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須擺脫對藝術的神秘力量的迷信與崇拜，明白藝術的侷限性。藝術不是孤立的，沒有哪件藝術作品在一切語境（context）中都具備影響力。換言之，藝術作品的意義與特定語境密不可分。把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行走的人I》( L"homme Qui Marche I)放到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創作《大衛》（David）的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不會受歡迎，把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的抽象畫《紅、藍、黃構圖II》（Composition II in Red, Blue, and Yellow）放到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創作《三美神》（The Three Graces）的巴洛克時期（Baroque）不會合時宜。用中世紀（Middle Ages）審美取向欣賞不了白南準（Nam June Paik）的裝置《電視佛祖》（TV Buddha），也欣賞不了勞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拼貼《馬來西亞花穴》（Malaysian Flower Cave）。
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衛士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固守輪廓完整構圖嚴謹的“理想之美”，執著地傳承古典繪畫大師們的精緻線條，佔據了學院派藝術系統的領袖地位。可是法國王室貴族凋零，社會激盪不安，新思想紛紛湧現。年輕畫家們厭倦了刻板枯燥且虛偽媚俗的安格爾式“高雅”訓練，將目光投向他們身處的現實，狠狠衝擊了狹隘閉塞的學院派藝術系統。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和庫爾貝（Gustave Courbet）高舉反旗興風作浪，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馬奈（Édouard Manet）、德加（Edgar Degas）、莫奈（Claude Monet）、雷諾阿（Pierre-Auguste Renoir）、塞尚（Paul Cézanne）、卡薩特（Mary Stevenson Cassatt）、修拉（Georges Seurat）、高更（Paul Gauguin）、凡·高（Vincent Van Gogh）、勞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皆大膽熱忱地擁抱藝術趨勢由古典至現代的轉型，忍耐著嘲諷、謾罵、困窘，拒絕迎合官方藝術沙龍的陳舊品位，孜孜尋索，苦苦掙扎。在他們的努力下，浪漫主義（Romanticism）、現實主義（Realism）、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後印象主義（Post-Impressionism）等流派百花齊放，最終攻破了學院派藝術系統的壁壘，逐漸取代新古典主義，贏得了觀眾的讚譽。
攝影師馬丁·帕爾（Martin Parr），大家不陌生吧，瑪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s）2014年的新任Quattroporte。1994年他申請加入瑪格南圖片社，曾遭三分之一的會員抗議。拍攝過越南戰爭的格里菲斯（Philip Jones Griffiths）一腔怒火地寫信稱“他是個敵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佈列松一臉悲哀地（Henri Cartier-Bresson）形容他“來自完全不同的星球”。面對指責，面對阻撓，馬丁·帕爾沒有畏懼。他徹底粉碎了攝影的“理想之美”，拿赤裸裸的現實挑釁所謂尊嚴和人性，嘗試喚醒沉醉睡夢的觀眾。
我景仰佈列松，也傾慕馬丁·帕爾，就像馬爾克斯（García Márquez）既景仰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又傾慕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但倘若佈列松的“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理論”被奉為攝影的金科玉律，我會毫不猶豫地聲援馬丁·帕爾，詛咒佈列松。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藝術的疆域不能被限制，藝術的發展不能停滯。
誰都期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怎奈明月往往照溝渠。
1912年，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把《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遞交伽利瑪（Gallimard）出版社，被負責審稿的大名鼎鼎的紀德（André Gide）退稿。1913年，普魯斯特找其他出版商自費出版了《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部《在斯萬家旁邊》（Du Côté de chez Swann）。1914年，紀德重讀了普魯斯特的小說，誠摯致歉，懇請普魯斯特原諒他的草率。1924年，紀德寫的文學評論《偶感集》（Incidences）裡誇獎“普魯斯特的文章是我所見過的最講究藝術的文章”。
——連普魯斯特都被退過稿！還是被紀德退的！
D·H·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比普魯斯特悲慘一萬倍，簡直是個倒黴蛋：日子貧窮艱辛，小說屢遭查禁，“淫穢”、“猥褻”的醜聞纏了他一輩子。
我常常哀惋地回顧近年頗受矚目的攝影師弗蘭瑟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的作品。這個藝術家庭走出的、畢業於羅德島設計學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的美國姑娘，天賦異稟卻“出師未捷身先死”，不到23歲便自殺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被紐約藝術圈排斥，且申領國家藝術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不成功。某些人的眼盲心瞎害她枉送了寶貴的性命，她的作品也差點淪為埋沒在時間塵埃裡的不幸作品。
2010年，我遊覽了雅典（Athens），拜謁了蘇格拉底（Socrates）住過的監獄。凝視著山石中的涉及一場千古城邦冤案的簡陋居室，我不禁打了個寒顫，腦海浮現出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畫的《蘇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自喻“牛虻”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行善卻被誣陷作惡，對智慧忠貞不渝，儘管可以棄哲學研究換赦免“罪行”，或偷偷逃亡，但他不肯背叛自己的靈魂，毅然飲毒藥殉道。
以前，觀看藝術作品時，我的第一反應總是“我喜歡”，或“我不喜歡”，接著才是“我懂”，或“我不懂”。“喜歡不喜歡”和“懂不懂”之間不是必然的關係。我覺得，“喜歡”比“懂”重要。“喜歡”便夠了。
但，“喜歡”便夠了嗎？
作為普通觀眾，估計“喜歡”便夠了。就像普通消費者去商場買愛馬仕（Hermès）皮包，只要喜歡，即使不懂愛馬仕的背景故事、設計理念、工藝特點也會痛快地花一大筆錢買下。時尚界專業人士則不同，他們買的不僅是皮包，更是皮包附著的品牌文化。“喜歡”的基礎上，他們還追求“懂”。
隨著藝術知識的積累，我漸漸不滿足於用“我喜歡”和“我不喜歡”來發表 看法。我開始問自己“懂不懂”了。
怎樣弄懂藝術作品呢？怎樣做優秀的觀眾呢？
首先，必須擺脫對藝術的神秘力量的迷信與崇拜，明白藝術的侷限性。藝術不是孤立的，沒有哪件藝術作品在一切語境（context）中都具備影響力。換言之，藝術作品的意義與特定語境密不可分。把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行走的人I》( L"homme Qui Marche I)放到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創作《大衛》（David）的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不會受歡迎，把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的抽象畫《紅、藍、黃構圖II》（Composition II in Red, Blue, and Yellow）放到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創作《三美神》（The Three Graces）的巴洛克時期（Baroque）不會合時宜。用中世紀（Middle Ages）審美取向欣賞不了白南準（Nam June Paik）的裝置《電視佛祖》（TV Buddha），也欣賞不了勞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拼貼《馬來西亞花穴》（Malaysian Flower Cave）。
不學習藝術史，只結合自己的情感與閱歷觀看藝術作品，是無法透過皮毛觸控骨骼的，尤其在藝術已經發展得十分複雜、包含的資訊越來越豐富的今天。
理論上，藝術沒有評判標準，標準會羈絆藝術的自由，侵蝕藝術的多樣性。我無法想象一種標準規定藝術作品中的太陽全是紅色的，樹葉全是綠色的，土壤全是黃色的。實際上呢，藝術有評判標準，最顯見的佐證是藝術學校、藝術比賽、藝術獎項和藝術市場。
例如我的母校倫敦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把評判標準一項一項機械地列印在紙上，讓學生遵循學院派藝術套路創作，確保作品的方方面面（過程到結果）都有考核依據。
藝術比賽、藝術獎項一般以評委的眼光為評判標準給藝術作品劃分等級，以獎金或獎品為物質後盾支援評委的話語權。組織得井然有序大概會鼓勵創作，弊端是容易引起某些風格和題材的泛濫。
藝術市場中，藝術的評判標準是量化成數字的商業價值。畫廊、拍賣會等機構用層出不窮的策略包裝推廣適銷的藝術作品，哄抬價格，打造奇蹟。不適銷的藝術作品會毫無懸念地被淘汰，連參與競爭的資格都沒，輸得乾脆。
上述評判標準能否代表藝術史的選擇呢？
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借小說《尋歡作樂》（Cakes And Ale）裡的人物之口道出了真相：“……多少人被捧為天才，享受了一時間的榮耀，然後就湮沒無聞了。”同理，多少作品被捧為偉大作品，享受了一時間的榮耀，然後就湮沒無聞了。
多少人、多少作品被誤解被嫌惡，卻頑強地存活下來，獲得了廣泛持久的尊敬。
藝術是不斷變化的，藝術史是不斷變化的，藝術的評判標準也是不斷變化的，跟政治經濟環境牽扯不清。藝術學校、藝術比賽、藝術獎項和藝術市場給藝術的發展做的貢獻屈指可數，更普遍的情況下，它們樹立的權威充當了摧殘創造力的劊子手。
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衛士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固守輪廓完整構圖嚴謹的“理想之美”，執著地傳承古典繪畫大師們的精緻線條，佔據了學院派藝術系統的領袖地位。可是法國王室貴族凋零，社會激盪不安，新思想紛紛湧現。年輕畫家們厭倦了刻板枯燥且虛偽媚俗的安格爾式“高雅”訓練，將目光投向他們身處的現實，狠狠衝擊了狹隘閉塞的學院派藝術系統。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和庫爾貝（Gustave Courbet）高舉反旗興風作浪，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馬奈（Édouard Manet）、德加（Edgar Degas）、莫奈（Claude Monet）、雷諾阿（Pierre-Auguste Renoir）、塞尚（Paul Cézanne）、卡薩特（Mary Stevenson Cassatt）、修拉（Georges Seurat）、高更（Paul Gauguin）、凡·高（Vincent Van Gogh）、勞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皆大膽熱忱地擁抱藝術趨勢由古典至現代的轉型，忍耐著嘲諷、謾罵、困窘，拒絕迎合官方藝術沙龍的陳舊品位，孜孜尋索，苦苦掙扎。在他們的努力下，浪漫主義（Romanticism）、現實主義（Realism）、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後印象主義（Post-Impressionism）等流派百花齊放，最終攻破了學院派藝術系統的壁壘，逐漸取代新古典主義，贏得了觀眾的讚譽。
攝影師馬丁·帕爾（Martin Parr），大家不陌生吧，瑪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s）2014年的新任Quattroporte。1994年他申請加入瑪格南圖片社，曾遭三分之一的會員抗議。拍攝過越南戰爭的格里菲斯（Philip Jones Griffiths）一腔怒火地寫信稱“他是個敵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佈列松一臉悲哀地（Henri Cartier-Bresson）形容他“來自完全不同的星球”。面對指責，面對阻撓，馬丁·帕爾沒有畏懼。他徹底粉碎了攝影的“理想之美”，拿赤裸裸的現實挑釁所謂尊嚴和人性，嘗試喚醒沉醉睡夢的觀眾。
我景仰佈列松，也傾慕馬丁·帕爾，就像馬爾克斯（García Márquez）既景仰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又傾慕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但倘若佈列松的“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理論”被奉為攝影的金科玉律，我會毫不猶豫地聲援馬丁·帕爾，詛咒佈列松。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藝術的疆域不能被限制，藝術的發展不能停滯。
誰都期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怎奈明月往往照溝渠。
1912年，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把《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遞交伽利瑪（Gallimard）出版社，被負責審稿的大名鼎鼎的紀德（André Gide）退稿。1913年，普魯斯特找其他出版商自費出版了《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部《在斯萬家旁邊》（Du Côté de chez Swann）。1914年，紀德重讀了普魯斯特的小說，誠摯致歉，懇請普魯斯特原諒他的草率。1924年，紀德寫的文學評論《偶感集》（Incidences）裡誇獎“普魯斯特的文章是我所見過的最講究藝術的文章”。
——連普魯斯特都被退過稿！還是被紀德退的！
D·H·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比普魯斯特悲慘一萬倍，簡直是個倒黴蛋：日子貧窮艱辛，小說屢遭查禁，“淫穢”、“猥褻”的醜聞纏了他一輩子。
我常常哀惋地回顧近年頗受矚目的攝影師弗蘭瑟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的作品。這個藝術家庭走出的、畢業於羅德島設計學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的美國姑娘，天賦異稟卻“出師未捷身先死”，不到23歲便自殺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被紐約藝術圈排斥，且申領國家藝術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不成功。某些人的眼盲心瞎害她枉送了寶貴的性命，她的作品也差點淪為埋沒在時間塵埃裡的不幸作品。
怎麼辦呢？堅持自己的藝術主張是一場賭博，太危險了，會失敗，會落魄，會路途坎坷。
乖乖做權威的傀儡，把自己塞進藝術學校、藝術比賽、藝術獎項和藝術市場的框架，安享資源掌握者們的庇佑，不好嗎？
2010年，我遊覽了雅典（Athens），拜謁了蘇格拉底（Socrates）住過的監獄。凝視著山石中的涉及一場千古城邦冤案的簡陋居室，我不禁打了個寒顫，腦海浮現出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畫的《蘇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自喻“牛虻”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行善卻被誣陷作惡，對智慧忠貞不渝，儘管可以棄哲學研究換赦免“罪行”，或偷偷逃亡，但他不肯背叛自己的靈魂，毅然飲毒藥殉道。
蘇格拉底不累嗎？為什麼不“狸膏金距學鬥雞，坐令鼻息吹虹霓”（摘自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呢？
我邊忖度邊繞著監獄閒逛。驀的，草地上的一枚松果闖入我的視線。瞅了瞅四周，沒發現別的松果，僅此一枚，獨一無二。我頓感驚喜。
蘇格拉底的答案！蘇格拉底的松果！
假設用松果象徵智慧，蘇格拉底的松果與卞和的和氏璧便很像了。
春秋時期，楚國琢玉高手卞和在荊山找到一塊蘊藏著寶玉的璞石，拿去覲見楚厲王，楚厲王的玉工說那是一塊普通的石頭。楚厲王覺得被卞和欺騙了，就砍了卞和的左腳。等楚厲王駕崩，楚武王登基，卞和帶璞石覲見楚武王，楚武王的玉工還是說那是一塊普通的石頭，楚武王就砍了卞和的右腳。等楚武王駕崩，楚文王登基，卞和抱著璞石在荊山下哀泣了三天三夜。楚文王遣人問原因，卞和秉曰，我哭寶玉被認為是普通的石頭，我哭真話被認為是可鄙的謊言。楚文王遂派玉工剖鑿璞石，露出的內層寶玉竟是美不勝收的稀世奇珍，故寶玉被賜名“和氏璧”。
卞和不願寶玉被認為是普通的石頭，不願真話被認為是可鄙的謊言。
蘇格拉底不願智慧被褻瀆。
……末尾呈上我翻譯的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詩歌《如果不曾見過太陽》（Had I Not Seen The Sun）：
如果不曾見過太陽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但光亮已使我的荒涼
變成更新的荒涼
他們，見過了太陽。而我，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