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常見的紀年方式有兩種，帝王紀年和干支紀年。“年”其實就是一套累加的系統，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把哪一年當作第一年。古代用帝王年號來紀年，比如萬曆十五年、崇禎二年等等，就是把皇帝當政的那一年當作第一年。

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的時候，為了國號的問題，還專門下了一道詔書，說《周易》裡面有四個字叫“大哉乾元”，以後我們的國號就叫“大元”了。忽必烈這麼做，是因為他作為蒙古人，要在漢人的土地上建立新王朝，就必然要利用漢人的儒家文化。《周易》是儒家的重要經典，用《周易》來起國號，就等於宣告蒙古人認同了漢人的儒家文化，這有利於樹立新王朝的正當性。

其實，國號的精彩之處還不止這些，它還暗含了中國歷史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中國社會是怎樣變遷的。

古代中國的國號都是怎麼來的？我們從最常見的說起，很多國號都來自地名。比如關於商朝的國號，王國維先生就說，“商”原本是地名，商人的始祖曾經被封到“商”這個地方，後來他們建立國家以後，就把“商”作為國號。周朝的祖先曾經生活在陝西渭河流域的“周原”，所以在他們建立國家以後，就把“周”作為國號。

不過，很多王朝的國號看似來源於地名，這個地名可不簡單，它其實是開國之君從前朝那裡獲得的封號。比如隋朝的創立者楊堅，在稱帝以前就繼承了父親楊忠的“隨國公”爵位，所以稱帝以後就把國號改為“隋”。當然，這個“隋”字是經過改動的，改動的原因我在開頭已經說過了。再比如唐朝的國號也來自封號，李淵在稱帝以前，就曾經被隋朝封為“唐國公”。宋朝的創立者趙匡胤雖然沒有獲得過封號，但他曾經在宋州這個地方擔任節度使，所以他即位以後就把國號定為“宋”，從廣義上來說也可以算作這一類。

在這裡我們要講一個特例，那就是漢朝。漢朝的國號看上去來自封號，劉邦曾經被項羽封為“漢王”，但劉邦其實曾經對這個封號很不滿，因為這個封號來自漢中。漢中在當時比較偏僻，他覺得自己這是被流放了。張良就安慰他，說“漢”這個封號不錯啊，你看天上的銀河，被稱為“天漢”，我們在地上的這個“漢”，和天上那個漢是彼此呼應的，我們打出“漢”這個旗號，一定可以得到上天的保佑。所以，漢朝的這個“漢”，表面上來自封號，其實也和含義有關。

用封號做國號，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主流。你可能還注意過一類現象，有一些政權的國號和之前的王朝是相同的，這一般是因為後面這個王朝想要抬高自己的身價。舉個例子，漢朝滅亡以後，中國歷史上還出現過好幾個國號叫“漢”的政權，而且建立者一般都姓劉。光是在五代十國時期就有三個：五代中的後漢，建立者叫劉知遠；十國中的北漢，建立者叫劉旻；十國中還有個南漢，建立者叫劉龑。這些姓劉的都把國號定為漢，主要就是跟劉邦建立的漢朝套近乎，顯得自己的政權比較有背景。再比如唐朝滅亡以後，歷史上又出現了兩個叫“唐”的政權，而且建立者都姓李：一個是李克用建立的後唐，另一個是李昇建立的南唐。不用說你也知道，這兩個政權打出的都是復興唐朝的旗號。

除此以外，有一些國號表現得特立獨行，它們來自讖語。所謂讖語，就是一種帶有政治意義的預言，意思都比較模糊，只能靠猜。三國時期的曹魏政權，國號就和一句讖語有關，這句讖語叫“代漢者當塗高”。 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取代漢朝的是當塗高，但這個“當塗高”是什麼呢？東漢末年有人就猜，當塗高就是擋在路上的那個高大建築物，這不就是“魏”嗎？古代皇宮大門上都有一座高聳的城樓，那個叫“魏闕”，“魏”就是高大的，“闕”就是門。“魏闕”有時也簡稱“魏”，所以曹操曾經要求漢獻帝封他為“魏公”，也可能是為了呼應“代漢者當塗高”這個讖語，顯示自己是天命所歸。後來“魏”這個字就從曹操的封號，變成了曹魏政權的國號。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司馬炎建立的晉朝，表面上來自封號也就是“晉國公”。但有歷史學家指出，其實司馬炎的父親司馬昭當年要求封為晉國公，也是為了去呼應“代漢者當塗高”的讖語。當時漢朝還留了一個尾巴也就是蜀漢政權，司馬昭認為魏國並沒有真正地取代漢朝，這個任務將來要由司馬家族來完成。晉國公的這個“晉”字，就有“高升”的意思，所以會有“晉升”這個詞，這也可以跟“代漢者當塗高”的讖語呼應起來。

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例子。南北朝時期，南方先後出現了宋、齊、梁、陳這四個政權，其中齊朝的國號也來自讖語。齊朝的建立者是南朝宋的大將蕭道成，他是透過篡位當上的皇帝。在他篡位以前，有一句讖語很流行，叫作“金刀利刃齊刈之”，“刈”就是割斷。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把金刀和利刃都一齊割斷，背後其實大有玄機。南朝宋的皇帝姓“劉”，所以南朝宋又叫“劉宋”。繁體的“劉”字裡面就含有“金”字和立刀旁，蕭道成就把“金刀利刃齊刈之”裡的“金刀”解釋成劉宋政權，把一齊的“齊”字解釋成未來的國號，這句話的意思就變成了“斷送劉宋政權的新王朝是齊朝”。蕭道成就根據這句讖語，把國號定為了“齊”。

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問了，離我們最近的那三個王朝，也就是元、明、清三朝，怎麼現在還沒登場呢？這三個王朝的國號都可以劃入一類，那就是根據含義來選擇國號。

元朝的國號自周易裡的四個字“大哉乾元”。乾元就是萬物之始，入主中原的蒙古人選擇“大元”作為國號，目的就是宣告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明朝的國號可能和當時的白蓮教信仰有關，白蓮教在元末農民起義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它的核心教義是“明王”即將出世，救民於水火。“明王”就是佛教中的阿彌陀佛，白蓮教徒日常誦讀的經典《大阿彌陀經》當中就把阿彌陀佛稱為“諸佛光明之王”。所以，元末紅巾軍領袖韓山童自稱明王，他的兒子韓林兒後來被稱為“小明王”。

1260年3月初，忽必烈抵達開平，隨後不久召開忽裡勒臺，除了之前提到的合丹、塔察兒、也孫哥等人以外，還有忽必烈的弟弟木哥，闊端的兒子只必帖木兒，哈赤溫的孫子忽剌忽兒、納鄰合丹，別勒古臺的孫子爪都等人。木華黎的曾孫忽林池、成吉思汗的外甥納陳駙馬等功臣外戚也一併前來。此外，忽必烈的妻室及漠北部眾也都悄悄南下來到開平。

忽必烈登上汗位一個多月以後，即1260年5月1日，忽必烈宣佈選用“中統”作為年號，他在《建元中統詔書》中宣佈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起，建元為“中統元年”。

宣佈年號是中國王朝的重要標誌之一，“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歷史上第一個年號出現在西漢漢武帝十九年十月，漢武帝出去狩獵，捉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群臣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紀念，建議用來記年，於是立年號為“元狩”，稱當年（前122年）為元狩元年。過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陽地方獲得一隻三個腳的寶鼎，群臣又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建議用來紀年，於是改年號為“元鼎”，稱那年為元鼎元年。此後，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會改元，並同時改變年號。

《建元中統詔書》中說：“列祖列宗依靠長生天所贈與的武功和勇敢得以征服天下，以淳厚的德行統治著天下百姓。大蒙古國建立的時間不長，還來不及以文治來增添潤飾；不過各項政事經過改造變通，慢慢地開始有了規章條理。我有幸得以繼承祖宗的基業，不斷擴充領土，認真考察先祖制定的札撒，並研究歷朝歷代的制度。建立年號是為了顯示歲時，表示帝王要萬代相承襲，紀錄時間，記載王業，以看出天下統一的要義。效法《春秋》做萬世的軌範，體現《易經》為萬物的開端。

可從庚申年（即1260年）五月十九日開始，建立年號為中統元年。從我即汗位建立年號開始，就必須把建立法度、秩序擺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因此朝廷內部設立都省（中書省），以總領宏觀的法制綱紀，朝廷外部設立總司，以處理具體政務。把發展利益剔除危害的辦法，補救偏頗救助弊病的措施，隨詔書而頒行天下。我手執政柄，把握樞要，必得順應時勢而建立年號；施行仁義，頒發政令，以期盼與天生萬物共同發展、更新。所有的臣僚百姓，都應當體察我極深的用心！”

在忽必烈繼承汗位之前，蒙古是用十二生肖紀年的，從成吉思汗開始，四位大汗都沒有想過要用年號紀年。忽必烈稱汗之後，決定全方位模仿漢地王朝制度，包括廢除十二生肖紀年，改用年號在內。

他選取“中統”一詞作為年號，無疑有著很深的政治用意，所謂“中統”，就是“中華開統”，無疑向天下宣告，我所建立的王朝才是華夏中央王朝的正統之所在。自古以來，權力的政治合法性都是每一個政府孜孜不倦予以追求的重要目標，尤其是在國家分裂的背景下。忽必烈在漢人謀臣的建議下，以“中統”作為年號，對南宋朝廷表明，我以繼承中央王朝的正統自命，將來也要致力於寰宇一統，混一南北。

1260年三月二十四日，大蒙古國已故大汗蒙哥之弟忽必烈即位於開平府（今中國內蒙古正藍旗），五月十九日宣佈建元“中統”。建元詔書內容為：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製。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為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頌。於戲！秉籙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宣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在臣庶，體予至懷。[2]

“中統”是大蒙古國（後來的元朝）的第一個年號，據說取義自“中華開統”[1]，1264年平定阿里不哥後，忽必烈又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

其實在忽必烈之前的，元朝歷史是沒有年號的，大多是依靠遼代曆法為依據，至於忽必烈為何選擇“中統”作為年號？其實是有一個插曲的，據野史記載，忽必烈在南下時，經過一座寺廟，裡面也傳來，朗朗頌書聲。

經過南征北戰的忽必烈，感覺難得有一片幽靜之地，便前往廟堂，在廟堂中忽必烈看到一位僧人，便與之交談，談吐之間忽必烈對其有些好感，感到此人雖獨在寺院，卻知識淵博，是個人才，加上當時戰亂不止，國家百廢待興，便請其，跟隨自己。

偶然間的相遇，也許是命中的安排，這位僧人的歷史背景也不簡單，其祖輩也曾是官員，只是後來家境敗落，自己又感到博學多才，得不到重用，便隱居於此。

遇到忽必烈後，此人也將才能，發揮到了極致，被後世稱為元朝名相，他就是劉秉忠，也是一個肩比諸葛亮的人物。

在元朝成立後，劉秉忠說，既然國家建立了，就應該有自己的歷法跟年號，因為歷代中國朝代，都有年號，於是他就給忽必烈定下“中統”年號，意在表明，元朝是國家正統。

1260年在長兄去世後，忽必烈在開平繼承汗位，定為 建元中統，開始按中國傳統的王朝年號紀年。

在劉秉忠死後，他被葬在大都（北京），後來又被遷回老家邢臺安葬，經過一千年的歷史，現在其墓地也是，一片狼藉，就連墓碑也破損不堪，曾經叱吒風雲的元朝宰相，落得如此地步，也是讓人唏噓不已。

後來“中統”這個年號，忽必烈也僅僅使用了四年，後面又被改為“至元”年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