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伽丘是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傑出代表，一個人文主義者。他一生勤勉多產，既以短篇小說、傳奇小說蜚聲文壇，又擅長寫作敘事詩、牧歌、十四行詩，在學術上成就卓越。

《十日談》是薄伽丘最優秀的作品，寫於瘟疫爆發的1348年，完成於1353年，講述了三名男青年與七名少女在10天內講述的100個故事組成，故稱為《十日談》。

《十日談》中的故事來源廣泛，在此基礎上，他增添了人文主義於其中，以犀利無比的筆鋒，辛辣地嘲諷了教會的腐敗墮落。他的批判是深刻的，他毫不留情，直指教會教義。同時他又謳歌愛情，謳歌愛情的美好、高貴，歌頌人間的幸福生活。《十日談》中還談及到人應當全面發展的觀念。

《十日談》是世界文學史上一部具有巨大價值的文學作品，其語言精煉、流暢，又俏皮、生動，為義大利藝術散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並開創了歐洲短篇小說的藝術形式。

【《十日談》曾經列為禁書】

據美華人安妮·萊昂·海特在1935年編寫、後又經過他人增訂的《古今禁書》中所示——

1497年，《十日談》的原稿和已付印部分，在義大利佛羅倫薩被付諸一炬；1559年，教皇下令未經刪改者，一律查禁。

刪改本保留了故事，只是把誤入歧途的修女改成貴族婦女，好色的教士改成食客，大天使改成“妖精國王”；教皇批准了這個版本。

《十日談》在其他國家或一些地區，也列為禁書，比如:

在美國，1922年，辛辛那提郵局沒收了刪節本，地方法官罰進口書商1千美元。

1926年，遭財政部禁止。

1927年，海關禁運；到了1931年，海關取消了禁令。

1934年，美國底特律警局又沒收此書。

1954年，此書列在全國正派書及其組織的黑名單上。

在澳洲，1933年，禁止出版廉價本。

在英囯，1953年，此書仍名列地方推事下令銷燬的700種書單上。

當時的羅馬教庭列此書的原版為禁書，此事另當別論；其他國家或地區、部門也禁，這就令人深思了。

我以為，對於淫穢書，的確有嚴禁的必要；但把《十日談》也列為禁書，則是一種偏見所致。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有三個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

“文藝復興”是指對古希臘羅馬文藝的復興，然而所謂的復興“文藝”，只是一個旗號而已。

當時的宗教統治者剝奪人性，扼殺人的尊嚴與自由，把人的地位置於上帝的支配之下。

文藝復興運動，藉著復興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理性與自由精神，透過各種“文藝”形式來歌頌人的偉大、人的完美與人的尊嚴；目的在於，要衝破了當時教會的黑暗統治，要把人從上帝手中解放出來，實質上是一場人的發現與自我解放運動。

在三個代表作家中，但丁的作品偏重於敘述人的靈魂，彼特拉克側重於寫英雄和詩人的傳記；

薄伽丘則掙脫了所有傳統的束縛，追蹤市井庶人的行為、願望、想法和欲求，並且進行了深入的心理和行為的描寫；無情地嘲笑和鞭撻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假道學和性虛偽，也展開了一幅幅近代義大利的世俗畫面，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

的確，在他的作品裡，是有一些放縱情慾的描寫，有的還有過於粗野之嫌；但從思想意義看，總體上是好的。

例如，《十日談》第三天裡的一個故事，寫了一個馬伕；他不僅“身材面貌，也長得高大端正，和國王很有些相象”，而且“以他的才能而論，居此下位實在是委屈的”。

他還敢於異想天開，冒充了國王，與皇后同床共枕，而狡猾的國王卻不動聲色，當夜已偵查出了他，還剪去了他的一把頭髮；不料這個聰穎過人的馬伕，把別人的頭髮也同樣都剪掉了。

這場暗暗鬥智的結果，使得吃了啞巴虧的國王，也不得不說道:

“這個傢伙儘管出身下賤，他的頭腦可不是一個下賤人的頭腦呢。”

又如第七天的一個故事，寫佩羅尼拉正與情人偷情；不料丈夫卻回到了家，只好讓情人躲進大酒桶。

丈夫要賣掉桶；她就說，她早已把它賣了，現在買主正在桶裡面檢視呢。

那情人聽了這話，從桶中跳出來，又抱怨桶的裡頭太髒；於是，丈夫爬進桶裡去洗刷，佩羅尼拉也將頭探進桶內指揮洗刷。

這時，情人就從她的背後胡弄起來；完事後，桶也洗刷好了，情人就高高興興地買了桶回去。

前一個故事裡的一些情色描寫，很無聊，也似乎沒有必要；但它的構思成因，可能還與這樣一件事有關:

薄伽丘與國王的私生女瑪麗亞之間，有一段浪漫的情史，卻由於地位懸殊而不得結合；作家難免於一時，產生了憤懣情緒。

但也要看到，薄伽丘的描寫也讚美了下層人的智慧與勇氣，還諷刺了封建專制的統治者，無疑具有與統治者的愚民政策相對抗的進步因素。

後一個故事的性描寫，或許是在薄伽丘的時代，作家還分不清愛情與偷情的界限——在當時的義大利，偷情是到處都有的；這是一個在厲行“禁慾”的天主教信條下的社會畸形現象，作家由此展開了近代義大利的一幅幅風俗畫。

作家透過性的描寫更想表明，兩性關係是出於自然的，“誰要是想阻擋人類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兒拿點本領出來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對不可，那隻怕不但枉費心機，到頭來還要弄得頭破血流。”

《十日談》裡頭，性描寫雖然多了一些，然而佔全書的比重，其實是不大的；而且比較集中在對教士、修女的虛偽和墮落的揭露上。

比如所寫的修道院長，有誘姦民女的，也有的霸佔民妻，而把其丈夫禁錮在地窖裡；還寫了一個女修道院長，她欲要嚴辦有姦情的修女，而自己也與教士睡覺。

薄伽丘揭露教會人士“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沒有一個不是寡廉鮮恥，犯著貪色的惡犯”，甚至“可以說是無惡不作，壞到了不能再壞的地步”。

作家還指出，這些“聖徒”之所以肆無忌憚，乃是因為教會極力推行矇昧主義；他們提出禁慾主義的教條，欺騙別人看破紅塵，自己卻盡情地享受著人間的歡樂、世上的荒淫。

小說還借人物之口寫道，當時天主教的最高領導中心——羅馬教庭的所在地，已經“不是一個神聖的京城，而是一個容納一切罪惡的大洪爐”。

同時代的詩人彼特拉克，也曾抨擊過教皇駐蹕之地，風氣淫亂，充滿了混亂，“盡入眼底的是精神病患者的可怕幻像”，“人和建築一樣，都那麼淫猥、醜陋和可憎”。

當然，歷代歷朝的封建和宗教統治者，都有很多荒淫無恥的壞事，作家可否都要寫出來呢？不可以的；因為作家不能不考慮到自己的責任與作品的社會效果。

並且，文學作品並沒有承擔介紹性生活經驗的任務；如果僅僅是為了寫性生活，這就成為淫穢之作，這本身也不算作是好的文學。

高爾基把文學稱為“人學”；文學作品裡頭的性描寫，不能單純地寫人的動物性，而拋棄了人的社會屬性，它必須是要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十日談》裡的性描寫的社會意義，前面已作了一些論述；正如著名學者劉達臨先生在《世界古代性文化》一書中所作的評價:

“歷史證明，這本書是不朽的，因為它忠實地、深刻地刻劃了那個時代，它以寫實而有說服力的筆觸，勇敢地突破了傳統的束縛、教會的禁忌和道德的教條，以性的情節的突破，鼓吹了人性、人的自由和幸福，在文學上成為文藝復興的先導。”

薄伽丘曾在女王喬凡娜宮庭作客；他那時所講的故事，後來就成為《十日談》的雛形，而他那種講一個故事、串連許多小故事的敘述方式，也在《十日談》里加以採用——這也是市民文藝的新形式。

《十日談》上承中古短篇故事的傳統，下開歐洲近代短篇小說的先河，不但奠定了義大利散文的基礎，而且預示了歐洲長篇小說發展的趨勢。

另外，再說幾句似乎題外的話。

歐洲中世紀是禁慾主義猖獗的時代。

當時的義大利，一邊是教會的禁慾觀念，象佈滿天空的一塊塊鉛雲，嚴重地壓抑著人們的性心理；而在另一邊，背地裡非法的性關係增多，私生子和妓女的數字增多，使得社會生活長期處於不正常的狀態。

薄伽丘的《十日談》，對當時在禁慾主義壓迫下的教士、修女們的虛偽表現，和普通民眾的被扭曲行為，作了詳盡的描寫，批判了整個社會籠罩著的一層神聖的假道學氣氛。

他號召人們勇敢地與舊世界決裂，向末來大膽求索；這樣，也就給後來的義大利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人性的解放和藝術的繁榮。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這樣寫道:

“人擺脫了禁慾主義與教會的統治，懂得關心自然界，享受人生，年深月久的約束松馳了，對於強壯、健康、美和快樂，開始感到興趣”。

但也必須要注意到，西方社會的性自由觀念，在本世紀20年代，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轉變。

高度自詡的性自由，終會帶來了種種的問題；首先是身體好象只被當作“機器”來使用，這樣一來，異性間的親密感與各種感情，卻也蕩然無存了。

正如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羅洛·梅所感嘆的，“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性行為如此之普遍，其中的意義和樂趣卻如此之貧乏”。

羅洛·梅還強調指出:

今天的問題已不是弗洛伊德時代的性壓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濫倒是以愛的壓抑作為其昂貴的代價。

順便提到，弗洛伊德經常被人誤解，以為他鼓吹打破一切教養規範，是要使得性行為無所約束。

其實，弗洛伊德反覆強調過，人類的文明，是要以人的性生活的一些限制為代價，才能取得進步。

人們可以設想:

無所“限制”的性自由，在整個西方世界、整個人類世界，使得每天有多少人染上了性病，甚至於得了愛滋病？

每天會增加多少個孤兒？

每天又有多少個非婚生孩子降臨人間？

每天有多少個家庭解體？

日益增加的數字背後，又預示著什麼？

這些社會問題，會不會給人類帶來新的、更大的災難？

性革命初期的陶醉情緒，現在已經在西方社會里逐漸消散。

很多人清醒地認識到，“純粹”的性快樂只是一種妄想，正如中世紀天主教的性道德的“純潔”一樣。

也正如華人所經常講的: 要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西方性氾濫造成的各種惡果和問題，已經引起了西方人的思考和警惕。

這將會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希望也能夠引起華人的思考與警惕！

看個人用什麼眼光看待了，十日談主要講十個年輕男女因為瘟疫在一座房子避難，在相處的十天裡每人每天敘述一個故事，個人認為這本書並不情色，在那個封建統治迷信的時代，裡面的故事卻體現出了人的覺醒，批判了封建貴族的墮落，揭露了天主教會黑暗的統治，故事或許帶著顏色，但整體來說意義重大，具有很強的現實性，令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