跡象。原則仍然值得我們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文字顯示自然事實：“岩石、河流、小鳥、雲彩”。跳躍出現在第二個命題，假設一個精神世界。我認為，人們可以在這裡超越精神性的傳統概念，承認一個深刻的內在世界在我們每個人生活中，不管宗教信仰如何。我想到的詩行傑拉爾德·曼尼·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啊，思想啊，思想時有山和瀑布的懸崖峭壁，可怕、陡峭、深不可測。”

思想有高度和深度。多數人都能認識到它們，充滿敬畏地看到其可怕的威嚴。那是人們可以朝任何方向延伸的精神領域。最後自然變成了愛默生的“精神的象徵”，詩歌本身體現了那個自然，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它反映了龐大的內在世界，用形象和短語佔滿了空間，為個人生活提供了現實的基礎。

我不能離開詩歌而生活。它幫助我生活得更具體、更深刻。它塑造了我的思想，活躍了我的精神，為我提供了忍受生活的新方式（這裡引用約翰遜博士的話），甚至讓我能夠享受生活。

作者簡介：傑伊•帕里尼（Jay Parini）小說家兼詩人，在美國米德爾伯裡學院擔任英語教授。他著有小說《最後一站》（已改編成好萊塢電影）《本傑明的交叉點》《學徒情人》等，詩集《藝術的退化：新型與出色的詩》。除了約翰•斯坦貝克、羅伯特•弗羅斯特及威廉•福克納的人物傳記，帕里尼還撰寫了有關文學及政治的文章，如《教學的藝術》。他編輯了《美國文學牛津百科全書》，並經常為《守護者》（The Guardian）等報刊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