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孚並不是曹魏的真忠臣。

司馬孚是司馬懿的三弟，比司馬懿小1歲，他早在魏明帝曹叡時就擔任度支尚書，並被封為亭侯；曹爽擅權的時候，史稱他“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因為姿態比較超然，也因為曹爽需要和司馬懿勢力搞平衡，他被擢升為尚書令。

（司馬孚壽享遐齡，活到了92歲，比用長壽熬死對手的司馬懿還厲害）

但是，高平陵事變中，司馬孚同司馬懿長子司馬師一起屯兵司馬門，控制京師，可以說是司馬懿政變成功的關鍵人物。事後，他繼續擔任尚書令，並因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之後又升任司空，並轉為太尉，再升為太傅，封長樂公，加官進爵，飛黃騰達。可見，司馬孚不但不反對司馬氏篡魏，而且在其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司馬氏的重要一份子，本人也是既得利益者，說他是曹魏的真忠臣，毌丘儉、王凌、陳泰甚至南奔吳蜀的文欽、夏侯霸都表示不服。

司馬孚也並不是偽君子。

史書記載的司馬孚對曹魏的忠誠，主要有這麼一些：高貴鄉公曹髦遇害之後，

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屍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之，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

（在司馬昭心腹賈充的指使下，魏帝曹髦被成濟所弒）

同時司馬孚也不肯直接參與密謀，

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

及晉武帝受禪，司馬孚陳手執陳留王（退位魏帝）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說：

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說司馬孚是偽君子的人，是因為指出就在他執手流涕表忠心的時候，他默默接受了西晉最高官職太宰和封邑達到40000戶（在西晉第一批封王中數量位居第一）的安平王的封拜，是所謂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可乎？

未免也過於苛刻。

司馬孚處於東漢逐步加強並佔主流的儒家忠君觀念尚未衰落和魏晉門閥政治倫理正在興起卻並未定型的一個動盪的時代，不知不覺成為一個矛盾體——他也忠君體國，但不想以自己的十個兒子乃至整個司馬家族殉葬，他有門戶私計，但真的覺得侄子吃相實在太難看。

非忠即奸，非白即黑，這種極端的思維方式痛快倒是痛快，但未必是對待歷史人物的正確態度。

對於司馬孚，我們也不妨體悟和理解他身處時代夾縫的尷尬處境。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著眼：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之所以在代魏的過程中逐漸控制尚書檯，促進尚書權力進一步向宰相權力轉化，而逐步架空原來是宰相的三公權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尚書檯更便於安插指揮起來得心應手的親信，而三公雖然可以籠絡收買，但往往因為資格老功勞大顧忌名聲而忸怩作態。

在司馬師、司馬昭看來，這個裝腔作勢、彆彆扭扭的叔叔，雖然是必須厚待的自己人，但並不能在兩大集團政治鬥爭的緊要關頭賦予他實權，從這個角度看，說司馬孚就是一個偽君子，是作為老一輩表演藝術家與司馬昭等分唱紅臉白臉為抬高司馬氏的家族聲譽而作秀，並不十分公允和準確。

司馬孚，字叔達。是司馬防的第三子，生於公元180年，卒於公元272年，活了九十三歲，生生地從漢活到魏，又從魏活到了西晉。這位歲享眉壽，位極人臣的老臣，有兩個標籤：第一就謹慎，第二就是忠誠。

所謂謹慎，其實是繼承了司馬家族的遺風而已，就是面對混亂的朝局，潔身遠禍。曹爽擅權時，他清白自身，不理雜事。司馬懿專權時，他也很少參與朝政。後來司馬師司馬昭兄弟幾次廢立曹魏的皇帝，他也不參與謀劃。如此不合作，加上品行的直正，無論是曹魏宗室的曹爽還是自己的兄長子侄都拿他沒辦法。

所謂忠誠，即他對曹魏忠心耿耿。他流傳於世的忠心之舉便是撫著曹髦的屍體痛哭流涕。曹髦是魏文帝曹丕庶長孫，因曹芳被司馬師所廢，所以他才被立為帝。隨著年齡漸長，他對司馬師和司馬昭的專權亂為漸生不滿，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時司馬師已死），召集了一批勇士前往討伐，結果被司馬昭的武士殺死。死後還被廢為庶人。當時百官都不敢前來奔喪，只有司馬孚前來將曹髦的屍體放在大腿上大哭，說陛下被殺是為臣的罪過，然後上書要求以國君之禮安葬並徹查兇手。後來，他的侄孫司馬炎廢了曹奐自立為帝，曹奐被貶遠遷，司馬孚前往送行，握著這位落地的鳳凰淚流滿面，說：“臣至死都是魏國的人。”

有如此多涕淚滿面的感人場景，後世的文人學者對他大家褒揚，如房玄齡、方孝孺等都對他他有過好評。

不過，聯絡他在曹魏和晉朝的作為，有學者懷疑這是一個既捨不得名又舍不下命的偽君子。既然忠於曹魏，為什麼無論曹爽當權還是宗族專權，他都不進行規諫？退一步講，即便不進行規勸，為何司馬炎篡位後，又要受封加爵呢？清代史學家趙翼就說司馬孚自古稱頌不忘舊君，既然不忘，為什麼入晉之後還受封安平王、進位太宰？“抑何其戀舊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

《虎嘯龍吟》司馬孚（飾演者 王東）

趙翼的詰問不能說不對，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魏晉時代，士人普遍認同這樣一種觀念，即“孝先於忠，父先於君”，面對家族的擅權奪權行為，司馬孚遵從時俗，以家族利益為先其實也無可厚非。

如果所謂忠臣是心念舊國，血薦軒轅，和自己的哥哥侄子們死磕，那他就不是，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君子。但如果按照當時的觀念來講，那麼他還算是吧。

到了司馬孚那個境界，我想，已經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了。但是可以說，司馬孚是一個十分成功的人，他位極人臣，一言一行可左右國家的大局，兒子孫子也都身居高位的，榮華富貴。

我認為，在政治舞臺上，沒有忠臣不忠臣的說法，只能說識時務者為俊傑，身為臣子，食君之祿，分君之憂。沒有什麼對不對的。在官宦的路上，沒有幾個是清白的。

有句話叫，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的評價和想法都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個問題，每個人心裡，都有著自己的看法。

司馬孚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能生存下來，有他自己的生存之道，至於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他能侍奉三主，並且都能得到重用，已經顯示出了他過人的一面。

司馬孚在魏晉之際，確實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人物。

有人毫不客氣地指責他惺惺作態，是個偽君子；有人說他在亂世之中，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恪守臣節，還是算得上是曹魏的忠臣。其實，司馬孚作為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人物，上面的兩種評價，都顯得比較標籤化和平面化。

那麼？司馬孚到底複雜在何處？又為什麼複雜到無法用“忠臣”或者“偽君子”這樣的標籤化方式來簡單看待他呢？

一、司馬孚是司馬氏家族利益的堅定捍衛者

司馬懿在垂死之年發動高平陵之變的時候，司馬孚和司馬師共同擔負起這次政變中最為關鍵的使命——佔領司馬門。司馬懿這次冒險的行動大獲全勝之後，司馬孚就成了司馬氏奪取曹魏中央軍政大權的最大功臣之一。接下來，司馬氏代魏的歷史程序更是箭在弦上，已經不得不發了。司馬懿這些舉動，毫無疑問地是謀逆大罪，一旦失敗，司馬家族必然面臨滅門的危險。作為此事的積極參與者，司馬孚的個人命運早就和司馬氏想要改朝換代的事業捆綁在一起了，他想要保持超脫的立場，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我們看到，在司馬氏隨後的魏晉嬗代之路上，司馬孚幾乎參與了每一個重大事件，他絕非是一個碌碌無為的保全門戶的人。特別是在司馬懿死後，司馬師和司馬昭兄弟初掌權的時候，司馬孚作為家族中資歷威望最高的長者，憑藉自己豐富的政治經驗，為後輩保駕護航，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司馬師剛剛執政的時候，立足未穩又遭遇了和東吳作戰的東關大敗，此時政治威望受到嚴重損害。

在這個關鍵時刻，司馬孚挺身而出，親自帶領大軍在新城大敗東吳的諸葛恪，控制住了淮南的形勢，司馬師的執政地位也由此得到鞏固；魏正元二年（255年）七月，蜀漢的姜維得知司馬師病亡的訊息後，隨即展開北伐，並取得了洮西大捷，大破雍州刺史王經，關右震動。曹魏的隴右和關中形勢一度十分危急，這個時候又是司馬孚出鎮關中，都統諸軍，最終得以挫敗姜維，穩定了局勢；司馬炎接受禪讓之初，司馬孚出任太宰，假黃鉞，以大都督身份都督中外諸軍事，起到了安撫人心，穩定局勢的作用。

從司馬孚以上的這些所作所為來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曹魏帝國的掘墓人。從曹魏的角度來看，是一個“為虎作倀”式的人物。所以司馬孚的這些表現，確實和“忠臣”完全沾不上邊。

二、司馬孚有很多曹魏“忠臣”的言行

司馬孚的矛盾之處就在於，雖然魏晉嬗代過程中的關鍵事件，他基本都參與了。但是，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他又有很多曹魏“忠臣”的言行。比如曹髦被成濟殺害以後，郭太后還下詔令斥責曹髦，把他廢為庶人，要以庶人下葬。而司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要求以王禮安葬曹髦，這樣的做法確實算得上是大大的忠臣了。又比如後來逢廢立之際，司馬孚也“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不僅如此，司馬炎受禪的時候，魏帝曹奐被廢為陳留王安置到金鏞城，司馬孚淚別曹奐“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並且說“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對於司馬孚這些姿態，我們不能簡單地指責他是“偽君子”。魏晉之際的社會複雜性，權力爭奪的激烈程度，漢代儒學中的忠孝之論已經無法有效應對這種社會現實的挑戰和衝擊，對君主國家的忠與保全家族利益代表下的孝，是包括司馬孚在內的所有士人面臨的兩難倫理困境。司馬孚臨死前曾經有遺令“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司馬孚用這兩個典故來總結自己的一生，其實頗有深意。或許也是我們破解司馬孚身上“忠臣”和“偽君子”這兩個矛盾標籤的鑰匙。

司馬孚遺言中的“不周不伊”指的是王莽篡漢的舉動，說的是他沒能做到像周公和伊尹那樣的忠誠，而是篡奪了漢室天下。這裡一方面司馬孚表達了對司馬炎篡魏的不滿，另外一方面也是對自己作為曹魏的元老，而沒有盡到維護曹魏的責任，作為臣子的一種深深的自責。這種自責， 筆者覺得應該是發自內心和真誠的。而“不夷不惠”則多少有點自我辯解的意思，表明自己問心無愧，並不想效法漢末黨人那種剛烈的抗爭方式。在魏晉嬗代的歷史程序面前，他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屈其意，不累其身”而已了。

結論

司馬孚確實做過很多“助紂為虐”的事，魏晉嬗代毫無疑問有他一份很大的“功勞”，然而他又表現出了很多曹魏“忠臣”的政治姿態，這就是他被斥責為“偽君子”的原因。魏晉嬗代之際，上承東漢末年清議之風，士人砥礪；下接兩晉士族社會以家族利益為先的思潮，是一個社會思想和行為模式都在激烈碰撞的轉型時期。也許我們只有拋棄單純的道德視角和貼標籤的方式來看待歷史人物司馬孚，先深刻地去了解他所處的時代和他本人面對的局面，才能夠認識一個鮮活立體的司馬孚。

問題中提到的司馬孚是司馬懿的三弟，司馬師司馬昭的叔叔，他既沒有參與司馬家族幾次廢立魏帝之事，又透過自己的行為表現出對曹魏王朝的忠誠。

高貴鄉公曹髦被司馬昭的部下殺死後，司馬孚獨自前往，將曹髦的頭枕於自己大腿上失聲痛哭說：殺陛下者臣之罪。

在魏晉禪代的時候，司馬孚握著被貶為陳留王的原魏帝曹奐的手說：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司馬孚臨終時，在遺令中自稱：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

明代一身正氣的方孝孺更認為：

（司馬）孚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

簡直就是把司馬孚當成了曹魏忠臣的榜樣。

問題在於沒有比較就不能說明問題，司馬孚、司馬懿的七弟司馬通有一個兒子叫司馬順，在晉武帝司馬炎受禪稱帝時堅決反對，悲泣不已，因此被廢黜官職流放到武威姑臧縣，即使在流放中也一直堅持自己真正的大魏純臣的身份，反觀司馬孚，司馬昭封其為長樂公，他欣然接受，司馬炎封他為食邑四萬戶的安平王，他也欣然接受。

從這個角度，說司馬孚是偽君子也許過於苛刻了，但是多少有真香的表現是無可推卸的，說是曹魏的忠臣也許也談不上，後世有學者如王應麟覺得他比不上痛斥弟弟的後梁太祖朱溫的哥哥朱全昱，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