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後，在短短的1個月內，湖北、湖南、江西、雲南、浙江、江蘇、福建、廣東等13個省份，都紛紛宣佈起義。隨後，南方革命黨與北方實權派袁世凱開始“南北和談”。無論是武昌起義，還是南北和談的的南北雙方，都有著強大列強的“干預”。簡而言之，英、日、美、俄、德、法等國公使代表本國利益對辛亥革命的走向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尤其是英日兩國對於辛亥革命影響尤甚。

（一） 南方革命黨對美日等國的“美好幻想”。武昌起義開始時期，大多數同盟會會員對中國民主革命與國際關係有過一種膚淺的看法。他們認為日本“名流”如犬養毅、頭山滿之流都曾支援過同盟會的革命活動，這顯然是出自日本政府的暗中授意，因此日本是站在同情中國革命方面的。美國為共和先進之國，中國由君主專制轉變為民主共和，這必然是美國所熱烈歡迎的。日美兩國同情中國革命或者至少不反對中國革命，是革命黨方面有力的國際條件。

（二） 日本對南北雙方勢力的“靈活應對”。起義初期，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做好了戰爭的準備。希望以武力維護既得利益並加以擴大，還想搶在列強之前，爭取主動，竊取更多權益。但是，日本最後權衡利弊而未有出兵。正如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在1911年11月2日致駐清公使伊院彥吉的電文中談得非常明白:“關於軍艦巡弋，姑且不論;此時若派出陸軍，則所派部隊不論是新增兵力或僅恢復到庚子當時之駐兵數目，都必構成重大事件而聳動各國耳，清國政府是否歡迎也不得而知，以為帝國政府立意以實力庇護滿清朝廷，其結果非同等閒。

1911年10月至11月，日本給予清政府實質幫助，極力鎮壓南方革命黨。1911年10月13日，清政府陸軍部秘密透過日本公使館武官青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希望購買武器、彈藥的請求。10月16日，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在致駐華公使伊集院的電報中說:“帝國政府鑑於清政府為剿討革命軍而急需槍支、彈藥等迫切情況，已決定由本國商人設法供應，予以充分援助。為此，並採取了各項必要措施。”後經青木與由三井物產、大倉商會、高田商會組成的泰平商會聯絡，最後由大倉商會與清政府陸軍部簽訂關於訂購武器合同，內容包括機槍40挺、各式炮彈12萬發、機槍子彈100萬發、步槍子彈1500萬發等，共值273. 264萬日元。

1911年12月，日本政府積極推動和革命黨的合作，暗中輸送物資。1911年12月8日，日本雲海丸將槍一萬支、佩劍和短槍等三百噸軍需運至上海。1912年1月8日，日本巴丸將大倉洋行提供的步槍一萬二千支、機關炮六門、山炮六門及彈藥運至南京。1月12日，日本御代丸將三井物產提供給廣東新政府的步槍七千二百支和子彈運至廣東。1月24日，三井物產為上海都督府貸款購買了三十一式野炮六門、三十一式速射山炮六門、機關槍三挺。1月26日，御代丸將三井物產提供給汕頭革命軍和商團的步槍一千九百支及刺刀、彈藥運至汕頭。2月24日，榮城丸運送村田式步槍三萬支、子彈八百萬發至廣東虎門。除了提供武器之外。日本向南方革命黨提供的軍火物資極大地推動南方革命的澎湃開展。

此外，日本對袁世凱的態度轉型也是伴隨著日本對辛亥革命的政策發生改變。囿於甲午戰前，袁世凱在北韓與日本的“積極應對”。日本害怕袁世凱掌權，為此多次派人暗殺袁世凱。1911年11月，袁世凱奉命進京掌清朝大權時，日本為阻止袁世凱北上掌權，先後採取了三次活動，袁世凱北上進京時，大陸浪人川島煽動駐紮石家莊的第六統制昊祿貞軍隊佈陣在京漢線上.阻止袁北上。但袁派人殺掉了吳。於是川島又夥同日本軍官要炸掉袁乘坐的火車，但又失敗。後又唆使日本公使的武官多賀之襲擊袁官邸，乘機他和恭親王一起闖人宮中，脅迫宣統皇帝執行日本的既定方針，但計劃又落空。後來，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青睞袁世凱，並不斷協調與日本對華關係。日本開始轉向與袁世凱合作。

（三） 英國一方面迫使清政府放權於袁世凱，另一方面把持海關要挾革命軍政府。辛亥革命發生後，英國駐華公使不斷向清政府施壓，要求袁世凱出來主持大局。另一方面英國立即指示海關總署迅速控制中國各重要海關、維護英國在華利益。在駐北京以英國公使朱爾典為首的公使團的支援下，由總稅務司安格聯操縱及其管轄下的各口岸洋員稅務司的具體行動下，安格聯便意識到稅款有被革命軍截留的危險，就電示漢口關稅務司蘇古敦:“你應當將稅款設法轉入匯豐銀行我的帳內，等候事態的發展。讓稅款跑到革命黨的庫裡是不行的”。

安格聯於11月3日向上海江海關稅務墨賢理髮出指示:“我希望近來的事件以及皇室的讓步可以阻止革命發展，阻止更多的地方加人革命。為了避免外國干涉，關稅必須以總稅務司或領事團名義暫時儲存。我正設法在長沙、宜昌、九江等口岸作這樣的安排，公使團予以支援”。11月20日安格聯通令全國各稅務司把稅款匯就近存在匯豐銀行，分立洋稅帳、常稅帳和船鈔帳戶頭。這個剝奪海關稅款的通札隨即得到各地稅務司的嚴格執行。關稅被列強控制，致使革命黨政府財源匾乏，軍費不能保證，造成軍心浮動，戰鬥力下降。南京城內“到處都有成群結隊的騷動計程車兵，叫嚷發放欠餉”。其次，財政困難使得一些重大決策無法貫徹和執行。

與此同時，各重要海關人員甚至以武力恫嚇南方革命軍。江門關稅務司烈梯也向革命軍要挾說:“如果海關財產遭到任何侵犯或者關員遭到任何干擾，我立刻就走，由他們同各國領事和炮艦去解決”。正因為如此，朱爾典報告格雷說:“就漢口來說，稅務司進行交涉，無疑得到當時停泊在江面的大批外國軍艦的支援。在長沙的一艘德國小炮艦，也發生了心理上的作用。沒有在中國內地居住過的人是不容易理解這作用的”。為了從實際行動“捍衛”英國在華利益，在中國領水和領海內停泊的外國軍艦，到11月中旬共達51艘，兵員19000多人。革命黨佔領上海後，各國派駐上海的軍隊迅速增至3000人。各國在華大量駐軍、靠炮艦的“道義”支援貫徹主張，安格聯指示各地:“告訴革命當局說，……如果他們截留稅款，問題立刻就會發生。“他們不得干預常關，否則列強就要同他們算帳”。

1、俞辛淳：《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

2、鄒念之：《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3、廖大偉：《辛亥革命與民初政治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4、宋文博：《分析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革命黨北伐的態度》，《前沿》，2014年12月，第373期；

5、黃建洪：《辛亥革命時期列強攫取中國關稅保管權和支配權析論 —以《中國海關與辛亥革命》為中心》，《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3卷，第2期。

在辛亥革命中，西方列強的“調停”（干涉）對最後的結果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一方面確實是因為列強的實力過於強大，一方面也是革命派自身的軟弱與妥協。在西方列強的干涉下，南北最終實現了議和，清帝退位，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後者在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民國政府由南京遷往北京。

武昌起義

實際上，在武昌起義之後，國內的形勢原本可以走向兩種其他的可能，一種是清政府鎮壓革命成功，繼續維持腐朽的統治，一種是革命黨推翻清政府，實現真正的共和。這兩種結局都沒有出現，不得不說與西方列強的干涉有著很大的關係。

陸軍大臣蔭昌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中外反動勢力驚慌失措，清政府急忙命令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軍南下鎮壓革命，不過由於北洋軍是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軍中的將領基本上都是袁氏的心腹，拒絕聽從蔭昌的調遣，致使蔭昌在武昌前線舉步維艱。而西方列強很快就調集軍艦，武力威脅武昌軍政府，不過列強目睹武昌的局勢，也深知清政府已經病入膏肓，繼續支援清政府，已經無力維持局面，必須尋找新的代理人。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

各國外交使團共同協商之後，接受了美國公使嘉樂恆的建議，促使清政府起用被罷黜兩年多的袁世凱，聲稱“非袁世凱不可收拾”。清政府出於無奈，被迫起用袁世凱，任命他為湖廣總督，率軍南下鎮壓革命。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凱，藉口腳病沒好拒絕出山，試圖得到足夠的軍政大權。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袁世凱身披欽差大臣，節制各路大軍。率軍進入武昌前線之後，北洋軍迅速展示出了應有的實力，很快就攻下了漢口，革命形勢岌岌可危。但是袁世凱卻沒有進一步進攻武昌，而是返回北京，組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責任內閣”，基本上將清政府的軍政大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南北議和時的形勢

面對著中國的革命，西方列強之間矛盾重重，各懷鬼胎。沙俄與日本早就做好了武裝干涉的準備，企圖在混亂中擴大自己在華的利益。而英、美等國的利益主要在長江流域，他們擔心公開的支援清政府鎮壓革命可能會喪失在長江流域的利益，同時他們也不願看到日本和沙俄在中國的勢力不斷的擴張，反對列強直接武裝干涉。而武昌起義之後，各省紛紛獨立，清政府已經土崩瓦解，列強即使武裝干涉，恐怕也很難達到目的，所以在“中立”的幌子下，極力促成南北和談，一方面逼迫革命黨與袁世凱和談，一方面也逼迫清朝皇室主動退位。

末代皇帝——溥儀

南北和談中，北方一開始主張君主立憲制度，而南方主張國家必須共和，清帝必須退位，談判很快陷入了僵局，雙方再次進入了軍事對抗之中，不過隨後，迫於形勢的改變，袁世凱最終義無反顧的拋棄了清王朝，贊成共和，但是前提是必須由自己出任臨時大總統，才能逼宮清王室。

南京臨時政府宣誓

南京政府從成立之初就困難重重，一方面，西方列強控制著中國的海關和一些其他的稅收，拒絕向南京政府交付這些收入，造成南京政府財政困難。另一方面，獨立的各省表面上是革命派，但是實際上充斥著大量的立憲派和舊官僚，軍政大權基本各自為政。與此同時，西方列強的軍艦遊弋在長江江面上，不時的武力威脅南京政府，革命黨內部先天不足，立憲派早已與北方妥協，甚至連孫中山的堅定追隨者汪精衛都公開的指責孫中山有私心，明目張膽的為袁世凱“打廣告”，“做推銷”。

逼宮清室的最後一任總理大臣——袁世凱

在這樣困難的處境下，革命派確實是不想妥協都很難。南京政府既沒有與北方戰鬥，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勇氣，也沒有繼續革命的財力，最終只能接受袁世凱的條件，逼宮清室，孫中山讓位。儘管在孫中山讓位之前，南京政府已經頒佈了《臨時約法》，並且要求袁世凱要來南京就職，企圖透過讓袁世凱離開北方，並且用內閣制政體的方法束縛袁世凱有可能的獨裁。顯然，革命黨是幼稚的。

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最後的結局，一方面確實是因為封建勢力還是非常強大的，袁世凱的北洋軍給了革命軍很大的威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革命黨內部矛盾重重，缺乏革命到底的決心，妥協的聲音過於高漲。同時，西方列強在革命中的干涉也起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直接造成了南方政府財政的困難。

最終袁世凱還是透過各種手段，在北京宣佈就職，成功的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袁世凱也沒有像黃興期待的那樣，“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最後一步步的走上了復辟稱帝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