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最流行的名士風氣，南宋詩詞歌賦小說等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一方面這兩個王朝都是士族地主階級極其強生的時代，東晉都是實行九品中正制，都是世家大族執政。宋朝不抑制兼併，地主階級力量很大。所以很多不用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有閒情雅緻，有時間精力去搞文藝活動。

再說當時地處南方，東晉北方有五胡十六國，南宋都金和元，都是漢語和蠻族的對立，也都是敵強我弱的局面。中原正統王朝只能偏安一偶，這種複雜的心理也是文學創作的搖籃。

武力弱是真的，一方面由南打北很難，除了朱元璋歷史上沒幾個成功的。另一方面，北方蠻族勢力本身強勢，南方少馬，步兵對騎兵先天劣勢。

東晉和南宋兩個王朝是極具代表性的偏安政權，均由前代統一封建帝國急轉直下進入偏安時代的，外族的入侵迫使統治者退守半壁 江山，社會的劇烈變動直接帶來文人心態、審美趣味等諸多方面的變異，從這個角度講，東晉和南宋比其他偏安王朝都更加具有典型意義。

特殊的政治環境，為內向型的文化形態實 現超越創造了外部條件。南宋詩人林升的著名詩句最能說明偏安時代統治集團的生活狀態：“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統治者在他鄉異地 依然可以歌舞昇平、苟且偷安。這其實對有志之士的刺激非常之大，偏安士人面對國家疆土的失守，對少數民族的節節退讓，報國無門的他們漸漸喪失了恢復中原的信心和願望，在心理層次上，大漢民族的優越感日益萎縮，進取精神漸趨消弭，這時，中國傳統文化造就的內向保守型的文化心態所發揮的作用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加明顯，處於偏安時代計程車人比其 他任何時代都更需要心靈的歸宿、精神的家園。

魏晉以來由生存危機和信仰危機引發的社會“離心”效應在東晉時期繼續深化並呈現出新的特點，東晉士人繼續著由西晉而來的玄言清談，雖然在渡江之初曾對西晉的亂亡有過短暫的反思，也曾認識到玄言清談給他們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但這種反思很快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湮沒在朝廷上下一片苟安的狀態之下， 東晉一朝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偏安心態，沒有形成舉國一致的北伐恢復中原的願望，在當時享有很高聲譽的王羲之兩次阻止殷浩北伐最能代表東晉士人的偏安心境，朝廷中有人主張北伐卻屢遭反對也充分證明了偏安的心態已經成為東晉士人的普遍心態。

東晉的世家大族， 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主導者，國家的失守並不影響他們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主導地位，他們仍然可以在江南重建莊園，可以繼續西晉以來形成的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過分優越的特權為他們創造了耽於享樂、追求瀟灑 風神的條件，在留下獨具特色的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時，遠離了政務，也與恢復中原的雄心壯志漸行漸遠，他們遵循著“不避世的逸民和不艱苦的隱逸”的原則，“在他們的立場上，並不 是避世不避世的問題，而只是要問將心情置於何種境地的問題。”東晉士人將心情置在對寧 靜閒逸的人生理想的追求上，而對政治則普遍 採取一種消極避退的態度。

南宋士人在心態上延續了北宋以來強烈的憂患及危機意識，自唐代科舉制度建立並逐步完善以來，更多知識分子參與到國家政治中來，孔孟強調的“學而優 則仕”到宋代真正地得到實現併成為士人難以擺脫的生存方式，因此這時計程車人已經不是東晉時期僅僅侷限於世家大族的狹小範圍之內， 他們有著慷慨悲歌的淑世情懷，時刻關心著國 家的前途命運，絲毫沒有忘記國破家亡給他們帶來的沉重打擊，偏安的心態在南宋時代是統治者才有的，並沒有覆蓋到整個計程車人階層， 報國無門帶來的灰心和絕望才是這一時代文人的共同心聲。

東晉士人在事功上無進取之念的偏安心態，使得漢末以來的自由覺醒表現為更加徹底的心靈解放，外在表現為對寧靜高雅的精神境 界的追求，從中獲取精神上的滿足，這相對於 西晉士人的對世俗物慾的追求顯然更進了一 步，東晉名相謝安冷靜自若的指揮千軍萬馬， 王徽之雪夜訪戴都以東晉特有的瀟灑風神、高雅的精神境界成為名士風流的千古佳話，這種 特殊環境造就的特殊的思想文化，為後世提供了一個美的境界。然而這種美是建立在衰落動亂的時代裡，正如羅宗強先生所說：“如果考慮 到其時的半壁江山，考慮到中國士人憂國憂民 的固有傳統的話，那麼這種高雅情趣所反映的精神天地，便實在是因而東晉閒雅的審美情趣是狹小心地的產物，是偏安政局的自慰。”這種審美趣味的追求是想擺脫社會劇烈變動帶來的壓迫感、緊張感，高雅情操下面隱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東晉士人是中國士文化裡特殊的一群，他們的心態是內向型文化 心態的特殊表現。

正如雷海宗所說，自東晉開始，中國便進入綜合文化的時代，並且外來文 化的成分佔據很重要的地位，著名文化學者餘 英時也曾說過：“自魏晉至隋唐這七八百年，佛 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國文化中佔據著主導地位”外來文化奪取中國本位文化的統治地位的現 實漸漸地又引起了思想家們的懷疑和反思，於是從唐代中後期開始，復興儒學的呼聲越來越 強烈，時至南宋遂有代表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 的產生，理學家們“欲奪回久已失去的精神陣 地”，如果說東晉的玄釋合流，是在對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否定和懷疑基礎上產生的對 外來文化的認同，那麼南宋理學的建立則是對自身舊有價值觀念的揚棄，吸收外來文化中對內在精神世界的肯定而開闢出的新天地。

在南宋，以建立書院和社會講學為顯著特色的新儒家倫理已經逐漸 深入到華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併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強調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這實質上是先秦儒家提倡的“士志於道”的倫 理價值取向的強勢迴歸，既然在哲學思想上強調心性，那麼內向保守的文化心態便是充斥於南宋的普遍性的心理狀態，在心理上的責任感受到政治上的強烈擠壓而無法實現時，向心靈深處尋找安慰便是文人創作的常態，東晉時期 的心靈解放，在這裡已經轉變為在文學創作上向內心世界的深入開掘。

“中興”是東晉與南宋共同的政治特徵,是引發南宋文人對東晉中興極為關注的直接因素。“中興”有延續統治、恢復統一、實現大治等多重含義。建炎南渡後,南宋文人熱衷於評判歷代中興王朝,並選取了“中興典範”。東晉中興沒有恢復中原,實現國家的統一,是他們引以為戒的物件。實際上,南宋文人常常借鑑東晉中興的治國經驗。奏疏、策論是南宋文人表達政治中興理想的載體。詩詞、著述則寄託著南宋文人的中興願望和中興想象。最後,這些中興期待匯聚成一股濃厚的“中興情結”,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歸根結底,這種情結是漢民族渴望恢復中原、實現中興大業心理的外部表現。“新亭對泣”和“中流擊楫”是東晉中興時期的重要歷史典故。南宋中興以後,二者成為南宋文學作品青睞的物件。本質上講,這些引用“新亭對泣”和“中流擊楫”典故的文學作品,是南宋文人愛國精神的產物。

兩個偏安時代表現出同樣鮮明的內向超 越型文化心態。東晉士人在對自我內在精神氣質的塑造上超越了西晉士人對現實物慾的滿 足，南宋士人則在對個人價值的肯定上對北宋士人以詞來抒寫私人生活環境實現了內在的超越。在各種條件下深入到自我的情感世界中來，在中國文化史上，東晉和南宋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卻是最為典型和深入的。

綜合來看，這種特殊的偏安時代為兩朝文化的發展創造了獨特的歷史條件，文化發展相對於武力發展來講，確實更加開放，更加昌盛！

        東晉和南宋有很多相似性，主要都是外族入侵導致政權覆亡，新政權都是當朝權臣支援，由皇室後裔繼承。除了都城的迀移，別的沒有大的改變，幾乎只是政權的繼續，而非朝代更替。

         要說東晉和南宋武力弱，這種理解還是片面的，也是相對而言較弱。其實並不很弱，弱的是統治階級(皇權)的意志，而政權維持較長時間得益於部分文武官員和民間普遍的支援。兩朝都曾經強有力的北伐，收復大片國土，有勝利在望的趨勢，最後都由於遭到皇帝和姦臣的猜忌無果而終。兩朝的軍事實力還是較強的，形成南北分庭抗禮的局面。東晉政權存在一百多年，宋、齊、梁、陳緣於東晉建立的大好形勢得以延續獨立而不至於被統一。南宋政權也存在了五十多年，只是北方的對手太過強大。東晉祖逖聞雞起舞，擊楫中流，南宋岳飛精忠報國，還我河山。直到現在，他們的故事還為人們津津樂道，他們的愛國精神也一直激勵著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奮起抗爭外族入侵，保家衛國。

         兩朝雖在軍事上較弱，但在文化上卻很出彩，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說用那句俗語也能解釋一下，“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卻為你開啟一扇窗”，裡面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法。歷史證明，鞏固政權的條件之一，便是要以某種有利於統治者的思想做主導，統一思想，又禁錮思想。秦以法家主導，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隋宋以至於後來明清，儒家思想都是正統。唐較例外，道家宗主姓李，李唐以李佴後人自居，所以道家與儒家兩種思想並列、結合。雖然大唐開放包容，但也未見其他思想有出格到影響政權的程度上。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東晉“衣冠南渡”與南宋生死逃亡，都在南方佔穩腳根，政權在經濟發展上還是充分支援的，並出臺了鼓勵農耕，減輕賦稅的政策。南遷人民帶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大片土地得到開發，農業及手工業等迅速發展，使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南宋時期，更是開通口岸，鼓勵對外貿易，中國的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

        經濟發達，文化就加快了發展。當時的統治者對外消極，對內必然要開明一些，以平衡國內的各種力量。思想文化上的相對開放，鼓勵了人們在文化上的創作熱情和自由創造，一批文人名士就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從而造就了文化的繁榮。

        東晉雖在南方，同時卻佔有長江以北大片地方，統治者的進取決心是南宋不能比的。定都建康(南京)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些，說偏安一隅言過其實。東晉在藝術上極盛，文學上頗有成就，各類詩文歌賦都大盛於東晉，也流行了駢文。

        首都建康成為文化中心，吸引許多東南亞、南亞的佛教僧侶及商人前來。中國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書法家王羲之活躍於此時期。東晉的陶器形式較西晉時創新。出現了山水詩人謝靈運、田園詩人陶淵明等人，他們對舊體詩作出改革，為將來隋、唐的詩文盛世創造了條件。

        宋朝起始於武將趙匡胤“黃袍加身”，所以他當了皇帝，就對武將頗為忌憚，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對文人士人夫優待，據說立下了“不殺文人”的祖訓，但正史未見記載。宋代大大放寬科舉名額，考中進士就可以直接授官。文官可以帶兵，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副使也長期由文官擔任。“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成為當時文人的真實寫照。這些制度都延續到了南宋，當時文化持續繁榮昌盛，湧現出一批文學家、史學家、書法家、畫家、理學家。對於武將長期戒備的態度以及採取的一些不適當措施，導致南宋一度是文強武弱的局面。文化再發達，沒有強大的軍事做保障，也會被踐踏在徵略的滾滾鐵蹄中。

兩朝都相同的重文輕武，壓制武力軍事的發展，把發展中心放在文化經濟上，加上國家政權的南遷，人口的南遷，以及對士大夫的優待，政策上的寬鬆，以及社會的相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