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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六事件,也被稱為是二二六兵變,在日本近代史上影響十分深遠,今年是二二六事件80週年,日本右翼有不少人去參拜兵變死者,其對於當時日本乃至亞洲政治和歷史程序的影響重大。

    經歷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迅速崛起,在甲午海戰與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的國力與國際地位都有了長遠的進步,明治年代的接受西方的文化與思想國家大致平穩發展,明治天皇駕崩後,其子大正天皇即位,大正天皇體弱多病,而時值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不少甘願冒險的外國商人前來日本投資,造成新日本的一片繁華景象,令大正前期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前所未有的盛世。並於當時歐戰結束,民族自決浪潮十分興盛,民主自由的氣息濃厚,後來稱之為“大正民主”。板垣退助因此開啟了大正民主運動,對日本影響深遠。以第一次護憲運動為起點,要求政黨政治的民主運動發展起來。1924年終於實現了政黨議會。使得大正時代,成為了日本極為浪漫的時代,後世很多小說家都以此為自己的小說背景。

    然而隨著大正天皇的病逝,這一民主狀態曇花一現即分崩離析,被東鄉平八郎與乃木希典從小教育的皇太子裕仁登基,是為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即位之初,日本人口壓力日益增多,關東地震和經濟危機也重創日本,而與日本相對的中國正進入國民政府建設的“黃金十年”,這讓很多日本底層軍官不滿,加之失業率增高,使得日本法西斯主義抬頭,他們堅持認為這是內閣無能,投降主義導致的,在倫敦海軍條約簽署後,日本海軍的規模遭到更進一步的限制,引起基層官兵的不滿,興起推翻政府的風潮與運動,並改為由軍法統治。

    這項運動與日本帝國陸軍內部的秘密組織“櫻會”的宗旨目的不謀而合。這些海軍軍官與日蓮團的井上日昭以及由井上所帶領的血盟團搭上線,他們認同井上日昭對於發起昭和復興的看法,並認為“剷除”政府首長與財閥人物是有其必要的。不久即爆發了五一五事件,謀殺了首相犬養毅,至此,大正民主內閣的殘留不復存在,昭和軍政的時代開始了。

    不久以後,日本軍部獨攬大權,急於擴張,軍部當國雖已是大勢所趨,但日本軍隊也並非鐵板一塊,陸軍與海軍積累多年的矛盾自不必說,陸軍中也派閥林立,而最主要的兩派即是以小畑敏四郎為首的“皇道派”和以永田鐵山為首的“統制派”。

    皇道派受到北一輝的思想引導,主要以低階軍官為主,以荒木貞夫為核心。皇道派是一個鬆散的集團,大體上由年青的野戰部隊軍官,甚至是連級軍官組成的。他們的行動非常大膽、不聽指揮。主張尊皇、恢復皇軍的稱呼,打倒官僚以及上層高階軍官,天皇親政領導國家等等,本質上皇道派不少都是長洲藩的勢力範圍

    而統制派卻是相反的,統制派多為高階軍官官,以永田鐵山等為核心,主張在軍部的統制下,不使用武力,而透過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徑,進行平穩緩進的國家改革。統制派要求建立總體戰的體制,並要求加強對軍隊的統治。統制派組成者多為裕仁天皇的親信小集團成員。多為薩摩藩的原有勢力,統制派東條英機是長洲派除外。

    兩派影響深遠,派系鬥爭十分明顯,由於五一五事件,血盟團事件都為受到重視,使得兇手逍遙法外,這讓軍部的下層軍官日漸囂張,他們甚至有了再次謀叛,剷除高階軍官的計劃。

    東京大雪——二二六事件的爆發

    皇道派是軍中相對比較激進的派別,而統制派則相對較為穩健保守。“二二六事件”發生後,皇道派的勢力受到了很大打擊,統制派逐漸佔據了軍中的統治地位。雖然有激進和保守的區別,但很明顯,皇道派和統制派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要實現日本國家的軍隊化,換言之,它們都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表現。這也決定了“二二六事件”之後統制派的上臺非但沒有減慢日本的軍國主義化速度,反而是令其更為加快了。

    1934年,隨著皇道派大佬荒木貞夫辭職,統制派領袖永田鐵山上臺,此時九一八事變已經過去數年,永田主張對華分化戰術,策動蒙古獨立、華北自治以及兩廣獨立,肢解中國政府,國內,永田為了壓制皇道派,將皇道派主要干將紛紛調出日本,調到臺灣和東北,1935年,永田免去了皇道派頭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皇道派少壯軍官相澤三郎為此十分氣憤,要求辭職被訓斥,相澤居然直接拔刀刺殺永田,相澤一刀將永田釘死在門板上,現場一片狼藉,事後相澤拒不認罪,居然說是奉了天照大神的旨意!刀劈永田鐵山的事件令天皇極度震驚,但是裕仁天皇還是未對這種事情予以制止。意味著更大的動亂開始。

    1936年2月25日,日本東京一場幾十年不遇的大雪將被鮮血染紅。有人向警方告密,說:“駐紮在東京即將調往中國東北的陸軍第一師團一些青年軍官要發動叛亂,刺殺政府要員。”日本當局十分緊張,草木皆兵。1936年2月25日深夜,天降罕見鵝毛大雪,東京城一片寂靜。26日凌晨5時,皇道派9名政變核心軍官帶領千餘名官兵,從駐地武器庫中奪取了步槍、機槍等武器,然後從位於皇宮外西側三宅坂的第1師團駐地出發,踏著厚厚的積雪,分頭刺殺軍政要人。他們打出“尊皇討奸”、“昭和維新”的旗號,衝擊四方,政變者刺殺的物件包括首相岡田啟介、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內大臣齋藤實、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元老西園寺公望和牧野伸顯七位“天皇身邊的奸臣”。政變部隊還佔領了陸相官邸,警視廳和東京五大報紙的報社,並在天亮後要求各報刊登他們的《決起趣意書》,除了鈴木貫太郎在血腥中被搶救過來,西園寺公望、牧野伸顯躲到懸崖上,躲過一劫外,基本都被殺死。

    政變軍官抓住陸軍大臣川島義之,要求撤換懲治軍內“統制派”人物;任命“皇道派”首領擔任重要軍職;政變40分鐘後,近衛武官本莊繁通知裕仁天皇,裕仁天皇從睡夢中驚醒,深感危機的他火速召叢集臣商議。

    上午9點,川島陸相入宮,提出政變軍人的建議,這讓裕仁天皇無比惱火,此時裕仁天皇收到多份情報,被殺害的都是裕仁天皇極為信任的肱股之臣,此外海軍已經提出鎮壓主張、其次作為薩摩藩出身的皇后主張鎮壓、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剛剛獲悉,弟弟秩父宮雍仁親王已動身搭乘火車前往東京。秩父宮向來與皇道派軍官來往密切,在思想上傾向與皇道派的主張,皇道派欲要立雍仁親王為天皇,更有弒君之心。這讓裕仁天皇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一再要求全面鎮壓,裕仁天皇甚至拍著桌子喊道:“如果陸軍部不願鎮壓,朕親率近衛師團前去鎮壓。”

    中午12時,聯合艦隊司令高橋三吉向正在土佐衝演習的艦隊釋出命令,要第一艦隊進入東京灣,第二艦隊進入大阪灣。由於鈴木貫太郎,岡田啟介和齋藤實三名海軍大將遭到襲擊。海軍在第一時間內就定下了對政變堅決鎮壓的方針。此時軍艦大炮已經對準了國會,情況千鈞一髮。

    26日下午,樞密院決定由陸軍宣佈戒嚴,進行鎮壓。27日凌晨陸軍頒佈了戒嚴令。東京警備司令官香椎浩平被委任為戒嚴司令官。此外,在外地的第二師團長梅津美治郎和第六師團的谷壽夫、關東軍副參謀長東條英機、石原莞爾等明確表示了堅決鎮壓的態度。

    而此時川島已經一頭亂麻,自己光討伐詔書就改了數次,開始時《陸軍大臣告示》中寫的是:諸子ノ行動ハ國體顕現ノ至情ニ基クモノト認ム(承認諸位之行動乃基於真誠,謀求顯現國體之至情),後來統制派改“行動”為“真意”。然而山下奉文前往叛軍駐紮地傳達“會議精神”之時,“真意”二字又被篡改回了“行動”。(事後陸軍相關人士聲稱這是印刷錯誤)

    “真意”和“行動”,看似兩字之差,其中的意義可是差之天壤。“真意”事後怎麼解釋都行得通,所以相當於是廢話而“承認行動”則是對行動的合法性予以追認。

    27日凌晨,天皇要求全力鎮壓,一再詢問是否已經交火,戰況如何?但此時東京其實無力鎮壓,當時日軍東京主要部隊是近衛師團和第一師團,而叛軍就是第一師團的,自己鎮壓自己,這無論如何都行不通。28日,一份由戒嚴司令部發布的宣告稱:“現在歸復原隊,仍為時不晚;抵抗者全部是逆賊,射殺勿論;你們的父母兄弟在為你們成為國賊而哭泣。”的《告軍官士兵書》傳單被空投下來,勸誘政變部隊迴歸營房。

    政變已經三日,叛軍站在街頭,飢渴難耐,2月28日早晨5點06分,陸軍發出敕令,命令叛軍“迅速撤離”所佔地區。由於這道敕令是以天皇的名義發出,對“尊皇討奸”的叛軍產生極大影響,他們很快分化為兩派,一派主張服從天皇;另一派則堅持說敕令是“君側之奸”以天皇名義發出,應堅持反抗。安藤輝三就是號召部下戰鬥到底的代表,面對政府軍的坦克,他甚至拔出軍刀迎上前喊道:“再往前,就把我們壓死再開過去。都是皇軍,還要和我們打嗎?把槍口衝上!退回去!”在安藤的喝令下,坦克竟然調頭走了。但儘管如此,總體形勢對叛軍而言已急轉直下,從外圍城市增調到東京的部隊越來越多,海軍聯合艦隊開進東京灣,陸戰隊也整裝待命,隨時準備出動鎮壓。

    下午2時,飄揚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幟落了下來。一個小時後,軍部透過電臺宣佈投降,未發一槍一彈”。28日下午5時,叛軍首領全部被捕。至此二二六兵變結束。

    影響深遠——日本走向“皇道派”

    中國著名的政治學者戴季陶在其名著《日本論》中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日本人十分崇拜的是失敗的英雄,失敗英雄會獲得日本的同情,他們的主張其實會被延續下去,比如西鄉隆盛,雖然他因為“徵韓論”而死,但是死後不久,西鄉的計劃卻順利的完成了,他也被樹立為一個高瞻遠矚的象徵,二二六兵變也是如此,儘管皇道派被消滅,可是他們的計劃與精神居然被延續下去。皇道派發動政變時所積極追求的目標,例如軍部獨裁、國家政權法西斯化,在政變失敗後反而得以實現。

    2月28日晚8時許,憲兵隊即衝入民間右翼頭目北一輝的家中進行搜查並將其逮捕。而在事後遭到檢舉、審查的皇道派軍官和民間右翼分子共達一千餘人,搜查範圍甚至擴大到了北韓、臺灣和滿洲。對於審判,裕仁也親自傳達了指導:格殺勿論!。陸軍內部也遂即迎來了一場針對皇道派“餘孽”的肅軍行動,經過這次更為徹底的清洗,統制派徹底掌控了陸軍實權,實現了對陸軍的絕對控制。

    但是此運動的意義還是很深遠的,海軍此後與陸軍矛盾加劇,不肯完美配合,也造成了後來太平洋戰爭的全面失敗,另外穩健的永田鐵山和皇道派的荒木貞夫普遍都是主張北上侵略蘇聯的,他們的消失,實際上加劇了日本與中國開戰的砝碼,近幾年美國學者約翰·託蘭在《日本帝國衰亡史》中對“二二六事件”披露:“在大多數西方人看來,這次叛亂不外乎是極端民族主義者製造的又一次大屠殺,而瞭解其意義的人屈指可數。但蘇聯人卻瞭解,這主要是因為佐爾格,他正確地推測到這次叛亂將導致向中國擴張。事情是過去了,但是好像池塘裡扔進一塊石頭一樣,其漣漪卻已波及太平洋彼岸。”

    普遍日本人在今日普遍同情這些政變軍官,他們認為政變是為了攘除腐敗,為了國計民生,近些年來關於二二六的電影和動畫也很多,裡面的政變軍人往往被刻畫為悲劇英雄,日本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更在戰後以二二六兵變為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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