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說“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意思是說孔子的學說是由最笨的學生曾參傳下來的。曾參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

要說孔子的學說在大眾中傳播影響全社會，那還得說是隋朝實行的科舉制度，它有力地推動了孔子學說的傳播，使孔子學說發揚光大。

孔子的學說稱為“儒”，學習儒學有成就的叫“儒家”。這個“儒”是古代對學者的尊稱，意思是“雅”“優”“和”，從人從需，指他們的思想學問能夠安定別人，說服別人，為人所需。

影響中國歷史數千年的正統儒家學說，有兩個極著名的代表人物，一個是孔子，另一個便是孟子。如果說，孔子是代表儒家學說的最高山峰的話，那麼，孟子就是僅次於這座山頭下的另一座高峰。二者的主次分明，但構成高峰的學說都各有不同。

　孟子的“義”和孔子提出的“仁”是緊密相聯絡的。有仁必有義，義是對於仁的發展與補充。比如孟子一書中，開篇就記載梁惠王問孟子能用什麼辦法使他的國家得到利益，孟子即回答說：“王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為梁惠王分析了從天子到普通百姓普遍好利的弊端之後說：“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承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焉。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孟子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從天子到百姓都只一心謀自己的私利，國家還不危亡嗎？可見“利”是禍之根源，唯有仁義才是正道。

　　關於什麼是仁？什麼是義？孟子在書中不同的地方也有過多次闡述。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用，放其心而不知其求，哀哉！”“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孟子將仁比作安居的房子，將義比作人間的正路，可謂貼切生動。“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日利。”（《孟子·告子下》）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只要都堅持做到仁義，人民就會走向安居樂業，天下就會實現統一。孟子在《孟子·盡心下》篇中還說：“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孟子·盡心下》）其大意是隻要人們能擴充那種不願害人的心和那種不挖洞跳牆（也即盜竊）的心，那麼他的仁與義便用不盡了。同時只要再擴充那種不受輕蔑的實際言行，那麼，他就不管到那裡都再沒有不合乎義的了。

仁與義既然如此重要，作為君子就應當高度重視。孟子拿魚與熊掌打比喻：魚與熊掌皆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則取熊掌。所以他認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將義提高到比生命還重要的位置，可見具有義的修養對於一個人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孟子對於“義”的概念的這些論述，對於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至今仗義、行義之風氣仍然顯而易見並受到肯定即是一個明證。

　　孟子學說中有關“氣”的概念的提出，是對孔子儒家學說的又一發展和貢獻。孟子在與公孫丑的對話中解釋說：“夫志，氣之由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認為志與氣是相互關聯的，“志壹動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還對公孫丑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問他什麼是浩然之氣？孟子解釋說：“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這段話的大意是，浩然之氣是世間最偉大最剛勁的，這種氣能直養使它不受一點傷害，那麼就會充滿於天地之間，並無所不在。作為一種氣它還必須與義和道相配合。沒有義與道，這種氣就會顯得軟弱無力。孟子還舉以宋人揠苗助長的故事為例，說明這種浩然之氣既要會培養它，同時也不能違背規律去幫它拔苗助長。拔苗的結果當然只會傷害它而毫無益處。

　孟子提出的這種浩然之氣，是君子堅持正義所必有的修養品行。孟子本身的言與行，就充分顯出過他的浩然之氣是剛勁的。同時充滿了一個火氣十足的傲然儒者的自信。比如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並以王者之師自命，他還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問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他的言論豪邁而雄壯，新穎而深刻。“居天下之廣居，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之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的這些精闢論述，還成了後來不少仁人君子的處世格言。

　　孟子在他的學說中，還鮮明地提出了“善”的概念。在他看來，人生來其本性就是善良的。“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博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有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來，人性的向善，就像小溪向低處流一樣。那水一拍打，一時可以使它高出你之額頭，你沒法抵擋它，一時也可以使它飛濺上山。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這是形勢逼著它如此。人而可以使他做壞事，他的本性的變更也和改變水的本性一樣。“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告子上》）孟子主張君子要行善，認為君子的所作所為沒有比跟別人一同行善更偉大的了。孟子還曾勸導齊宣王說：“君子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子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在此實際上也是提出了一個“善”於為人和為政的問題，一國之君只有具備了善心，也才能同他的臣民保持和睦的關係。所以孟子在主張行善的同時，又大力倡導統治者行“王道”施“仁政”，只有用“王道”“仁政”才能統一天下，“保民而王，莫之御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孟子還具體提出了行王道施仁政的辦法，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廑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學說中有關“義”、“氣”、“善”及“王道”、“仁政”概念的提出，對於孔子儒家學說的完善和發展是顯而易見的。後人為此將他尊為“亞聖”，可見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孟子的生平事蹟史書記載不詳，我們只大致知道，他在當朝是一個學問淵博的大師。他曾經和孔子一樣到處講學，並遊說於君王之間。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能得到實行，但是他一生也並未得到重用，最後也以著書為樂，寫了七卷《孟子》，並活了84歲。孟子儘管平生並未在仕途上得志，但他提出的王道仁政的主張卻深深影響了後世的君主。他的學說中的許多精華，至今仍是我們應當努力挖掘和繼承的寶貴精神財富。孔子和孟子的學說融為一體。就構成了主體的儒家學說。而到漢武帝時，又因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學說就更成了歷代統治者推崇的正統學說了。

儒，意思是有學問的人。

孔子的思想由弟子們繼承發揚，由孟子發揚光大，由董仲舒博採眾家之長形成後世的治國思想基礎。

漢代以後，儒家學說從之一，成為了唯一指定官學。從此被籠罩上一層神學的色彩，孔子被神聖化，孔子思想被宗教化，而始作俑者，董仲舒也。董仲舒，生活年代為公元前179前104年，他是漢代官方哲學的奠基人、以“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觀點，推出了道德教化的策略;以“，獨尊儒術”的策術，首次開創了以儒家學術為正統官學的局面。董仲舒把“三綱五常”作為儒教的基本教義，使之成為人們信奉、踐行的行為準則。從此以後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領域均以儒學為正統的學派。董仲舒也獲得了“漢代孔子”的地位。董仲舒一生研究孔子學說，把傳承發揚儒家精神為己任。為了鑽研孔子學說，他“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當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他提出“天人三策”，被漢武帝驚為天人，從而開創了儒家學說向“儒教”演變的局面。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核心就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天人感應”其實並非董仲舒首創，但以此為依據，建立道德教化理論卻是首創。早在戰國時期，陰陽家已經提出了“天人相通”之說。把天、人看作是相通的，天有意志，可以干預人事，人的行為也能感應上天。董仲舒在陰陽家這一觀點的基礎上，加以系統化、理論化的發揮，他認為，天有意志，也有情感活動。為了說服漢武帝，董仲舒還舉例，人有小骨節三百六十六個，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大骨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人有五臟，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時;人有視瞑，天有晝夜;人有剛柔，天有冬夏;人有哀樂，天有陰陽;人有倫理，天有天地。總之，董仲舒把人看作是天的複製品，天用祥瑞現象表示對人的德行的讚許，用災異現象表示對人的惡行的譴責。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是把天作為“萬物之祖”、“百神之君”，每個人的言行都要按照天的指導去進行。違背天意就要受到懲罰。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把人分為三類，即聖人、中民、斗筲(指才識短淺之人)，這三種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品。聖人之性近於全善，不用教育就是善的，這是上品之性;中民之性經過教化可以成為善的，這是中品之性;斗筲之性是教化了也不會善的，這是下品之性。董仲舒認為：上品之性和下品之性都佔少數，多數人屬於中品之性。因此，提倡以教化為本，透過教化使中民成為善者。很顯然，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中加進了濃厚的神學內容，使儒家學說帶有鮮明的宗教色彩。其次，董仲舒在政治上堅持“大一統”的原則，他以讚揚“大一統”來論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董仲舒的建議被漢武帝全盤採納，由此開創了把儒家學說確立為正統官方思想的先河，一改過去只把儒家學說作為一家之言的狀況。尤其是打破了統一中國以後“以法為教”，以及漢初時崇尚的“黃老之術”。儒家學說所提倡的“以德去刑”、“德治”、“仁政”等思想，對於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和集權統治秩序是極為有利的。同時，此時的儒學已同陰陽家、法家、和讖緯迷信相結合，逐漸向神學化方向發展，這樣更有利於封建統治者統治的需要，所以儒家學術被神聖化，並不是一種進步，而是順應了統治者的喜好。從此，儒家學說成為封建社會正統的思想，並在漫長的社會發展中佔據主導地位達兩千多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歷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