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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大瀚聞史

    一方面,曾國藩對滿清忠心耿耿是一個讀書人學而優則仕,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

    曾國藩出生於晚清一個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27歲中進士,入翰林院,歷任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從曾國藩的人生軌跡可以發現,他所走的就是科舉取士、光宗耀祖的道路。實際上,作為漢人的曾國藩在內心中不一定對滿清忠心耿耿,而是對國家、對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和抱負以及整個家族的榮耀忠心耿耿。

    另一方面,曾國藩對太平天國恨之入骨既有作為一個朝廷官員的職責所在也有對家鄉遭遇的個人情感原因。

    曾國藩從小熟讀儒家經典,“仁義禮智信”的觀念早已深入他的腦海中,作為深受傳統儒學文化影響的朝廷官員,對四處侵略、荼毒生靈的太平天國起義軍自然是要視為洪水猛獸來看待的。還有一個原因不得不說,那就是曾國藩是湖南人,看到家鄉人民因為太平軍的攻佔而生靈塗炭,他自然不能坐視不管。於是曾國藩藉著清政府急於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的時機,他因勢在其家鄉湖南一帶,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勇”。這支軍隊日後成為鎮壓太平天國的主力軍。

  • 2 # 大飛哥愛歷史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了解一下曾國藩其人,曾國藩於1811年生於湖南湘鄉一個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道光十八年也就是1838年,曾國藩中了進士,開始了他的官場生涯。曾國藩作為一名長期受儒家思想薰陶的知識分子,將儒家思想發揮到了極致,尤其是忠君衛道的思想,曾國藩的一生完美詮釋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曾國藩創立的湘軍指導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湘軍士卒之間很多都是同鄉、親友及師生關係,他們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禮、義二字深入人心,打起仗來無不爭先恐後,勇往直前。而太平天國的指導思想是什麼哪?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就是在西方基督教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了適應中國的國情,洪秀全等人又對教義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以便貼近那些受壓迫受剝削的底層農民。隨著金田起義的爆發,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作為一個新生的事物,勢必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產生衝突,儒家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拜上帝教被人稱為異端,作為晚清最為著名的儒家思想的堅定擁護者,曾國藩對太平天國恨之入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造成這個原因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曾國藩並不認為太平天國起義是簡單的農民起義,這次起義不同於以往的白蓮教、天地會等農民起義,這次起義夾雜著外來宗教思想,曾國藩包括清政府內心都十分懼怕,他們害怕太平天國與歐美殖民者相結合,畢竟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當中大清國被人打的落花流水,統治階層對此十分忌憚,從另一方說這其實還是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

    二、作為封建地主階層的代表,曾國藩肯定要捍衛地主階級的利益,他是清朝的官,拿的是清朝的俸祿,當時的清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太平天國起義就是造反,造反就得殺頭,這是毋庸置疑的,濫殺是他的歷史侷限性所決定的,所以他還有個曾剃頭的稱呼,雙手佔滿了起義軍的鮮血。曾國藩曾多次敗於太平軍之手,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多次被太平軍攻破後重建,靠的就是堅忍的意志,這是曾國藩治國治軍的核心。

    綜合來說,曾氏對清朝忠心耿耿而對太平天國勢同水火,歸根結底還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時刻以儒家思想作為自己行為準則的曾國藩,面對太平天國運動這種借外來宗教起義,極為排斥也是在意料之中,最為重要的是曾國藩多次敗於太平軍之手,他對太平軍自然是恨之入骨。

  • 3 # 卓爾艾米

    艾米認為,導致曾國藩對滿清忠心耿耿,對太平天國恨之入骨,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豁出命去要保護的是一種“滿漢共識”的利益共享體系。

    “滿漢共識”不是“滿漢一家”。

    “滿漢共識”,可不是“滿漢一家”這種統戰口號。口號難免口是心非,如修滿城,滿人對皇上自稱奴才,滿漢官員各吃各的席,滿漢不通婚等。這是典型的“嘴上說不要,身體卻很誠實”。

    而“滿漢共識”是滿清入關後,清朝君王為籠絡漢人士紳能心甘情願、積極主動為其效力,給予漢人享有的各種利益而推行的“滿漢共治”的利益共享體系。

    這讓我想起了小時候,我們經常玩耍的一個小遊戲——棒棒雞!在這個遊戲中,雞、蟲和老虎的關係,老虎吃雞,雞吃蟲,蟲咬棒棒,棒打老虎。這個有趣的小遊戲,極其生動地詮釋對應了滿清入關後,必須面對的幾個節點關係。

    即:清朝皇帝、滿人大臣、漢人大臣和老百姓。皇帝是老虎,要吃人的那種;滿人大臣是雞,漢人大臣是棒棒,老百姓是蟲。

    所以,這層關係本質上概括起來,就是,皇帝直接制約滿漢大臣,官員們欺壓百姓,保住烏紗帽。老百姓被壓迫,最後頻繁爆發農民起義來反抗皇帝。所以,滿漢共識的實質就是共同壓迫。

    所以,這個類似自然界“天敵”一般存在的關係鏈,是真實客觀存在於那個特定時代的——胡人入主中原,面對風起雲湧的反抗,如何快速保持穩定局面,是當政者面臨的頭等大事。

    “滿漢共識”利益共享體系,從最初的權宜之計,成為後來長期的國策,客觀上,緩解了滿漢對立矛盾,從最初的民族對立矛盾,到逐漸轉變為階級對立關係,並促成滿人最終漢化起到了推動作用。

    但也必須指出,這種意識的形成,就如同一劑慢性毒藥,“利令智昏”,毒蝕心智,讓漢人逐漸失去了反抗意識。這為曾國藩等類似漢人,淡化民族意識,心甘情願為清朝效力,鞍前馬後,樂此不疲,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滿漢共識產生的深層背景。

    1636年,皇太極改後金國號為清,發動了對中原地區的全面進攻。1644年入關後,抵抗激烈,殺戮之慘烈,前所未有。清政府急於問鼎天下,又想盡快俘獲人心,讓中原百姓認可其政權的正統性。

    於是,清承明制,讓曾經愚昧落後的部落部族文化能夠迅速與中原接軌,相互靠攏,形成滿漢共識,化解矛盾。

    由此可知,這是滿清入關以後,為了緩解民族矛盾,減少因在全國推行“剃髮易服”政策導致矛盾激化後,以滿漢共識的共享利益體系化解民族矛盾的做法。

    歷經三百年後,不但漢人的本民族意識被削弱,本能地以既得利益階層作為認同基礎,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人士紳階層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自己被滿清政權的“滿漢共識”思想麻醉不說,他自己也早就沒有民族意識。

    至此,以曾國藩為代表,當然可以打著儒家的幌子,為“滿漢共識”構建思想體系,與其說,《曾國藩家書》是後世“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心靈雞湯,不如說,這是清朝最著名最完善的忠君思想體系,可謂是殫精竭慮,恪盡職守。

    我們從流傳後世的《曾國藩家書》可以略知一二。在這部被後人戲謔調侃揶揄為《訓狗哲學》的理論體系中,曾國藩倡導的“立身立命立功”等封建愚忠思想,對滿清愚弄華人、禁錮思想,造成華人精神層面頹廢,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

    正是這套理論體系的確立,極大地幫助了清政府在其統治內,可以迅速化解滿漢對立的情緒。這也是為什麼當太平天國爆發後,曾國藩可以迅速把拜上帝教倡導主張、追求“自由平等”為宗旨的民族解放運動化解為一場文化衝突運動。

    換言之,曾國藩實施的乾坤大挪移手法,實在是高。“忠犬救主”的故事婦孺皆知,講述的是一條狗如何救助了他的主人。這分明就是晚清時期“忠犬救主”的故事現實版本。所以,時至今日,曾國藩身上貼滿了各種華麗標籤,聖人也好,屠夫也罷,但都離不開“犬儒”這個大標籤。

    不破不立,曾國藩與太平天國“掰手腕”

    與其說,太平天國與曾國藩之間的較量如同掰手腕,不如說,他們在進行一場“圍城”較量。不過,這一次,曾國藩是守的一方!他保衛“滿漢共識”,但不是中華文化的問題。另一方,要千方百計打破這種“野蠻、落後和腐朽”的固守。

    這就如同錢鍾書先生的名言,“城裡的想出去,城外的想進來”,我出不去,你進不來。

    所以,太平天國本質上不是破壞了中華文化,這種小兒科的噱頭,除了那些滿清遺老遺少力挺之外,毫無新意,須知,太平天國上上下下、裡裡外外都是中華文化的身影,有人拿文化說事嘰嘰歪歪,只是看表面,膚淺認識下的臆斷,本質上是沒有看清楚、看透、看明白太平天國破壞的乃是“滿漢共識”固有的利益共享理論體系。說白了,太平天國運動一旦成功,只會讓曾國藩這些人失去榮華富貴,淪為階下囚,死無葬身之地。

    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曾國藩代表的清政府和太平天國之間的戰爭,根本不是他所標榜的文化保衛戰,這完全是掩蓋其“保衛利益”的本來面目。看起來是多麼高大上,實則是欺世盜名的小把戲。

    這表明,太平天國和後來的辛亥革命一樣,本身是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革命情緒的。但是,遇到熟讀儒家思想並把它閹割為滿清治國體系的曾國藩後,他是什麼人呢,深諳箇中奧妙,在狂熱的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面前,他自知沒有更大獲勝把握。不但孤掌難鳴,難得人心,更是師出無名,勝算難料。最好的辦法就是轉移矛盾,把一場民族革命轉換為文化的暴力衝突。

    他做到了!

    他成功了!

    他抓住了最後的救命稻草!

    他讓招募來的湖湘子弟對此深信不疑,因為對於多數老實巴交的農民來說,當兵吃糧,足夠了。還能為保衛傳統文化盡力盡責,這是何等的光榮與榮耀?!

    於是,我們看到了《討粵匪檄》汙衊貶低太平天國的滿口胡謅亂扯的片面之詞。這實在是作為敵對勢力,曾國藩為了在意識形態上打贏一場戰爭而主動撕破臉、說瞎話而使出的“下作手段”。

    所以,如同“滿漢一家”只是口號一樣,曾國藩保衛文化,還是,口號!原來如此!

    請看最經典的曾氏語錄:

    這些看似妙語連珠的憤怒聲討,已經暴露出了他的內心世界,在面對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者時,一個太極推手,避其鋒芒,不按套路常理出牌,順勢來個“掃堂腿”,“避實就虛”,不但避免了與太平天國《反清討胡檄》針尖對麥芒的兩敗俱傷,反而出其不意地打了對手一個措手不及,文中曾氏所表現出來的是何等的強悍與何等的盛氣凌人。

    至此,太平天國發起的民族解放運動變成了曾氏發起的文化保衛運動。這樣看來,曾國藩用文化保衛戰保護了“滿漢共識”利益共享體系,他打贏了這場戰爭,還把太平天國運動徹底顛覆,進入天京城後,放膽殺,放膽燒,把太平天國的典籍燒的徹徹底底,以至於後世史學家無不扼腕嘆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尤其痛心於“俱付焚如”,化為灰燼的無奈。

    這樣看來,他根本對不住那句曠世名言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北宋大家張載的名言。當代哲學家馮友蘭將其稱作“橫渠四句”。但是,曾國藩,實在對不住這四句聖人標準。

    如此,你完全可以理解曾國藩為何對太平天國恨之入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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