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影響
一、法家重法，公正嚴峻，不詢私情
法家認為如果罪犯不尊重別人，侵犯別人的利益，那麼也沒必要尊重罪犯的利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果你不把別人當人看，那麼你也沒資格要求別人把你當人看。所以犯了罪，就一定要懲罰，這就是“公平”的體現。
法家主流思想是法治，“依法治國”是法家的核心，法’
就是一個規則,‘法’成了內部人的共同契約。‘法’對調節內部爭鬥已經起到了積極作用。
比如孝子偷盜（商君書雲“雖孝子，必以數斷”者），既然有能力偷，為什麼不去勞動賺錢？偷別人錢，自己得利，那被偷的人呢？他們不是受害者嗎？所以法家要求的就是“人人不敢做壞事，天下自然太平”。比如現在的酒駕，傷人了就犯法，執法者有法必依，古代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法律面前是平等無私的，法家的治國原則，公平公正更可行。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應該是一個法律開放的文明國家，物質快速發展了文明是應當相對超前的，是非常人性化的。但人性化不能等同於人情化。人人可以有話語權，可以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凡事有度不能太人情化，但現實社會有沒有“人治”，而非“法治”的現象呢？而理性的社會應該是有功則獎，有過則罰，觸犯刑律應該受到法律制裁，現在的執法是否都真正做到了秉公執法？法在執行過程中往往會出現：1一方面法律多如牛毛，一方面執法不一，不平等的法律，老百姓如何能信服？誰又會去當回事？法律法規從上致下，一級一級走樣，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上面與下面法規法規本身執行起來就自相矛盾，標準不一，同一條法律上下限幅度大，誰來考量準確度，只是相對罷了。
2、老百姓缺乏維權意識或不信任“法律”，只能想盡辦法躲避“法律”，有困難就找關係，走後門，能用錢解決的用錢，不能用錢的，有時甚至自己用命，比如現在的強拆。
歷來都說法律不完善，因為法律越細，越能保障每一個人的合法利益。律不細，導致的就是“人治”成份的增加，因為沒有條款說明，執法者只有根據自己的理解力去執法，有時對可罰款的處罰，會遭受死刑，有的死刑的鑽法律的空子，加入人治成分變成保外，變成死緩。如果對酒駕一視同仁，最近又出了一個副局長因公酒駕，又要開什麼口子，這樣社會就無法達到公開、公正、公平的法治環境，就很難建設和諧社會。
二、法家執政思想：不畏強權，萬事皆依法
法家思想的進步意義在於法家提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司法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條法律對應的處罰，是不能用任何形式抵消的。這一點非常重要，看看今天的法律，富二代撞死人，只需賠付一點錢，就算了事，這是執法上的嚴重缺陷，導致權貴根本不拿法律當回事。王子犯法應該與庶民同罪。比如前一時期的熱點藥家鑫，無論藥家鑫有無背景，學習成績優劣，是否為大學生或音樂學院學生，均不會，也不應該影響定罪量刑，可是反對的聲浪很高，為什麼，如果軋死的不是農民背景的服務員張妙，而是反之，能會有這麼熱的爭議嗎，這個社會把人分成了階層（現在不叫階級）三六九等，而現在的法律又把這種等級強化，推波助瀾。
法家的核心思想，依法治國，執法一視同仁，沒有高低貴賤。你要懲治任何人，首先得有充分證據，不是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那就是“法治”，任何人不得不依法！
法家，用法律限制天子，你逾越法律，無視法律，就會亡國。王子今天逾越了法律的一條而已，這種做法，它不會導致這個王朝的立即崩壞。但是“千里之體潰於蟻穴”，法家有個優點是根據社會矛盾的不斷完善法律。法家不斷的在實踐中自我完善，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以法為教”強調製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家更強調的是人的行為規範。依法治國，法律平等，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基本保證。
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韓非子寫《陰謀篇》，可以理解為一把雙刃劍，不能因為韓非寫了《陰謀篇》，就把他視為陰謀詭計的小人。兵家也曾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而韓非子的《陰謀篇》就是徹底的剖析人類的邪惡，奸詐一面。讓人知道如何來防範，現在的騙子，欺詐太多，多一些防範意識，就能少些誤入陷井。
另外《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千里之堤，毀於蟻穴。 欲速則不達 韓非子的觀點是反對復古，這些給我們許多啟示，用於指導現實生活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總之。法家思想對於現代的意義在於法家嚴格有法必依，依法治國的思想，切實做到“公開、公平、公正”，法家思想裡結合時代的不同，就需要對法律進行修正的這些思想都是值得提倡的。現在的法律，要真正為了社會健康發展而制定的法律。先做到依法治國，是要建立健全規章制度，法律法規，並且要有效地執行。堅持人人平等的原則用於現代社會的治理之道， 韓非子認為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但願前進中的中國在吸納古今中外的法規經典，使我們的祖國經濟更加發達，法律更科學，完善，全體人民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保障下，平等地幸福生活！
消極影響
1、加劇了殘暴統治，人們如同生活在恐怖的大監獄裡
在中國歷史上，一般開明盛世，都能較為真誠地倡導儒家文化；凡較陰暗專制的時期，都公開或半公開地傾向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如，秦始皇對韓非的欣賞，明太祖也開誠佈公地稱：“決不施（儒家的）仁政。”
由於法家片面誇大暴力作用，加大了殘暴統治
秦始皇是蔑視儒家的王道，崇尚法家的霸道的典型代表。他用動輒殺人的嚴刑峻法威懾臣民。秦律的特點是繁酷和輕罪重罰。僅死刑就有斬（如戍邊失期者“法皆斬”）、戮（先施刑受辱後斬首）、車裂（俗稱“五馬分屍”）、梟首（懸首級示眾）、棄市（在市井當眾處死）、腰斬、釜烹、坑殺（活埋）、夷族（不僅夷三族，還夷九族）等十餘種；肉刑（刺面、割鼻、斷足、去勢等）更為普遍，受刑者“不可勝數”，以致“劓鼻盈虆（筐），斷足盈車”。還有大量的勞役刑。在築阿房宮、驪山墓乃至長城的工地上，就役使近百萬刑徒，這些人大多有去無回，死在他鄉。當年嬴政確把全國變成了“赫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恐怖大監獄。
當然，任何事情都是雙刃劍，有好的一面，必然也有壞的一面。比如，法家商鞅主張嚴刑峻法，以刑去刑。他的理論是刑罰越嚴厲，犯罪的人就越少。一個人在準備小偷小摸時，他要權衡得失。他知道一旦行為暴露，自己將面臨被剁去手臂的嚴厲處罰，會因為懼怕嚴厲的懲罰而放棄犯罪念頭。所以，嚴刑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一定功效。在獎勵耕戰的政策方面，秦國同樣採取了法家提出的一系列嚴厲主張，比如，兩軍交戰時，處於方陣最前方的軍人如不奮勇殺敵，掉頭逃跑，處於第二方陣計程車兵有權當場將其殺死，斬下頭顱，作為自己的戰功。這樣的軍規是儒家所不能接受的，是缺乏人道的。但是，法家所主張的嚴刑峻法，獎勵耕戰，在客觀上增強了秦國軍民守法的意識，造就了紀律嚴明，英勇驍戰的秦國軍隊，最終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秦始皇從本意上是要將自己變成全中華的最高帝王，在客觀上又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2、敗壞了社會風氣，使道德上的實用主義、市儈主義流行
儒家在個人心性修養上倡導“身正”、“慎獨”，而韓非大事宣揚陰謀權術。法家思想的突出特點是一種統御術。先秦法家思想對華人的直接影響是崇尚權力，崇尚實力，敗壞了社會風氣，使道德上的實用主義、市儈主義流行。
商鞅首創了獎勵軍功的制度，核心便是“上首功”。即士兵斬獲敵人首級越多，不僅獲得的爵位越高，還可以按爵位獲賜耕地和力役；爵位達到一定等級之後，還能“賜邑”、“賜稅”，並允許擁有一定數量的僕役。不同級別的軍官，則按所率軍隊斬獲的敵人首級賜爵授官。這樣的制度，果然使秦國的軍隊作戰特別勇敢；也特別殘忍。據譙周說，秦國的軍隊打了勝仗，連擄獲了老弱和婦女，都要砍了頭去領功。又如什伍連坐制度中“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一條，也分明是在助長誣告之風。
法家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這種偏頗的人性論，致使全民道德水準的下降。“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這是商鞅變法之後所養成的秦地風氣。
3、發達了中國消極的“官場文化”
法家思想，從最初循名責實的出發點，經一步步的變化到戰國末葉，逐漸構建成一種講求利害、刻薄寡情的思想體系，對後來歷史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發達了中國消極的“官場文化”。
法家不僅為皇帝對付大臣運用權術獻策，而且，就大臣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耍權、弄權、攬權也出了不少主意。韓非在《說難》著作裡，站在說客的立場上，為說客如何贏得君主的好感和信任出主意，教他們如何美化粉飾君主的壞事和醜事，如何迎合君主的心。這與儒家的“堅持行道，不合則去”的主張截然不同。橫行霸道，吹吹拍拍，歌功頌德，個人崇拜，一言堂等等，這些封建專制社會的痼疾，都是法家思想的衍生物。同時造就了一批以玩弄權術，官僚型的小人階層。
4、狹隘的社會目標，為統治階級服務，與人民利益格格不入。法家是在戰國亂世中為君主出謀劃策、尋求富國強兵之道的思想家。法家的“強國弱民”理論，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韓非提醒當權者不可使民富足；對於君王，則應極力“畜王資，……超五帝，侔三王。”（《五蠹》）他們所設計的鼓勵農業和軍事活動，在於增加生產、加強兵力、擴張領土，為統治階級服務，並不是為了人民的整體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滿足人民對安居樂業的要求。法家為社會所追求的目標與人民的利益格格不入。
5、實行愚民政策，踐踏了人民的基本權利
為了有效統治、富國強兵的需要，法家不惜實行愚民政策，否定人民的個性、創造力和自由思想。《商君書》說：老百姓愚昧就好治理。（民愚則易治也）。正如梁啟超所指出，這樣的思維，等於把人民（相對於統治者而言）視為劣等人種。法家代表人物李斯在秦王朝建立初年，提出了加強對人民思想控制的主張，被秦始皇採納後，在全國範圍內大肆焚書坑儒，不許人民發出對朝廷的一點不滿意見。以官吏為老師，以國家法律為教材。使中國進入了空前的黑暗時代。因此，從本質上說，法家思想是反人民的。法家強調法律普及，更不是為了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是為了使“民莫敢為非”。法家的“法治”是以義務為本位的。從來不為民眾設定任何權利，民眾從來只有服從的義務。這些都是與現代法治所追求的權利本位理論背道而馳的。
積極影響
一、法家重法，公正嚴峻，不詢私情
法家認為如果罪犯不尊重別人，侵犯別人的利益，那麼也沒必要尊重罪犯的利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果你不把別人當人看，那麼你也沒資格要求別人把你當人看。所以犯了罪，就一定要懲罰，這就是“公平”的體現。
法家主流思想是法治，“依法治國”是法家的核心，法’
就是一個規則,‘法’成了內部人的共同契約。‘法’對調節內部爭鬥已經起到了積極作用。
比如孝子偷盜（商君書雲“雖孝子，必以數斷”者），既然有能力偷，為什麼不去勞動賺錢？偷別人錢，自己得利，那被偷的人呢？他們不是受害者嗎？所以法家要求的就是“人人不敢做壞事，天下自然太平”。比如現在的酒駕，傷人了就犯法，執法者有法必依，古代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法律面前是平等無私的，法家的治國原則，公平公正更可行。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應該是一個法律開放的文明國家，物質快速發展了文明是應當相對超前的，是非常人性化的。但人性化不能等同於人情化。人人可以有話語權，可以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凡事有度不能太人情化，但現實社會有沒有“人治”，而非“法治”的現象呢？而理性的社會應該是有功則獎，有過則罰，觸犯刑律應該受到法律制裁，現在的執法是否都真正做到了秉公執法？法在執行過程中往往會出現：1一方面法律多如牛毛，一方面執法不一，不平等的法律，老百姓如何能信服？誰又會去當回事？法律法規從上致下，一級一級走樣，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上面與下面法規法規本身執行起來就自相矛盾，標準不一，同一條法律上下限幅度大，誰來考量準確度，只是相對罷了。
2、老百姓缺乏維權意識或不信任“法律”，只能想盡辦法躲避“法律”，有困難就找關係，走後門，能用錢解決的用錢，不能用錢的，有時甚至自己用命，比如現在的強拆。
歷來都說法律不完善，因為法律越細，越能保障每一個人的合法利益。律不細，導致的就是“人治”成份的增加，因為沒有條款說明，執法者只有根據自己的理解力去執法，有時對可罰款的處罰，會遭受死刑，有的死刑的鑽法律的空子，加入人治成分變成保外，變成死緩。如果對酒駕一視同仁，最近又出了一個副局長因公酒駕，又要開什麼口子，這樣社會就無法達到公開、公正、公平的法治環境，就很難建設和諧社會。
二、法家執政思想：不畏強權，萬事皆依法
法家思想的進步意義在於法家提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司法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條法律對應的處罰，是不能用任何形式抵消的。這一點非常重要，看看今天的法律，富二代撞死人，只需賠付一點錢，就算了事，這是執法上的嚴重缺陷，導致權貴根本不拿法律當回事。王子犯法應該與庶民同罪。比如前一時期的熱點藥家鑫，無論藥家鑫有無背景，學習成績優劣，是否為大學生或音樂學院學生，均不會，也不應該影響定罪量刑，可是反對的聲浪很高，為什麼，如果軋死的不是農民背景的服務員張妙，而是反之，能會有這麼熱的爭議嗎，這個社會把人分成了階層（現在不叫階級）三六九等，而現在的法律又把這種等級強化，推波助瀾。
法家的核心思想，依法治國，執法一視同仁，沒有高低貴賤。你要懲治任何人，首先得有充分證據，不是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那就是“法治”，任何人不得不依法！
法家，用法律限制天子，你逾越法律，無視法律，就會亡國。王子今天逾越了法律的一條而已，這種做法，它不會導致這個王朝的立即崩壞。但是“千里之體潰於蟻穴”，法家有個優點是根據社會矛盾的不斷完善法律。法家不斷的在實踐中自我完善，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以法為教”強調製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家更強調的是人的行為規範。依法治國，法律平等，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基本保證。
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韓非子寫《陰謀篇》，可以理解為一把雙刃劍，不能因為韓非寫了《陰謀篇》，就把他視為陰謀詭計的小人。兵家也曾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而韓非子的《陰謀篇》就是徹底的剖析人類的邪惡，奸詐一面。讓人知道如何來防範，現在的騙子，欺詐太多，多一些防範意識，就能少些誤入陷井。
另外《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千里之堤，毀於蟻穴。 欲速則不達 韓非子的觀點是反對復古，這些給我們許多啟示，用於指導現實生活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總之。法家思想對於現代的意義在於法家嚴格有法必依，依法治國的思想，切實做到“公開、公平、公正”，法家思想裡結合時代的不同，就需要對法律進行修正的這些思想都是值得提倡的。現在的法律，要真正為了社會健康發展而制定的法律。先做到依法治國，是要建立健全規章制度，法律法規，並且要有效地執行。堅持人人平等的原則用於現代社會的治理之道， 韓非子認為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但願前進中的中國在吸納古今中外的法規經典，使我們的祖國經濟更加發達，法律更科學，完善，全體人民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保障下，平等地幸福生活！
消極影響
1、加劇了殘暴統治，人們如同生活在恐怖的大監獄裡
在中國歷史上，一般開明盛世，都能較為真誠地倡導儒家文化；凡較陰暗專制的時期，都公開或半公開地傾向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如，秦始皇對韓非的欣賞，明太祖也開誠佈公地稱：“決不施（儒家的）仁政。”
由於法家片面誇大暴力作用，加大了殘暴統治
秦始皇是蔑視儒家的王道，崇尚法家的霸道的典型代表。他用動輒殺人的嚴刑峻法威懾臣民。秦律的特點是繁酷和輕罪重罰。僅死刑就有斬（如戍邊失期者“法皆斬”）、戮（先施刑受辱後斬首）、車裂（俗稱“五馬分屍”）、梟首（懸首級示眾）、棄市（在市井當眾處死）、腰斬、釜烹、坑殺（活埋）、夷族（不僅夷三族，還夷九族）等十餘種；肉刑（刺面、割鼻、斷足、去勢等）更為普遍，受刑者“不可勝數”，以致“劓鼻盈虆（筐），斷足盈車”。還有大量的勞役刑。在築阿房宮、驪山墓乃至長城的工地上，就役使近百萬刑徒，這些人大多有去無回，死在他鄉。當年嬴政確把全國變成了“赫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恐怖大監獄。
當然，任何事情都是雙刃劍，有好的一面，必然也有壞的一面。比如，法家商鞅主張嚴刑峻法，以刑去刑。他的理論是刑罰越嚴厲，犯罪的人就越少。一個人在準備小偷小摸時，他要權衡得失。他知道一旦行為暴露，自己將面臨被剁去手臂的嚴厲處罰，會因為懼怕嚴厲的懲罰而放棄犯罪念頭。所以，嚴刑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一定功效。在獎勵耕戰的政策方面，秦國同樣採取了法家提出的一系列嚴厲主張，比如，兩軍交戰時，處於方陣最前方的軍人如不奮勇殺敵，掉頭逃跑，處於第二方陣計程車兵有權當場將其殺死，斬下頭顱，作為自己的戰功。這樣的軍規是儒家所不能接受的，是缺乏人道的。但是，法家所主張的嚴刑峻法，獎勵耕戰，在客觀上增強了秦國軍民守法的意識，造就了紀律嚴明，英勇驍戰的秦國軍隊，最終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秦始皇從本意上是要將自己變成全中華的最高帝王，在客觀上又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2、敗壞了社會風氣，使道德上的實用主義、市儈主義流行
儒家在個人心性修養上倡導“身正”、“慎獨”，而韓非大事宣揚陰謀權術。法家思想的突出特點是一種統御術。先秦法家思想對華人的直接影響是崇尚權力，崇尚實力，敗壞了社會風氣，使道德上的實用主義、市儈主義流行。
商鞅首創了獎勵軍功的制度，核心便是“上首功”。即士兵斬獲敵人首級越多，不僅獲得的爵位越高，還可以按爵位獲賜耕地和力役；爵位達到一定等級之後，還能“賜邑”、“賜稅”，並允許擁有一定數量的僕役。不同級別的軍官，則按所率軍隊斬獲的敵人首級賜爵授官。這樣的制度，果然使秦國的軍隊作戰特別勇敢；也特別殘忍。據譙周說，秦國的軍隊打了勝仗，連擄獲了老弱和婦女，都要砍了頭去領功。又如什伍連坐制度中“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一條，也分明是在助長誣告之風。
法家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這種偏頗的人性論，致使全民道德水準的下降。“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這是商鞅變法之後所養成的秦地風氣。
3、發達了中國消極的“官場文化”
法家思想，從最初循名責實的出發點，經一步步的變化到戰國末葉，逐漸構建成一種講求利害、刻薄寡情的思想體系，對後來歷史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發達了中國消極的“官場文化”。
法家不僅為皇帝對付大臣運用權術獻策，而且，就大臣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耍權、弄權、攬權也出了不少主意。韓非在《說難》著作裡，站在說客的立場上，為說客如何贏得君主的好感和信任出主意，教他們如何美化粉飾君主的壞事和醜事，如何迎合君主的心。這與儒家的“堅持行道，不合則去”的主張截然不同。橫行霸道，吹吹拍拍，歌功頌德，個人崇拜，一言堂等等，這些封建專制社會的痼疾，都是法家思想的衍生物。同時造就了一批以玩弄權術，官僚型的小人階層。
4、狹隘的社會目標，為統治階級服務，與人民利益格格不入。法家是在戰國亂世中為君主出謀劃策、尋求富國強兵之道的思想家。法家的“強國弱民”理論，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韓非提醒當權者不可使民富足；對於君王，則應極力“畜王資，……超五帝，侔三王。”（《五蠹》）他們所設計的鼓勵農業和軍事活動，在於增加生產、加強兵力、擴張領土，為統治階級服務，並不是為了人民的整體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滿足人民對安居樂業的要求。法家為社會所追求的目標與人民的利益格格不入。
5、實行愚民政策，踐踏了人民的基本權利
為了有效統治、富國強兵的需要，法家不惜實行愚民政策，否定人民的個性、創造力和自由思想。《商君書》說：老百姓愚昧就好治理。（民愚則易治也）。正如梁啟超所指出，這樣的思維，等於把人民（相對於統治者而言）視為劣等人種。法家代表人物李斯在秦王朝建立初年，提出了加強對人民思想控制的主張，被秦始皇採納後，在全國範圍內大肆焚書坑儒，不許人民發出對朝廷的一點不滿意見。以官吏為老師，以國家法律為教材。使中國進入了空前的黑暗時代。因此，從本質上說，法家思想是反人民的。法家強調法律普及，更不是為了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是為了使“民莫敢為非”。法家的“法治”是以義務為本位的。從來不為民眾設定任何權利，民眾從來只有服從的義務。這些都是與現代法治所追求的權利本位理論背道而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