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計篇》雲：“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就是說，作為將領必須具備多謀善斷、賞罰有信、愛護士卒、勇敢堅定、明法審令五項標準，後人稱之為“五德”。這並不能概括孫武對將領素質的要求。他在《九變》篇中還寫道：“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這是從將領性格方面考慮的，補充了“五德”的不足。“勇”是美德，但“必死”、魯莽就可能被敵誘殺；“愛人”是美德，但過分愛民則會因掩護民眾而導致煩勞；“廉”是美德 ，但過分廉潔自愛亦會因受不起敵人的侮辱，而失去理智。至於貪生怕死，一觸即發的將領，自然是不堪大任的。這樣，孫武就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將領應當具備的素質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 2.2 “三具”論 《管子》認為，“為兵之數，……在於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4］為此，將領必須“三具”，即要“知形”、“知能”、“知意”：“人之眾寡，士之粗精，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5］所謂“知形”，就是要認識敵我雙方軍事物質力量的“輕重強弱之形”；“知能”，就是要認識敵我雙方將領的才能；“知意”，就是要認識敵我雙方軍事行動的意圖。作為將領必須具備這三方面的能力，才能“聞無極”，“見未形”。 2.3 “五德”論 《司馬法》認為，將領必須具備“仁”、“勇”、“智”、“義”、“信”等條件。“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鬥，以信專，以利動，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6］將領的思想要合乎“仁”，行為要合乎“義”，處理事務要靠“智”，制服強敵要靠“勇”，長久地贏得人心要靠“信”。 2.4 “五慎四德”論 《吳子兵法》把將領的素質概括為“總文武，兼剛柔”，要求將領文武兼備、智勇雙全。在此思想指導下，作者具體提出“五慎四德”的要求：“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7］又說：“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7]從這兩段話中可以看出，將領應具有“治眾如治寡”的治軍才能，“出門如見敵”的敵情觀念，“雖克如始戰”的謹慎態度，“法令省而不煩”的治軍作風。除此之外，還必須具有掌握士氣、利用地形、運用謀略、增強戰鬥力的能力，具備威嚴、品德、仁愛、勇敢四個方面的修養。這樣的將領才能統率下屬，穩定軍心，威懾敵軍，決斷疑難。 2.5 “三德”論 春秋時代的申包胥認為，將領帶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必須具備“智、仁、勇”三個條件：“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8］因為沒有“智”，就不能瞭解人民的內心，估量不到天下眾寡強弱的形勢；沒有“仁”，就不能和三軍將士同甘共苦，得到戰士的愛戴；沒有“勇”，就不能果斷地解決疑難問題，實施戰略大計。 2.6 “知道五德”論 戰國時的孫臏對將領素質提出了較為嚴格的標準。他認為，將領必須“知道”，即必須掌握指導戰爭全域性的規律，具有駕馭戰爭全域性的才能和本領。為此，將領要有豐富的知識－－“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要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內得其民心”；還要洞悉敵情－－“外知敵之情”，精通戰術－－“陣則知八陣之經”，靈活指揮－－“見勝而戰，弗見而諍”。［9］他還進一步提出為將者必須具備“義、仁、德、信、智等“五德”，並分析了它們的地位和作用：“義者，兵之首”；“仁者，兵之腹”；“德者，兵之手”；“信者，兵之足”；“智者，兵之尾”。［9］ 2.7 “五材十過”論 《六韜》提出，“將有五材十過”，即將領必須具備5種品質，避免10種缺點。“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10］“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10］這就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將領應具備的素質。 2.8 “十二陵”論 《尉繚子》中的《十二陵》篇，是專門論述將領素質的，“十二陵”即將領應該具備的12種素質：“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眾在於下人。”這是作者從正面提出12條要求，也是治軍打仗的必備條件。作者還從反面論述了將領的12種錯誤作法：“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2.9 “六術五權”論 這是荀子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將領必須懂得和掌握“六術”、“五權”、“三至”、“五無曠”。所謂“六術”，指將領應具備的6項有關治軍和作戰指揮的能力：“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所謂“五權”，指作為將領，應經常 考慮的5個問題：“無慾將而惡廢”，即將領應時刻為國家利益著想，不以個人喜惡定取捨；“無急勝而忘敗”，作戰時不可急於求勝，而忽視草率從事的嚴重後果；“無威內而輕外”，不要只注意內部建立權威而輕視敵人；“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不要只看到作戰有利的一面，而不顧及其有害的另一面；“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凡是考慮軍隊大事，要深思熟慮，而在獎賞士兵時，不要吝嗇財物。所謂“三至”，是指在三種情況下，將領可以不按君主的命令而自由處置軍政大事：“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所謂“五無曠”，指優秀將領在使用謀略、從事戰爭、敬重地方官吏、敬愛士兵、對待敵人等5個方面都要謹慎小心，不可大意。將領如能做到上述各項要求，“是之謂天下之將”，即能成為傑出的將領。［11］ 2.10 “十二能”論 《三略》一書對將領素質作了大量論述，提出“十二能”、“八患”、“四戒”作為將領的標準。“十二能”指將領應具備的12種治軍才能：能“清”：清廉無私，能“靜”：沉著冷靜，能“平”：處事公平，能“整”：嚴整軍紀，能“受諫”：接受批評建議，能“聽訟”：明斷是非，能“納人”：善納人才，能“採言”：善於聽下屬反映，能“知國俗”：知道敵國風俗，能“圖山川”：通曉地理，能“表險阻”：明察地形險陰，能“制軍權”：能有效管理軍隊。“八患”指將領應克服的8種缺點：“拒諫”、“策不從”、“善惡同”、“專己”、“自我”、“信讒”、“貪財”、“內顧”，即要求將領不要拒絕規勸，不要不聽良策，不要不分好壞，不要一意孤行，不要自我誇耀，不要聽信讒言，不要貪圖財物，不要迷戀女色。“四誡”指將領應謹防：“無慮”、“無勇”、“妄動”、“遷怒”。 2.11 “五行十守”論 《淮南子·兵略訓》針對將領的素質，提出“三隧”、“四義”、“五行”、“十守”的觀點。所謂“三隧”，就是要求將領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四義”就是要求將領做到：“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五行”指將領應該柔中有剛，剛中有柔，愛中有嚴，誠中有智，勇中有謀。而“十守”是指要求將領具備的10種心理品質：清白、遠慮、堅定、清醒、不貪、不淫、不好辯、不推委、不喜、不怒。 2.12 “六德”論 東漢王符認為，將領必須具備智、仁、敬、信、勇、嚴等6種優秀心理品質：“智以折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眾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英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勇氣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12］ 2.13 “十五律”論 《將苑》一書是專門論述將領的，對將領的素質作了全面、系統地分析，提出了“十五律”等觀點。第一，“將有五善四欲”。“五善”指：“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指：“戰欲奇、謀欲密、眾欲靜、心欲一”。［13］第二，“將有五強八惡”。“五強”指：“高節可以厲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沈慮可以容眾，力行可以建功”。“八惡”指：“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14］第三，“將有八弊”，“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饞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禮。”［15］第四，在上述條件的基礎上，提出“十五律”作為將領治軍和用兵時必須具備的素質：慮：明察敵情，詰：檢查守備，勇：敵眾不撓，廉：見利思義，平：賞罰公平，忍：忍受恥辱，寬：能容眾人，信：信守諾言，敬：尊敬賢能，明：不聽讒言，謹：不違禮法，仁：善待士卒，忠：以身殉國，分：知止知足，謀：知己知彼，深謀遠慮。［15］ 2.14 “八德”論 唐代杜牧認為，“取吏無他述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16］他在孫武的“五德”基礎上，加上“忠、義、明”三德，並把“仁、義、忠、信”放在“智”的前面，說明他特別注重將領的道德素質。 2.15 “四戒飭”論 南宋華嶽指出，將領在軍事、政治活動中應當注意四個問題，他稱之為“四戒飭”：避免“翫忽輕舉”；講求“不戰之法”；防止“聚斂貨殖；廣泛“延攬英雄”。［17］ 2.16 “五事”論 朱元章在自身的戰爭實踐中認識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機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18］後來，他提出將領必須具備“智、勇、忠、仁、信”五個條件，稱之為“五事”。“馭兵者必機樞而智園，謀出不測；氣果而剛，心勇而斷；忠義凜人，務他不及之算；懷仁人以觀勞苦，令三明而復五申；信眾而無惑，臨事之跡，功必賞，罰必誅，若將能備此五事，所向孰敢當先。”［19］ 2.17 “八德七害”論 這是明代將領戚繼光提出的觀點。他要求將帥必須具備8種優良品德：一是正心術：正直無私，光明正大；二是立志向：保國衛民，百折不撓；三是明生死：大智大勇，不計生死；四是辨利害：行以禮義，不搞虛套；五是做好人：行好事，不變節；六是堅操守：修身正己，廉潔奉公；七是寬量度：寬宏大度，不棄原則；八是尚謙德：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同時要求將帥必須克服7種惡劣的品行：一是聲色害：荒淫酒色；二是貨利害：貪圖財物；三是剛愎害：自大自用；四是勝人害：妒賢忌能；五是逢迎害：阿諛奉承；六是萎蘼害：凡事畏縮；七是功名害：貪圖功名。［20］
《孫子兵法·計篇》雲：“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就是說，作為將領必須具備多謀善斷、賞罰有信、愛護士卒、勇敢堅定、明法審令五項標準，後人稱之為“五德”。這並不能概括孫武對將領素質的要求。他在《九變》篇中還寫道：“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這是從將領性格方面考慮的，補充了“五德”的不足。“勇”是美德，但“必死”、魯莽就可能被敵誘殺；“愛人”是美德，但過分愛民則會因掩護民眾而導致煩勞；“廉”是美德 ，但過分廉潔自愛亦會因受不起敵人的侮辱，而失去理智。至於貪生怕死，一觸即發的將領，自然是不堪大任的。這樣，孫武就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將領應當具備的素質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 2.2 “三具”論 《管子》認為，“為兵之數，……在於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4］為此，將領必須“三具”，即要“知形”、“知能”、“知意”：“人之眾寡，士之粗精，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5］所謂“知形”，就是要認識敵我雙方軍事物質力量的“輕重強弱之形”；“知能”，就是要認識敵我雙方將領的才能；“知意”，就是要認識敵我雙方軍事行動的意圖。作為將領必須具備這三方面的能力，才能“聞無極”，“見未形”。 2.3 “五德”論 《司馬法》認為，將領必須具備“仁”、“勇”、“智”、“義”、“信”等條件。“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鬥，以信專，以利動，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6］將領的思想要合乎“仁”，行為要合乎“義”，處理事務要靠“智”，制服強敵要靠“勇”，長久地贏得人心要靠“信”。 2.4 “五慎四德”論 《吳子兵法》把將領的素質概括為“總文武，兼剛柔”，要求將領文武兼備、智勇雙全。在此思想指導下，作者具體提出“五慎四德”的要求：“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7］又說：“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7]從這兩段話中可以看出，將領應具有“治眾如治寡”的治軍才能，“出門如見敵”的敵情觀念，“雖克如始戰”的謹慎態度，“法令省而不煩”的治軍作風。除此之外，還必須具有掌握士氣、利用地形、運用謀略、增強戰鬥力的能力，具備威嚴、品德、仁愛、勇敢四個方面的修養。這樣的將領才能統率下屬，穩定軍心，威懾敵軍，決斷疑難。 2.5 “三德”論 春秋時代的申包胥認為，將領帶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必須具備“智、仁、勇”三個條件：“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8］因為沒有“智”，就不能瞭解人民的內心，估量不到天下眾寡強弱的形勢；沒有“仁”，就不能和三軍將士同甘共苦，得到戰士的愛戴；沒有“勇”，就不能果斷地解決疑難問題，實施戰略大計。 2.6 “知道五德”論 戰國時的孫臏對將領素質提出了較為嚴格的標準。他認為，將領必須“知道”，即必須掌握指導戰爭全域性的規律，具有駕馭戰爭全域性的才能和本領。為此，將領要有豐富的知識－－“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要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內得其民心”；還要洞悉敵情－－“外知敵之情”，精通戰術－－“陣則知八陣之經”，靈活指揮－－“見勝而戰，弗見而諍”。［9］他還進一步提出為將者必須具備“義、仁、德、信、智等“五德”，並分析了它們的地位和作用：“義者，兵之首”；“仁者，兵之腹”；“德者，兵之手”；“信者，兵之足”；“智者，兵之尾”。［9］ 2.7 “五材十過”論 《六韜》提出，“將有五材十過”，即將領必須具備5種品質，避免10種缺點。“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10］“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10］這就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將領應具備的素質。 2.8 “十二陵”論 《尉繚子》中的《十二陵》篇，是專門論述將領素質的，“十二陵”即將領應該具備的12種素質：“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眾在於下人。”這是作者從正面提出12條要求，也是治軍打仗的必備條件。作者還從反面論述了將領的12種錯誤作法：“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2.9 “六術五權”論 這是荀子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將領必須懂得和掌握“六術”、“五權”、“三至”、“五無曠”。所謂“六術”，指將領應具備的6項有關治軍和作戰指揮的能力：“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所謂“五權”，指作為將領，應經常 考慮的5個問題：“無慾將而惡廢”，即將領應時刻為國家利益著想，不以個人喜惡定取捨；“無急勝而忘敗”，作戰時不可急於求勝，而忽視草率從事的嚴重後果；“無威內而輕外”，不要只注意內部建立權威而輕視敵人；“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不要只看到作戰有利的一面，而不顧及其有害的另一面；“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凡是考慮軍隊大事，要深思熟慮，而在獎賞士兵時，不要吝嗇財物。所謂“三至”，是指在三種情況下，將領可以不按君主的命令而自由處置軍政大事：“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所謂“五無曠”，指優秀將領在使用謀略、從事戰爭、敬重地方官吏、敬愛士兵、對待敵人等5個方面都要謹慎小心，不可大意。將領如能做到上述各項要求，“是之謂天下之將”，即能成為傑出的將領。［11］ 2.10 “十二能”論 《三略》一書對將領素質作了大量論述，提出“十二能”、“八患”、“四戒”作為將領的標準。“十二能”指將領應具備的12種治軍才能：能“清”：清廉無私，能“靜”：沉著冷靜，能“平”：處事公平，能“整”：嚴整軍紀，能“受諫”：接受批評建議，能“聽訟”：明斷是非，能“納人”：善納人才，能“採言”：善於聽下屬反映，能“知國俗”：知道敵國風俗，能“圖山川”：通曉地理，能“表險阻”：明察地形險陰，能“制軍權”：能有效管理軍隊。“八患”指將領應克服的8種缺點：“拒諫”、“策不從”、“善惡同”、“專己”、“自我”、“信讒”、“貪財”、“內顧”，即要求將領不要拒絕規勸，不要不聽良策，不要不分好壞，不要一意孤行，不要自我誇耀，不要聽信讒言，不要貪圖財物，不要迷戀女色。“四誡”指將領應謹防：“無慮”、“無勇”、“妄動”、“遷怒”。 2.11 “五行十守”論 《淮南子·兵略訓》針對將領的素質，提出“三隧”、“四義”、“五行”、“十守”的觀點。所謂“三隧”，就是要求將領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四義”就是要求將領做到：“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五行”指將領應該柔中有剛，剛中有柔，愛中有嚴，誠中有智，勇中有謀。而“十守”是指要求將領具備的10種心理品質：清白、遠慮、堅定、清醒、不貪、不淫、不好辯、不推委、不喜、不怒。 2.12 “六德”論 東漢王符認為，將領必須具備智、仁、敬、信、勇、嚴等6種優秀心理品質：“智以折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眾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英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勇氣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12］ 2.13 “十五律”論 《將苑》一書是專門論述將領的，對將領的素質作了全面、系統地分析，提出了“十五律”等觀點。第一，“將有五善四欲”。“五善”指：“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指：“戰欲奇、謀欲密、眾欲靜、心欲一”。［13］第二，“將有五強八惡”。“五強”指：“高節可以厲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沈慮可以容眾，力行可以建功”。“八惡”指：“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14］第三，“將有八弊”，“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饞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禮。”［15］第四，在上述條件的基礎上，提出“十五律”作為將領治軍和用兵時必須具備的素質：慮：明察敵情，詰：檢查守備，勇：敵眾不撓，廉：見利思義，平：賞罰公平，忍：忍受恥辱，寬：能容眾人，信：信守諾言，敬：尊敬賢能，明：不聽讒言，謹：不違禮法，仁：善待士卒，忠：以身殉國，分：知止知足，謀：知己知彼，深謀遠慮。［15］ 2.14 “八德”論 唐代杜牧認為，“取吏無他述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16］他在孫武的“五德”基礎上，加上“忠、義、明”三德，並把“仁、義、忠、信”放在“智”的前面，說明他特別注重將領的道德素質。 2.15 “四戒飭”論 南宋華嶽指出，將領在軍事、政治活動中應當注意四個問題，他稱之為“四戒飭”：避免“翫忽輕舉”；講求“不戰之法”；防止“聚斂貨殖；廣泛“延攬英雄”。［17］ 2.16 “五事”論 朱元章在自身的戰爭實踐中認識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機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18］後來，他提出將領必須具備“智、勇、忠、仁、信”五個條件，稱之為“五事”。“馭兵者必機樞而智園，謀出不測；氣果而剛，心勇而斷；忠義凜人，務他不及之算；懷仁人以觀勞苦，令三明而復五申；信眾而無惑，臨事之跡，功必賞，罰必誅，若將能備此五事，所向孰敢當先。”［19］ 2.17 “八德七害”論 這是明代將領戚繼光提出的觀點。他要求將帥必須具備8種優良品德：一是正心術：正直無私，光明正大；二是立志向：保國衛民，百折不撓；三是明生死：大智大勇，不計生死；四是辨利害：行以禮義，不搞虛套；五是做好人：行好事，不變節；六是堅操守：修身正己，廉潔奉公；七是寬量度：寬宏大度，不棄原則；八是尚謙德：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同時要求將帥必須克服7種惡劣的品行：一是聲色害：荒淫酒色；二是貨利害：貪圖財物；三是剛愎害：自大自用；四是勝人害：妒賢忌能；五是逢迎害：阿諛奉承；六是萎蘼害：凡事畏縮；七是功名害：貪圖功名。［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