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之一，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從班固所記，可知《論語》一書是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根據直接記錄和傳聞記錄共同纂輯的孔子言論集，也兼記孔子弟子及當時人一些言行。大約在孔子逝世後的戰國初基本編定。《論語》傳至漢代，國內流傳著三個版本，傳習於魯國的本子稱作《魯論語》，傳習於齊國的本子稱作《齊論語》，漢武帝末年魯恭王劉餘為擴大其宮室而拆除孔子故宅牆壁時，得到用戰國時的文字抄寫的《論語》，故稱《古論語》。《漢書·藝文志》又載：“《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參校《魯論語》、《齊論語》，並將二者融合為一，世稱《張侯論語》，《熹平石經》即採用此本。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語》為底本，參照《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注》，鄭玄所定《論語》，即為以後代代相傳的今本。今本二十篇，已無《問王》、《知道》二篇，也不再將《堯曰》篇中“子張問於孔子”以下別立一篇。各篇名大多數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二、三字，全書五百多章，一萬二千七百多字。與其說加工不如說是隨時代的步伐不斷的進行思想的發展演變…………………

這個問題，屬於實在論。

這些東西，想必屬於不能對外公開的史料。

假如目前流行的版本為明版，那麼會引起很多認知塌方。

《論語》是由孔子弟子記載、儲存、提供並初步整理的，由再傳弟子新增的，記錄孔子與部分弟子言行及個別學習內容的“片段”式散文集。

“論”字有兩個讀音，lún和lùn。表示倫次、編排的意義時讀lún。

可以肯定，《論語》是孔子逝世後才編寫的，編定可能在戰國初已完成，最後成書至少是曾子逝世後。定州出土的漢簡本《論語》證明，約在公元前55年《論語》一書已完全定型。還可以肯定參與《論語》編定工作的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其中應該有曾參弟子、有若弟子。孔氏傳人、師承曾子的子思，連《中庸》都著了，《論語》的相關資料的儲存、提供少不了他；《論語》的最後編定，至少他參與了，孔子住宅牆中發現《古文論語》可以間接說明這個問題。

據《漢書·藝文志》載，西漢時代《論語》有三種版本。一是《魯論語》，二十篇；二是《齊論語》，共二十二篇，它基本上跟《魯論語》相同，但多出了《問王》《知道》兩篇；三是《古文論語》，它是從孔子住宅牆中發現的，它跟傳世的《魯論語》相似，只是有兩《子張》，實際是發現者把《堯曰》誤分為兩篇，原因是《堯曰》篇只有三章，發現者誤把第二章章首“子張”作為篇首，因而叫做《子張》篇，並與第十九篇《子張》重名。

西漢末年，《魯論語》的傳習者張禹，擔任漢成帝的教師，被封為安昌侯。他把《魯論語》和《齊論語》合成一個版本，刪掉了《問王》《知道》兩個篇目，這個版本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大經學家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照《古文論語》，作了註解。三國時代，何晏（？～249年）為《論語集解》作疏，後代收入《十三經注疏》中。研究《論語》的著作很多，在古代最有影響的版本有三種：《論語註疏》（何晏注，邢昺疏），《論語集註》（南宋朱熹），《論語正義》（清代劉寶楠）。當代影響較大的注本是楊伯峻的《論語釋注》。《論語註疏》和《論語集註》是我搜集到的對《論語》的註疏，所以我在“解讀與點評”中多有引述，但對其中相當一部分註釋不完全認同。

《論語》各篇篇名不是中心內容的概括，僅是取開頭的兩個字或三個字作為篇名，以便稱呼而已。如第一篇開頭一句話是“學而時習之”，故名《學而》篇；第十五篇開頭一句話是“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故名《衛靈公》。篇下分章，章往往是一個語段。如第一章：“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有的章短，只有一句話；有的章比較長，已發展為一篇文章，如《先進》第24章。朱熹《論語集註》把全書分四百九十九章。

《論語》每章的內容都是獨立的，章與章之間不一定有聯絡。每篇由若干章構成，不一定有明確的中心，僅僅是編在一起而已。個別人認為，《論語》篇章編排是“匠心獨運”，我認為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從重複出現的內容看，《論語》編輯得很馬虎，是大致歸類的產物。把《論語》的整理者看成了神仙一類的人，把不是一朝一夕的語錄片斷連起來解讀過於牽強。但是，《論語》有的篇大致有所側重。朱熹《論語集註》就指出：《學而》“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八佾》“皆論禮樂之事”；《公冶長》“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述而》“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先進》“多評弟子賢否”；《子張》“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

《論語》中的魯哀公、季康子、孟懿子、孟武伯等等本身不是名，都是尊稱，是“諡號”。記錄時這些人還都在世，應該是記的姓氏或官位，弟子們當時記載不可能書之為魯哀公、季康子、孟懿子、孟武伯等，當再傳弟子們整理時這些人都已經做古了，所以才依禮用上諡號。

我依據的文字，去掉篇名、標點符號等，全書僅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六字，這其中還包括原本重複的。《論語》字數不多，但它卻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極為深遠的影響，它承載了孔子大部分思想學說。在先秦時期，它作為一個顯要學派的創始人的言行錄，有相當廣泛的讀者。秦始皇焚書坑儒，《論語》也在禁焚之列。漢以後，儒學及其典籍獲得統治者的青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論語》進入學官⑦，被視為“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趙歧《孟子題辭》）；元延佑年間，以《四書》開科取士，《論語》文句成為“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康有為《論語注》），成為懸諸日月而不刊的金科玉律。

《論語》早在漢代就已取得了超乎眾學的地位，成為意識形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在認真研讀《論語》後，我對孔子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正如前面所述，孔子是循循善誘的師長，是理想的熱烈追求者，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困難面前不退縮，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論語》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無論如何估計都不過分。它的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深刻的生命智慧，早已融入在我們民族的思想文化中。當然，《論語》也有一些思想給後世帶來消極影響，如政治上的復古傾向，嚴格的等級、秩序觀念，人治觀等。但這些不能也不該損害孔子的人格。一直以來，總有詆譭孔子的聲音，其原因源於有人曲解了孔子和他們不瞭解孔子，正如四十年前的我一樣。

如前所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論語》中凡五十九章一百零九次使用了“仁”字。什麼是“仁”，《論語》中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我們已經可以從孔子的談論中概括出來了。孔子強調“禮”，《論語》中凡四十二章七十五次使用了“禮”字。可以說，除了孔子弟子的個別語言可能有偏差外，《論語》基本傳達了孔子的道德思想、倫理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等等。孔子讀史集《春秋》，整理《詩經》《周易》等，又直接面對弟子執教，可以肯定《論語》中所有言論都是有針對性的。

《論語》是片段言行錄，其中“言”的比重大，有的是直接以“子曰”或“孔子曰”的形式出現，有的是以回答弟子或他人之問的形式出現，有的是在敘述孔子與弟子交流過程中出現的。記錄孔子及弟子“行”的內容除《鄉黨》篇比較集中外，在一些篇中零星出現，散見於各篇的“行”也多與“言”揉合在一起。“《論語》二十篇，唯《鄉黨》篇無‘子曰’；《周易》六四卦，獨‘乾坤’卦有‘文言’”，這幅對聯說的是對的。

《論語》的語言簡練、曉暢，善於利用語言敘事狀物、傳情達理，許多話充滿人生精義，內涵豐富。我們經常運用的不少成語格言就出自《論語》，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欲速則不達”“小不忍則亂大謀”“道不同不相為謀”“言必信，行必果”“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為人們頻繁引用，有著鮮活的生命力。《論語》記事雖然不多，但往往有著很強的現場感，寥寥數語，人物情態畢見。如《先進》第24章對四弟子侍坐的描述，《陽貨》第3章對“子之武城”的記錄和《衛靈公》第2章對“子路慍見”的記錄。

《論語》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漢時期就傳入了北韓和日本，日本《大寶令》還指定它為日本學生的必修課。1594年，傳教士利瑪竇將它譯為拉丁文後，它又被轉譯為意、法、德、英、俄等多種文字，在西方各國廣泛傳播。《論語》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具有極高的思想價值和文化價值。

後世對《論語》無法篡改，有的只是錯誤句讀和曲解或誤解。錯誤句讀、曲解和誤解也影響有效傳達孔子的正確思想。

前兩天回答了一個問題，說"古人說話是不是都是用文言文"。突然冒出了一個念頭：《論語》中孔子的話不一定是原話，有可能是弟子們將孔子說的大白話變成了文言文。

孔子說的是山東話，誦讀《尚書》、《詩經》或者官文的時候才用當時的"普通話"（可能是河南口音）。孔子和弟子們的日常談話，不會是用文言文，應當就像現在山東人說話一樣，都是大白話。

《論語》的版本其實是有差別的，比如定州漢墓出土的楚簡《論語》抄本，與我們看到的《論語》差異有七百多處，說明當時傳抄過程中也有不少錯漏或更改。

答友們可以用自己的家鄉話說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看誰有氣勢。

祝您愉快!

儒家六藝是孔子修訂的儒家教科書。孔子修訂《詩》、《書》、《禮》、《樂》，為《易經》做傳，做《春秋》。

但《論語》的作者不是孔子。而是孔子的弟子曾參（參：念CAN，不念SHEN），字子與。

《論語》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語錄體著作。其地位遠不如孔子修訂的儒家六經。

曾參編訂完成《論語》後，曾參的弟子又對《論語》做了增益：

一是增加曾參的言行。

二是把《論語》中的曾參改為曾子。所以，在《論語》中，除了仲尼被成為‘孔子’外，其弟子中只有曾參一人被成為‘曾子’。

《論語》雖然經過曾參弟子增益。依然是真實的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籍。

除了《論語》外，《商君書》、《孟子》、《老子》等諸子經典的成書，皆是如此。

《商君書》中，絕大多數篇章，是商鞅本人所做。兩三篇是商鞅死後，其繼任者或弟子所作。其思想與商鞅完全一致。我們可以視為，《商君書》全部是商鞅所做作。

《孟子》絕大多數篇章是孟子本人所做。少數篇章，是孟子弟子萬章所做。都是真實的記錄孟子言行。

說《論語》、《孟子》、《商君書》、《老子》都經過後世‘加工’，措辭欠妥。確切的說，是經後世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