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大約70年的時間內，是國家力量的增強、行政的試驗和制度的確立時期。在這幾十年中，統治者集中力量強化中央集權在對外問題上一直保持無為的政策，希望儘快使國家從滿目瘡痍的廢墟中恢復過來。劉邦死後，西漢王朝在經歷了短暫的混亂後，迎來了一個相對較長的發展時期—文景之治。

　　輕徭薄賦與獎勵農耕。文景時期，仍以黃老之說為治國思想提倡與民休息。在經歷秦末大動亂後，漢高祖和惠帝時期，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仍極為凋敝。漢文帝和景帝在位期間，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對這一時期農業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社會經濟也因此迅速發展。文帝多次下詔勸課農桑，在鄉里按照單位戶數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對民間德高望重以及耕田成就突出的人頻繁獎賞，藉此以鼓勵發展生產。

　　同時又採取了減輕農民負擔方面的許多措施。漢朝的農業稅採用收取分成租的方式，漢初至文帝前一直按照十五稅一的租率收取地租。文帝十二年廢除了透過關隘使用文書的制度，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商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間接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自秦以來男子均為17歲為成年，即自17歲開始承擔國家賦稅徭役。漢景帝二年，這一制度被改為20歲，即推遲了3年，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且成丁年齡在此後仍被不斷推遲，著於漢律的附籍年齡被推遲到23歲。

　　輕刑慎罰。秦代法律的嚴酷直接引發了秦末農民起義，劉邦入關後約法三章的舉動正是為了減輕刑罰，然而在漢初很長時期內，由於政治的多變，完整的法律並未確立。到漢文帝時方才設立完整的漢律，其指導思想仍延續劉邦的舉措，以減輕刑罰為主。相對於秦代法律，漢律具有以下特點:

（1）秦代罪人，一旦被判為劣等民如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即為終身制，一生服役而無解脫之日。漢文帝新律廢除這一條文，規定服刑期限依據犯罪情節輕重；罪人服刑期滿以後，免為庶人，即獲得平民待遇。

（2）廢除了秦律中連坐這一極不合理的規定。

（3）廢除秦律肉刑，而改用笞刑。秦代肉刑有黥、劓、刖、宮四種，漢文帝下詔廢除，肉刑為笞刑取代，減輕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到景帝時又進一步減輕了刑罰。

後兩項的改革在此後雖然並未得到嚴格執行，但文帝時期官吏在執法斷獄過程中，均採取從輕發落的精神，執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漢代刑獄相對於秦朝頗為精簡拋棄了秦朝酷法的思想，使平民日常生活得到保障。

　　相對於漢高祖、惠帝、呂后時期，以及後來的漢武帝時代，文景兩代的軍事活動相對較少，與周邊少數民族的矛盾也極少訴諸武力，秉承黃老治國思想，以不妄興民力為出發點。呂后時，漢朝內亂，南越王趙佗乘機自立為帝，對周邊閩越、西甌、駱等民族展開攻勢，又僭越禮制，乘黃屋左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文帝即位後西漢政治迴歸正軌，為了在不動用武力的情況下使南越臣服，其派陸賈再次出使，賜書趙佗，趙佗因此心悅誠服，撤去帝號，並廢除所有不符合禮制的體制，歸附漢王朝，使漢王朝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

　　文帝后元二年，漢朝繼續堅持與匈奴的和親政策派遣宗室之女出嫁匈奴，此後匈奴雖有擾邊行為，卻一直沒有大規模侵犯漢朝邊境的行動，從總體上看基本保持了與匈奴的相安無事。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盛世，與文帝、景帝個人的勵精圖治息息相關。在經歷了秦末戰火，漢代國力尚處凋敝的情況下，他們從政治、經濟、法律、官制等諸多方面進行改革，這些都為漢朝國力的增強打下了堅實基礎。秦代以來一直設有“秘祝”之官，一旦出現災異，均歸罪於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此官，並明確指出:皇帝要為百官的過錯負責，身體力行地貫徹了古代“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思想。

　　文景兩代推行的上述一系列措施，使社會經濟獲得了恢復和發展，國力不斷增強，政權的統治基礎也日趨穩固。農業的迅速發展促使糧食價格大幅度降低，史書上形容當時夜不閉戶、餘糧棲野固然是對這一時期的社會生活的誇大，但人民生活相對此前和以後更為富足則是真實的。

　　無可否認，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起到了很大的成效承漢初政治、社會動盪之餘，對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復甦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正是因為文景之治的積累，漢朝國力迅速增強，到漢武帝即位以後，漢朝方能舉全國之力與在蓬勃發展的匈奴一較高低，最終將蒸蒸日上的匈奴國勢全面壓制下去，使其由盛轉衰解決了匈奴長期以來對漢王朝的威脅。可以沒有文景時期的文治即不存在漢武帝時期的軍事勝利。

文景之治是漢朝初年，漢景帝和漢文帝所在的時期，前後大約41年，在此之間，漢朝實行輕徭薄役，休養生息的政策，使得生產力和經濟水平得到了極大程度的提高，因為之後的漢武帝大破匈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文景之治是中國封建歷史中難得的一個盛世。雖然期間也發生了七國之亂，但並沒有影響到文景之治的盛世。

在漢初大約70年的時間內，是國家力量的增強、行政的試驗和制度的確立時期。在這幾十年中，統治者集中力量強化中央集權在對外問題上一直保持無為的政策，希望儘快使國家從滿目瘡痍的廢墟中恢復過來。劉邦死後，西漢王朝在經歷了短暫的混亂後，迎來了一個相對較長的發展時期—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恆，漢高祖劉邦之子。高帝十一年受封為代王。公元前180年呂后死，呂氏家族謀劃作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共同平定了這次叛亂，漢文帝被迎立為帝，在位23年。漢景帝劉啟，漢文帝太子，公元171前157年即位，在位17年。文、景在位期間的40年時間，是西漢王朝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史稱“文景之治”。

輕徭薄賦與獎勵農耕。文景時期，仍以黃老之說為治國思想提倡與民休息。在經歷秦末大動亂後，漢高祖和惠帝時期，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仍極為凋敝。漢文帝和景帝在位期間，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對這一時期農業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社會經濟也因此迅速發展。文帝多次下詔勸課農桑，在鄉里按照單位戶數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對民間德高望重以及耕田成就突出的人頻繁獎賞，藉此以鼓勵發展生產。同時又採取了減輕農民負擔方面的許多措施。漢朝的農業稅採用收取分成租的方式，漢初至文帝前一直按照十五稅一的租率收取地租。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兩次下詔“除田租稅之半”，即將租率改為三十稅一，十三年甚至免除全額地租。從此以後三十稅一的租率遂成為漢代定製。在人頭稅方面，文帝時，算賦由每人120錢減為40錢，徭役則減為每3年服役1次，服役的時間並未因此延長。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國家所有的山川湖泊，允許平民進入樵採漁獵。這一方面便利了農民生活，推動了農副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推動了關係國計民生的鹽鐵生產的發展。文帝十二年廢除了透過關隘使用文書的制度，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商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間接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自秦以來男子均為17歲為成年，即自17歲開始承擔國家賦稅徭役。漢景帝二年，這一制度被改為20歲，即推遲了3年，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且成丁年齡在此後仍被不斷推遲，著於漢律的附籍年齡被推遲到23歲。

輕刑慎罰。秦代法律的嚴酷直接引發了秦末農民起義，劉邦入關後約法三章的舉動正是為了減輕刑罰，然而在漢初很長時期內，由於政治的多變，完整的法律並未確立。到漢文帝時方才設立完整的漢律，

公元前206年劉邦建立西漢。國家初立，百廢待興，劉邦透過減除賦稅、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對匈奴等邊疆少數民族實行“和親”政策等重建家園，恢復，生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又對劉邦時期的一些主要政策做了進一步的調整，社會更加穩定，社會由恢復而發展，於是出現了所謂的“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的主要做法是：

1、實行“貴粟政策”。就是人民可以用糧食買爵位，也可以用糧食贖罪。國家糧食多了，可以減輕租賦；商人要向農民買糧，糧價也會提高，這樣，國家有糧，商人有爵，農民有錢，各得其所。這項政策實行後，國家存糧大增，農民的生活和生產都一度得到改善；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

2、輕徭薄賦。一是減免田租。田租由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即收田租半年。次年，又全免天下田租，共十二年。至景帝前元二年才復收田租，以三十稅一為制，直到西漢末年。二是減輕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歲，要納算賦。原每人每年納一百二十錢，今減為四十錢。三是減輕徭役。民年二十三至五十六歲，服兵役兩年。其他時間，原為每人每年在郡縣充更卒一個月，今減為三年充更卒一個月。

3、修“馬復令”。就是民養馬一匹，可以復免三人不充徭役。鼓勵人民養馬，加強武備，以準備打擊匈奴。

4、開關梁，馳山澤之禁。變“抑商”為“惠商”，下令取消在關口津樑處檢查來往行人的制度和禁止在山林川澤樵採、捕撈的禁令。商人可以自由販運，任意開山鼓鑄，砍伐木材。從而促進了商業和手工業的迅速發展。

5、約法省禁。文景時期，在恢復經濟的同時，實行“約法省禁”政策，廢除了一些嚴刑苛法，以緩和社會矛盾。

6、平定七國之亂。利用三個月時間，平定七國叛亂，使諸侯王勢力受到致命打擊。

文景之治最大的貢獻是穩定了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增強了國力，進一步了加強了皇權統治，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大規模打擊匈奴奠定了物質基礎和良好的社會環境。

“文景之治”指的是西漢時期的第三位皇帝漢文帝劉恆及其子漢景帝劉啟統治時期出現的國家富足的局面，時間跨度大致是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40年，在這40年間，文景二帝承襲西漢開國以來崇尚黃老之學的風氣，堅持“修養生息”的國策，輕徭薄賦，勤政愛民，皇帝本人更是以孝聞名於天下。西漢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逐漸恢復了生機，改變了西漢建國以來的羸弱局面，百姓安居樂業，社會一片和諧。

“文景之治”幾乎沒有大的過錯，功遠勝於過，而要說其最大的功勞，當屬改變了漢初國家羸弱的局面，穩定了漢朝的統治，為漢武帝時期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春秋戰國以來，天下分崩離析，諸侯相互攻伐，民不聊生，秦始皇統一天下，百姓曾獲喘息之間，然而這統一僅僅維持了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天下又復歸混亂局面，社會經濟凋敝，百姓流離失所。據說西漢立國之初，“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國家可謂窮困潦倒。當時北邊的匈奴異常強大，漢朝不得已對匈奴卑躬屈膝，以“和親”為名送宗室公主給匈奴單于以討好匈奴。而經歷過“文景之治”之後，漢朝恢復元氣，國家殷實，百姓富足，景帝之子漢武帝劉徹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北擊匈奴，西攻西域諸國，不僅擴大了統治區域，更解除了國家長期以來面臨的外部威脅，並且在國內逐步削弱諸侯國實力，解決了漢初以來困擾皇帝的王國之爭，避免了國家的分裂，出現難得一見的盛世，而這一切其實早在“文景之治”時期早已埋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