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七年，金國廢黜偽齊國皇帝劉豫，利誘南宋向金國投降。宋高宗昏庸無能，一心苟安。他置國家、民族利益而不顧，起用民族敗類秦檜之輩，賣國偷生，與金議和。對專事議和的投降派，《戊午上高宗封事》是當頭一棒喝! 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胡銓不顧個人安危，無私無畏，毅然上這個“封事” ，實屬有膽有識之為。在這個“封事”中，他先後彈劾王倫、秦檜、孫近的賣國行徑，並懇求高宗立斬這批叛逆奸臣，以雪國恥，以平民憤，以圖民族振興! 《宋史·胡銓傳》中有這樣的記載： “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可見引起了宋、金雙方的重視。《戊午上高宗封事》象一聲春雷，在祖國的大地上曾產生過強烈的共鳴。《戊午上高宗封事》象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它使得敵人視刀喪膽、戰戰兢兢。
在瘡痍潰爛的黑暗時代，悲劇的主人公總是那些賢臣戰將。至於黎民百性的悲慘命運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秦檜被彈劾後，曾以十倍的瘋狂向胡銓進行報復。在宋高宗的支援下，秦檜給胡銓加上“狂妄兇悖，鼓眾劫持”的罪名取消官職、革除名籍，編管昭州(宋朝有一種刑法，把有罪的發配遠方，把“犯罪者” 的姓名編入當地名冊之中，令地方官控制管束。昭州現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平樂縣。當時，乃荒涼貧窮、交通閉塞之地)，使其受難。爾後，迫於公論，宋高宗才不得不讓胡銓出來作官。紹興十二年(1142)胡銓竟被諫官彈劾，被貶新州(現廣東省新興縣)受苦。縱觀中國封建統治時期，在國難當頭之時，主戰派與主和派總要進行一場殊死的決鬥，主戰的仁人志士以最大的犧牲喚起了人民的覺醒。胡銓一生矢志不渝、反對議和、赤心報國、毫無媚骨。宋孝宗時，他曾說過： “肉食鄙夫，……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可見，胡銓對南宋腐朽統治階層中的罪惡心理認識得何等深刻啊!
“封事” ，就是“奏疏” 。舊時上給皇帝的表章，一般不封緘。如果是密奏，就封入皂囊之中，不使別人看見，這叫做“封事”。胡銓向皇上提出建國安邦的大計，並有誅殺當朝宰相(紹興年間，秦檜兩次任宰相，共執政十九年)的建議，用“封事”的形式是適宜的。過去，一些古文評論家似乎說盡了它的思想內涵，但對這篇散文閃爍的藝術光輝，還缺少實事求是的評說。
一，慘淡經營、獨闢蹊徑、吐故納新、卓然自命是這篇散文的藝術特色之一。
文章貴有新的立意、新的境界、新的構思、新的言辭。李漁在《閒情偶記》中說過： “才子所撰詩、賦、古文，與佳人所制錦繡花樣，無不隨時變更。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這裡，道出了他對藝術探索和美學追求的原則。袁枚曾集古人名句說出了在藝術上必須走獨闢蹊徑、吐故納新的道路。他說，“蕭子顯雲：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陸放翁曰：‘文章切忘參死句。’ 黃山谷曰： ‘文章切忌隨人後。’ 皆金針度人語。” (《隨園詩話》)大凡作文，寄人籬下、師法他人，都是沒有出息的。當然，創新的過程是一個艱苦勞動的過程。沒有代價，沒有支出是沒有豐碩收穫的。
要知道，宋高宗執政之時，秦檜是賣國求和的代表人物。當然，其手下總會有走卒鷹犬，極力推行這條賣國路線的; 而高宗確是秦檜之流的支持者。按說，宋高宗是制定政策的決策者，他應是最主要的鬥爭物件; 秦檜是賣國路線的制定者，他應是重點打擊的人物; 孫近、王倫之輩乃跟班走卒，雖作惡多端，總不能作為最終轟炸的目標。《戊午上高宗封事》寫得有點“怪” 。我們先說明它的文字安排，再剖析作者的匠心。
這個“封事”彈劾王倫罪惡、駁斥王倫謬論、建議嚴懲王倫的文字佔全文篇幅的十分之七。從表面看，彈劾王倫成了這篇散文的重點，而揭露秦檜罪行的文字，只佔全文的十分之二。這樣看，寫王倫為詳寫，寫秦檜為略寫。在這個“封事” 中，直言痛斥高宗的言詞露而不盛。能否說這篇散文寫得避重就輕、詳略易位呢? 恰恰相反，這樣的安排，顯示了作者的藝術匠心。這樣的安排，收到了極為顯著的藝術效果。
王倫乃 “市井無賴” 、“狎邪小人”。他一生“專務詐誕”。劣跡多端。就是這個人們切齒痛恨的傢伙，秦檜之流竟委以重任，使其多次代表南宋王朝、出使金國，奔走 “和議” 。不揭穿他，他還能隱匿。一撕開畫皮，人們把他看在眼裡，恨在心裡。把這種臭名昭著的人物作為首先打擊的物件是有號召力的。胡銓選擇王倫為突破口，先在王倫身上“開刀” ，其鬥爭策略是高明的。王倫是眾所周知的壞人，是個鼓膿的癤子。其人作奸犯科，有案可稽。首先向高宗彈劾王倫、要求誅殺王倫，全在情理之中。高宗看後，也會有難言的苦衷，以致埋怨秦檜用人不妥。我們這樣推理分析是符合人的正常思維軌跡的。這個“封事” ，下筆先寫王倫，有可信性，有說服力。它起到打在走卒身上、痛在主子心上的作用。從總體戰略上看，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從鬥爭藝術上來說，先傷十指，後再斷一指，也是極其必要的。作者不惜筆墨揭王倫、批王倫、打王倫，其目的正是為了揭秦檜、斥秦檜、打秦檜。王倫屢次犯科，為什麼不繩之以法呢?顯然，他受著秦檜之流的包庇。王倫作為南宋的使臣奔走和議、辱沒民族、喪失國格。顯然，秦檜之流是罪魁禍首。王倫是秦檜之流的心腹，是他們豢養出來的一條忠實走狗。王倫說什麼“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 。這種賣國求和的論調與秦檜有關“議和”的謬論何其相似。可以說，這篇散文的前部分，不寫秦檜，秦檜全出。不揭秦檜，全揭秦檜;不駁秦檜，已駁秦檜;不打秦檜，已打秦檜。在藝術上這叫以虛代實、以一當十、以少勝多。
在全面深刻地揭發、斥責王倫的基礎上，作者筆鋒一轉，“倫不足道也”。下面，就重點彈劾秦檜(也捎帶著孫近)。作者以簡潔的文字陳述秦檜的罪惡，似如匕首突現，寒光映目。不時在秦檜面前晃動。這個“封事” 不僅使秦檜膽顫心驚，高宗看後，也會耳熱心跳的。胡銓對當朝皇上的態度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在彈劾王倫、秦檜、孫近的同時，一再言及和議的危害，其意在於爭取高宗，使他懸崖勒馬。這不僅是作文藝術，首先是鬥爭藝術。在那個時代、那種氛圍下，胡銓也只能用這種方法。
當然，對待這個“封事”的態度是鑑別高宗的試金石。胡銓後遭迫害，說明了高宗是個暴戾昏庸的君主。《戊午上高宗封事》曾給了高宗何去何從的選擇之路，但歷史的判決是嚴峻的，高宗終於違背了人們的意願。
這篇散文的構思顯示了作者的藝術功力。它卓然自命，有別於一般的“封事” 。這種獨闢蹊徑的佳作不是信手拈來的。不慘淡經營，嘔心瀝血寫不出這樣燭照千古的文字!
二，言之有據、鞭辟入裡、有理有節、耐人深思是這篇散文的藝術特色之二。
這是一篇思想性、政論性很強的散文。作者用心良苦，寫得憤激深沉。作者不靠富麗堂皇取勝。他以誠心可鑑，感情真摯感人。
事實的準確無誤是最有說服力的。《宋史》載： 王倫，字正道，莘縣(現山東省莘縣)人，出身破落官僚家庭。他善於聳言惑眾，又多次觸犯刑法。就是這樣一個流氓無賴，竟被秦檜看中，並派他作為特使出使金國。紹興八年，王倫以端明殿學士身分再使金國。金主設宴三天招待他，派遣籤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跟王倫一同到南宋議事。胡銓在封事開頭彈劾的王倫的罪惡行徑，皆是婦孺皆知的事實。不擴大，不縮小，用簡潔的文字還事物的本來面目，使得高宗無可挑剔。在談及高宗應吸取歷史的教訓時，胡銓說道： “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胡銓例舉這個眾所皆知的事實，意在使高宗作沉痛的反思。覆車之轍，不可重蹈! 胡銓在彈劾秦檜時，這樣寫道： “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 ‘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 ’ 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曾開，字天遊，官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秦檜向金人求和，曾開對秦檜說：“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 ” 曾開還引用古訓責備他。秦檜大怒，說什麼“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 由此可見，秦檜對主戰官員的意見，一點也聽不進去。秦檜之所為，高宗可能不知。今“奏疏” 陳述得明明白白，就看高宗如何裁決。
這個“封事” 中談及的事情皆是言之有據，經得起事實檢驗的。作者剖析事物入木三分，有一股穿透力。因此說，《戊午上高宗封事》是一篇有事實、有分析、有結論的戰鬥檄文。八百多年來，它仍不失其光輝。
三，感情充沛、筆下縱橫、用詞精當、無懈可擊是這篇散文的特色之三。
寫詩作文，無非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這就道出了作文的真諦。胡銓的這個“封事” 中，有這樣一些文字。“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乎?”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 ” “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 “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 這裡，作者慷慨陳詞，極言不可對金人屈膝。其文字似黃河決堤、汪洋恣肆。這是感情的傾瀉! 沒有報國情、忠君意、愛民心，是寫不出這種感人肺腑的文字的! 誠然，無私才無畏，有識才有膽。“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 這裡，作者旨在懇求皇上改變主張，率眾禦侮。言下之意，陛下若“相率而拜犬豕” ，將遭童稚笑、萬人罵。在這個“封事” 中，那些使人驚心動魄的文字俯拾可得。應該看到，這種文風與作者在國難當頭之際報國心切的情緒緊密相連的。聖主從中能看出諫言者的真誠; 昏君將從中嗅到濃烈的火藥味，以致產生撲滅這場戰火的慾念。顯然，高宗屬於後者。
大凡寫文章是給人看的，要叫人看得懂，知其意。若以此衡量這個“封事”的語言藝術，顯然降低了標準。這篇封事是向主上論議關係國家民族利益的大事，要求字字千金、一字不易! 作者彈劾王倫、秦檜的罪過，說得明確; 分析事物，說得深刻。這裡擇其要者，作簡要分析：列述王倫罪過之後，胡銓這樣寫道：“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在列述秦檜罪過之後，胡銓諫言： “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兩者相比，語氣不同、情緒不同、感情色彩不同。對高宗諫言，要誅殺王倫，重在說明王倫的危害。對秦檜、孫近，重在說明高宗應採取的措施。因三倫罪行累累，劣跡多端。他乾的禍國殃民之事，百姓早就恨之入骨。因此，胡銓建議高宗將其殺掉。若不殺，就是罪過! 秦檜官居宰相。他主張議和，眾人皆知。但其具體罪行人知甚微。“亦可斬也” ，用詞精當，既說明了胡銓的態度，又顯示了他的識辨力。歷史佐證了胡銓的諫言是無比正確的。
不一定是小人，被火拼源於其心胸狹窄，與人品不是一回事。人品好，不一定有處理問題的能力；有處事能力，不一定人品就好。
紹興七年，金國廢黜偽齊國皇帝劉豫，利誘南宋向金國投降。宋高宗昏庸無能，一心苟安。他置國家、民族利益而不顧，起用民族敗類秦檜之輩，賣國偷生，與金議和。對專事議和的投降派，《戊午上高宗封事》是當頭一棒喝! 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胡銓不顧個人安危，無私無畏，毅然上這個“封事” ，實屬有膽有識之為。在這個“封事”中，他先後彈劾王倫、秦檜、孫近的賣國行徑，並懇求高宗立斬這批叛逆奸臣，以雪國恥，以平民憤，以圖民族振興! 《宋史·胡銓傳》中有這樣的記載： “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可見引起了宋、金雙方的重視。《戊午上高宗封事》象一聲春雷，在祖國的大地上曾產生過強烈的共鳴。《戊午上高宗封事》象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它使得敵人視刀喪膽、戰戰兢兢。
在瘡痍潰爛的黑暗時代，悲劇的主人公總是那些賢臣戰將。至於黎民百性的悲慘命運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秦檜被彈劾後，曾以十倍的瘋狂向胡銓進行報復。在宋高宗的支援下，秦檜給胡銓加上“狂妄兇悖，鼓眾劫持”的罪名取消官職、革除名籍，編管昭州(宋朝有一種刑法，把有罪的發配遠方，把“犯罪者” 的姓名編入當地名冊之中，令地方官控制管束。昭州現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平樂縣。當時，乃荒涼貧窮、交通閉塞之地)，使其受難。爾後，迫於公論，宋高宗才不得不讓胡銓出來作官。紹興十二年(1142)胡銓竟被諫官彈劾，被貶新州(現廣東省新興縣)受苦。縱觀中國封建統治時期，在國難當頭之時，主戰派與主和派總要進行一場殊死的決鬥，主戰的仁人志士以最大的犧牲喚起了人民的覺醒。胡銓一生矢志不渝、反對議和、赤心報國、毫無媚骨。宋孝宗時，他曾說過： “肉食鄙夫，……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可見，胡銓對南宋腐朽統治階層中的罪惡心理認識得何等深刻啊!
“封事” ，就是“奏疏” 。舊時上給皇帝的表章，一般不封緘。如果是密奏，就封入皂囊之中，不使別人看見，這叫做“封事”。胡銓向皇上提出建國安邦的大計，並有誅殺當朝宰相(紹興年間，秦檜兩次任宰相，共執政十九年)的建議，用“封事”的形式是適宜的。過去，一些古文評論家似乎說盡了它的思想內涵，但對這篇散文閃爍的藝術光輝，還缺少實事求是的評說。
一，慘淡經營、獨闢蹊徑、吐故納新、卓然自命是這篇散文的藝術特色之一。
文章貴有新的立意、新的境界、新的構思、新的言辭。李漁在《閒情偶記》中說過： “才子所撰詩、賦、古文，與佳人所制錦繡花樣，無不隨時變更。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這裡，道出了他對藝術探索和美學追求的原則。袁枚曾集古人名句說出了在藝術上必須走獨闢蹊徑、吐故納新的道路。他說，“蕭子顯雲：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陸放翁曰：‘文章切忘參死句。’ 黃山谷曰： ‘文章切忌隨人後。’ 皆金針度人語。” (《隨園詩話》)大凡作文，寄人籬下、師法他人，都是沒有出息的。當然，創新的過程是一個艱苦勞動的過程。沒有代價，沒有支出是沒有豐碩收穫的。
要知道，宋高宗執政之時，秦檜是賣國求和的代表人物。當然，其手下總會有走卒鷹犬，極力推行這條賣國路線的; 而高宗確是秦檜之流的支持者。按說，宋高宗是制定政策的決策者，他應是最主要的鬥爭物件; 秦檜是賣國路線的制定者，他應是重點打擊的人物; 孫近、王倫之輩乃跟班走卒，雖作惡多端，總不能作為最終轟炸的目標。《戊午上高宗封事》寫得有點“怪” 。我們先說明它的文字安排，再剖析作者的匠心。
這個“封事”彈劾王倫罪惡、駁斥王倫謬論、建議嚴懲王倫的文字佔全文篇幅的十分之七。從表面看，彈劾王倫成了這篇散文的重點，而揭露秦檜罪行的文字，只佔全文的十分之二。這樣看，寫王倫為詳寫，寫秦檜為略寫。在這個“封事” 中，直言痛斥高宗的言詞露而不盛。能否說這篇散文寫得避重就輕、詳略易位呢? 恰恰相反，這樣的安排，顯示了作者的藝術匠心。這樣的安排，收到了極為顯著的藝術效果。
王倫乃 “市井無賴” 、“狎邪小人”。他一生“專務詐誕”。劣跡多端。就是這個人們切齒痛恨的傢伙，秦檜之流竟委以重任，使其多次代表南宋王朝、出使金國，奔走 “和議” 。不揭穿他，他還能隱匿。一撕開畫皮，人們把他看在眼裡，恨在心裡。把這種臭名昭著的人物作為首先打擊的物件是有號召力的。胡銓選擇王倫為突破口，先在王倫身上“開刀” ，其鬥爭策略是高明的。王倫是眾所周知的壞人，是個鼓膿的癤子。其人作奸犯科，有案可稽。首先向高宗彈劾王倫、要求誅殺王倫，全在情理之中。高宗看後，也會有難言的苦衷，以致埋怨秦檜用人不妥。我們這樣推理分析是符合人的正常思維軌跡的。這個“封事” ，下筆先寫王倫，有可信性，有說服力。它起到打在走卒身上、痛在主子心上的作用。從總體戰略上看，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從鬥爭藝術上來說，先傷十指，後再斷一指，也是極其必要的。作者不惜筆墨揭王倫、批王倫、打王倫，其目的正是為了揭秦檜、斥秦檜、打秦檜。王倫屢次犯科，為什麼不繩之以法呢?顯然，他受著秦檜之流的包庇。王倫作為南宋的使臣奔走和議、辱沒民族、喪失國格。顯然，秦檜之流是罪魁禍首。王倫是秦檜之流的心腹，是他們豢養出來的一條忠實走狗。王倫說什麼“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 。這種賣國求和的論調與秦檜有關“議和”的謬論何其相似。可以說，這篇散文的前部分，不寫秦檜，秦檜全出。不揭秦檜，全揭秦檜;不駁秦檜，已駁秦檜;不打秦檜，已打秦檜。在藝術上這叫以虛代實、以一當十、以少勝多。
在全面深刻地揭發、斥責王倫的基礎上，作者筆鋒一轉，“倫不足道也”。下面，就重點彈劾秦檜(也捎帶著孫近)。作者以簡潔的文字陳述秦檜的罪惡，似如匕首突現，寒光映目。不時在秦檜面前晃動。這個“封事” 不僅使秦檜膽顫心驚，高宗看後，也會耳熱心跳的。胡銓對當朝皇上的態度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在彈劾王倫、秦檜、孫近的同時，一再言及和議的危害，其意在於爭取高宗，使他懸崖勒馬。這不僅是作文藝術，首先是鬥爭藝術。在那個時代、那種氛圍下，胡銓也只能用這種方法。
當然，對待這個“封事”的態度是鑑別高宗的試金石。胡銓後遭迫害，說明了高宗是個暴戾昏庸的君主。《戊午上高宗封事》曾給了高宗何去何從的選擇之路，但歷史的判決是嚴峻的，高宗終於違背了人們的意願。
這篇散文的構思顯示了作者的藝術功力。它卓然自命，有別於一般的“封事” 。這種獨闢蹊徑的佳作不是信手拈來的。不慘淡經營，嘔心瀝血寫不出這樣燭照千古的文字!
二，言之有據、鞭辟入裡、有理有節、耐人深思是這篇散文的藝術特色之二。
這是一篇思想性、政論性很強的散文。作者用心良苦，寫得憤激深沉。作者不靠富麗堂皇取勝。他以誠心可鑑，感情真摯感人。
事實的準確無誤是最有說服力的。《宋史》載： 王倫，字正道，莘縣(現山東省莘縣)人，出身破落官僚家庭。他善於聳言惑眾，又多次觸犯刑法。就是這樣一個流氓無賴，竟被秦檜看中，並派他作為特使出使金國。紹興八年，王倫以端明殿學士身分再使金國。金主設宴三天招待他，派遣籤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跟王倫一同到南宋議事。胡銓在封事開頭彈劾的王倫的罪惡行徑，皆是婦孺皆知的事實。不擴大，不縮小，用簡潔的文字還事物的本來面目，使得高宗無可挑剔。在談及高宗應吸取歷史的教訓時，胡銓說道： “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胡銓例舉這個眾所皆知的事實，意在使高宗作沉痛的反思。覆車之轍，不可重蹈! 胡銓在彈劾秦檜時，這樣寫道： “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 ‘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 ’ 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曾開，字天遊，官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秦檜向金人求和，曾開對秦檜說：“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 ” 曾開還引用古訓責備他。秦檜大怒，說什麼“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 由此可見，秦檜對主戰官員的意見，一點也聽不進去。秦檜之所為，高宗可能不知。今“奏疏” 陳述得明明白白，就看高宗如何裁決。
這個“封事” 中談及的事情皆是言之有據，經得起事實檢驗的。作者剖析事物入木三分，有一股穿透力。因此說，《戊午上高宗封事》是一篇有事實、有分析、有結論的戰鬥檄文。八百多年來，它仍不失其光輝。
三，感情充沛、筆下縱橫、用詞精當、無懈可擊是這篇散文的特色之三。
寫詩作文，無非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這就道出了作文的真諦。胡銓的這個“封事” 中，有這樣一些文字。“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乎?”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 ” “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 “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 這裡，作者慷慨陳詞，極言不可對金人屈膝。其文字似黃河決堤、汪洋恣肆。這是感情的傾瀉! 沒有報國情、忠君意、愛民心，是寫不出這種感人肺腑的文字的! 誠然，無私才無畏，有識才有膽。“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 這裡，作者旨在懇求皇上改變主張，率眾禦侮。言下之意，陛下若“相率而拜犬豕” ，將遭童稚笑、萬人罵。在這個“封事” 中，那些使人驚心動魄的文字俯拾可得。應該看到，這種文風與作者在國難當頭之際報國心切的情緒緊密相連的。聖主從中能看出諫言者的真誠; 昏君將從中嗅到濃烈的火藥味，以致產生撲滅這場戰火的慾念。顯然，高宗屬於後者。
大凡寫文章是給人看的，要叫人看得懂，知其意。若以此衡量這個“封事”的語言藝術，顯然降低了標準。這篇封事是向主上論議關係國家民族利益的大事，要求字字千金、一字不易! 作者彈劾王倫、秦檜的罪過，說得明確; 分析事物，說得深刻。這裡擇其要者，作簡要分析：列述王倫罪過之後，胡銓這樣寫道：“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在列述秦檜罪過之後，胡銓諫言： “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兩者相比，語氣不同、情緒不同、感情色彩不同。對高宗諫言，要誅殺王倫，重在說明王倫的危害。對秦檜、孫近，重在說明高宗應採取的措施。因三倫罪行累累，劣跡多端。他乾的禍國殃民之事，百姓早就恨之入骨。因此，胡銓建議高宗將其殺掉。若不殺，就是罪過! 秦檜官居宰相。他主張議和，眾人皆知。但其具體罪行人知甚微。“亦可斬也” ，用詞精當，既說明了胡銓的態度，又顯示了他的識辨力。歷史佐證了胡銓的諫言是無比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