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您的邀請。因下午忙，簡單回答一下。您指的可能是楷書。其原因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是時代和社會原因。晉時正是道教傳入北方的鼎盛時期。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反映在書法上就使得結構變化一片天趣，書法在官宦文人中交流和發展比較自由，朝庭一般也很少幹予。而唐代官宦文人包括皇帝李世民在內都倡導和研究書法理論。他們致力的是普遍規律的追求。理論的逐步完善，便楷書從用筆用墨以及結體等方面就有了技法可學，法度可依。

二是與楷書本身的發展息息相關。晉朝是楷書的發展時期，書寫楷書的技法和法度還不夠完善，因此在技法和法度方面相對自由。而楷書發展到唐代已經比較成熟，特別是到唐中期，顏真卿的楷書就是楷書成熟的標誌。唐初就重視楷書理論的研究，朝庭的積圾倡導以及先後出現了歐陽詢等楷書大家，他們的書體在整個唐代起了楷模和開先河的作用，所以唐代"尚法"是歷史的必然。

為什麼晉人沒有尚法而唐人尚法了？這是何道理。

晉人書法韻豐，法度相比較唐代來說少，唐代社會經濟發達，政治思想藝術文化繁榮，穩定的社會秩序，儒家思想文化達到高度的發展，大一統局面形成，因此在思想藝術文化也受到了影響，儒家推行仁禮，唐朝實施仁政，由此規矩了思想意識，因而對於書法藝術，也有了書寫上的規範，科舉取士，統一正字。

首先是繼承發揚了晉代書法，在此基礎上把晉代楷書得以完善，出現了唐代諸多的楷書形貌，最具代表的書家，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達到一改晉代楷法的是顏真卿的楷書，使其筋骨肉具備，再就是柳公權從顏體得骨，成為獨具特徵的書體，顏柳體成為顏筋柳骨。

晉代書法的形成也與社會背景有著很大的關係，此時期正是動亂時期而出現了學術的繁榮，崇尚玄虛之學，老莊思想的推崇，還有佛教思想的傳入，都給社會各個領域帶來自由的氛圍，東漢儒家大一統思想的禁錮，在晉代化為烏有，於是形成了思想上的解放。由此出現了書法藝術的高度發展。此期代表人物是王羲之，王獻之。

所以都以時代背景影響下形成了不同的書法形態，唐朝思想的正一同，則有崇尚一種規範之方圓，而晉代崇尚性情解放，法度容易園囿性情，意性容易開放規矩，書法的點畫若矜飭而失意情，則有斂，點畫若想千變萬化只有放開意情，行楷有差於楷之嚴謹，而行草則有了意性寓筆墨，故行書點畫隨人之氣質、念想而得飄蕩，有飄方得逸，有蕩則得韻，

晉代思想有遊放，故二王筆遊飄逸韻致，而失嚴肅形貌，筆法放縱而進自己才慧，寫出了人文境界，實際表達了真實的自我風格，

其實王羲之筆法，可意會，可學之，而很難說明白，晉後期所有書家只要學晉，如何之變，都有晉筆之意，僅僅多少的問題，除了碑學，帖學可能就是晉代書法風致，為母了。其它都為子，排生而出。但都發展了二王，出現了千姿百態，也踐行了晉風格的千變萬化之神髓。

書需要度，需要法，而歸底而破法破規，掙扎於法束，要脫穎束縛，法外有法，其實就是創法。法令人理性不失常，按法就是按部就班，個性卻總是不本分，喜識感性於想象，掙脫束縛而去尋覓新的方式遊曳，或得或失。有得則成為新法，往復著，進步著。

中庸之智慧，講究進退有度，因此唐法雖嚴，而仍舊有放縱之狂草。

晉王羲之行書流變萬千，極飄然韻致，而無逾矩，其“黃庭經”依然意法相宜。

因此，數典晉唐書法，淺見之，晉實為書道，唐為書法，道法自然，奠定了中國書法的樸素的哲性。沿著這一條“意法相宜”不會失韻致又不失情性。

謝邀。晉人也不是不尚法。不尚法怎麼寫好字？只是晉人講究字的體態變化，筆法變化，以及筆畫之間的筆勢聯絡，講究血脈韻律。而唐楷太講究點畫形態的規矩，字型結構的嚴謹，太講究每個字都美。唐楷給模仿者沒留下自由發揮的空間。所以唐楷給人留下了法度森嚴的印象。

所謂時代壓之不能高古。

什麼是時代背景呢？

首先是真草隸篆書體的發展成熟的各個階段，然後是政治因素對文人思想的影響，文化信仰等精神層面的東西，其次還有書寫工具、傢俱方面的東西，影響人們的書寫狀態。

從這個字外的環境去看書法，就知道為何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下面根據我所理解，簡單說一說。

東晉時期政治思想比較鬆散，加上戰亂，人們精神得到很大的解放，關注的是宇宙人生，俯察品類之盛，悟言一室之內，死生亦大矣。文化上人們崇尚《老子》《莊子》《周易》這些學說，比如王氏一門信仰天師。加上書寫是跪再矮桌邊的，懸腕，審美崇尚陰陽平衡，把書法和天地永珍聯絡起來。同時晉人尚韻，與當時文化融合也有很大關係，畢竟韻和詩文音樂不可分割，是對於書寫節奏的概括，融合了韻律，給書寫帶來新的活力。

到了唐朝百廢待興，車同軌書同文，政治很需要凝聚力，崇尚萬眾一心，民族需要強大的融合力，所以唐楷應運而生。那時已經有高桌椅，人們執筆就可以放在桌子上，見《宮樂圖》，用米芾評價唐代書法家的說法是“一筆書”，也就是側執筆了，法則明確，嚴謹，進而有章有規可依據，比如歐陽詢學他的字就很容易得到明確的規律。也是唐人對於晉人法則的進一步明確整理繼承，還有對北魏、隋朝方筆雄強的一種延續。比如有忠貞的顏真卿，有剛健的柳公權，還有法則嚴謹內斂的歐陽詢，都是崇尚嚴謹有力的作風，與時代的號召、精神不可分割。

到了宋朝，經歷五代十國之亂，宋代末期便出現了宋四家，蘇黃米蔡也好，蘇黃米薛也罷，皆在徽宗時代出現。畢竟徽宗是一個崇尚書畫藝術的帝王。一人之力對於書畫的推動，加上人們崇尚抒發自我的胸臆，畢竟這些文人很多都是仕途不得意，四處流放，那麼抒發胸中之氣，寫我性情便少不了了，所以說宋人尚意。比如蘇軾被貶黃州寫《寒食帖》《前後赤壁賦》都可見當時的政治環境、文字獄給文人帶來的壓抑，不得不寄託於天地萬物，寫我性情了。

這便是我所理解的晉韻、唐法、宋意、各有各的不幸也各有各的快樂。

談論書法史的嬗變，傳統有“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說，的確能把一個時代的特色畫龍點睛地提勾出來，有助理解書法創意的時代特徵。但，也只就限於這個角度才有效吧，再仔細點看書法史展示，這句話還是頗有不全處的。

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完整自覺時期，是漢末至晉代的兩百年。其特徵是楷、行、草的書寫全面成形，以“新法”立世，“法”的完善是這個時期的主要作為和貢獻。漢末，書法由草隸同時向楷書、章草演進，筆畫書寫的變更是主要特徵，同時帶來結體的演變，從“蠶頭雁尾”到“鐵畫銀鉤”，橫豎撇捺的變化相當大，字型由“扁平”趨近“正方”。這不是意韻先行，而是用筆法度先行，意在強化書寫的實用性，加快書寫速度，拓寬文字適用場合與範圍。這不是“國家計劃”，純粹是文人士大夫的個人行為，覺得有趣有價值。這個時期非常重要的一個生產要素變化就是紙張的普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紙張生產和運用全面進入日常化時期，這為文人的創作及作品的傳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所以，楷書、草、行書的出現和完善，首先是文化生產的需要，書寫的規範性要求比前代高出了許多，社會基礎相當廣泛。

書法史公認，楷書、行書和草書之法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完善，在晉。以王羲之父子為代表。唐張懷瓘《書斷》說王羲之“增損古法，裁為新體”，唐蔡希綜《法書論》說“晉世右軍，特出不群，穎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今草，今傳《十七帖》是也”，張懷瓘《書斷》又云：“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要者法也，權者變也。晉人對書法的貢獻最基礎和核心的部分恰好在於“法”，晉唐之後遂成標杆，成為“帖學”的本源之地。

而另一方面，從現存的古代書論看，儘管置於蔡邕到王羲之名下的若干著名書論，很有可能是六朝至唐初的偽託，但都不約而同集中論述書寫之“法”。學者王鎮遠先生在《中國書法理論史》就指出“對用筆、結體和章法的探討成為衛夫人《筆陣圖》和王羲之書論的主要內容”，這的確是那個時代書家的關注點———晉人是尚法的，新法！

晉人尚“新法”的同時，還能創出意韻高妙的書法風格。紙張的使用得以普及，是晉朝的時候，書寫成本大降，社會推擴大張，筆墨處理手法一下子可以非常豐富了。其次，晉人的文化審美取向清朗俊逸，瘦而不枯、衣帶飄飄、輕風綠水，文人士大夫的“文心”與儒道之個體生命的“清玄”追求合拍，表現在書寫上就是清剛俊逸、疏密有致的風格特徵。這種風格落到實處，還是用筆之法的問題。《筆陣圖》雲：“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張懷瓘《書斷》論王羲之父子書法的差別“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皆從用筆結字言。毫芒精髮間融生命於其中，發諸與傳統相連的大寫之我，超越了個人當下的生死悲喜，入道山而忘身，所謂韻者，從此而來。這也是魏晉六朝文人藝術共有的時尚風格，它與宋及之後的“尚意”最大的區別在於：超然，個性不在“本我”“自我”（借用弗洛伊德的洋概念）而在“超我”！晉人之“韻”是個集體想象的東西，一套共同的夢想語言。

最後說幾句唐代書法之“法”。唐朝是在幾百年分裂後統合成的真正大國，這個大國的需求和文化土壤，現世的力量比魏晉六朝就高很多倍，所以唐人的書風“實在”“俊朗”，內外兼修，氣象恢弘，盛世華美，不可一世。唐代書法最高成就公認首先體現在楷書裡，唐人把晉人業已形成的法度規則進一步精確化，特色性痕跡更加明顯——不是趙子昂的畫工化，更加不是“臺閣體”的公文化，而是開放式地透過不同書家自身的摸索，千人千法。同樣取法晉人，歐陽詢、虞世南和褚遂良各呈門戶，家數在此是自由自主的產物，法度是各吐納後的自家氣息，千山萬樹各妍姿。經此一朝，作為藝術的楷書完全熟透，巍巍崑崙，朗朗乾坤，從此晉唐並進，各立山門矣。

所以，所謂晉人尚韻、唐人尚法，是僅從書寫風格的特色上言，透過比較簡明勾勒不同特點的一個說法而已，並非書法史發生的本真面貌。

我們在談論書法時，經常會說到“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態”，翻譯成白話就是說，晉朝的書法家崇尚韻致，唐朝的書法家崇尚法度，宋朝的書法家崇尚意趣，明朝的書法家崇尚姿態，這幾點也正是這幾個朝代書法的時代風格。

崇尚某一風格並不代表不具備另一種風格，晉人尚韻，但不代表這個時期的書法沒有法度，我們看到王羲之的楷書和《集王羲之聖教序》法度都非常嚴謹，只是“韻”味掩蓋了“法”度，後人才定義為“晉人尚韻”。

同樣，唐代的書法也並不是沒有“韻”味，像褚遂良、楊凝式書法都有很濃的晉韻，即便是以法度著稱的歐陽詢，其行書也頗有韻致，只是法度較為凸顯罷了。

之所以有不同的側重風格，跟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書法家本人的心態有很大關係，晉人好道，故而崇尚超逸的韻致；而唐朝的科舉制度把善寫楷書作為取仕的條件之一，為了便於掌握這門技藝，便衍生了一些書寫法則，比如歐陽詢的《八訣》《楷書三十六法》，李世民的《筆法訣》，顏真卿的《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等等，這些書寫法則在唐朝諸多不知名的經生手裡多有體現，故而唐人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