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處的時代是天下大亂、兵戈不息、民不聊生的時代，當時諸侯國所實行的大多是霸政暴政。孟子繼承孔子“仁民愛物”之說，生髮出淑世救民的心願，奔走於列國之間，遊說於諸侯之殿，力諫君主施行仁政。他正告天下“民貴君輕”，將先秦時代的重民思想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孟子重民思想的歷史地位，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孟子是儒家重民思想的完成者，後世的重民思想始終並未脫離孟子重民思想的基本框架。孟子在前人的基礎之上建立了完整、系統的重民思想體系，將先秦時代重民思想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重民思想中民貴君輕、利民富民、教化百姓、取信於民的成分也多為後世所吸收和轉化，成為有益成分。漢代的陸賈以儒家的仁義學說為主，提出了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董仲舒的重民思想在對傳統孔孟思想加以整合的基礎之上，根據當時的社會現實，指出要限制君主權力，重視民眾地位，特別是他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社會中日趨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認為這些現象的出現都是源於統治者不能實行仁政德治，他還主張限制土地兼併，保證民眾生存。唐代的柳宗元主張以儒家的仁政德治來治理國家，實現“以尊天子，以和百姓”（《非國語·宰周公》）的社會理想，他要求當權者體民情，改善民生，興利除弊，重視民眾在國家發展和政權穩定中的作用。這些例子不勝列舉，突出地說明了孟子重民思想對後世的廣泛影響。

　　第二，孟子重民思想在實踐上表現為後代君主（特別是一個朝代前期的明君）對於仁政的重視。透過對孟子所處的歷史背景的考察我們發現，孟子重民的建議和主張是在君主們還沒有完全掌握君主制真諦的情況下完善君主制度的思想。一旦這種君主制度完善了，君主們掌握瞭如何為君、治民的方略，重民思想也就應該歇息了。到那時重民思想便主要是在封建政治出現嚴重偏差時被後人用為批判最高統治者的武器或者是新的王朝開國之初施政的基本思想。唐朝的“貞觀之治”即是一例。唐期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與大臣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王珪、褚遂良等人透過得力有效的治國措施，實現了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繁榮。貞觀時期君臣的嘉言懿行和治世偉績為後世所稱頌。一方面是由於他們親身經歷了波瀾壯闊的隋末農民戰爭，認識到積蓄在民間的巨大力量，他們深知國家興亡的內在原因，善於汲取歷代覆滅之教訓，糾正自身為政之失。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本人作為知識分子通曉儒家經典精義，熟悉治國安邦之要，能夠採取切實有效的方略，注重解決現實問題。唐太宗明白，“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貞觀政要·君道》）；“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謂也”（《貞觀政要·政體》）。足見他對民眾的重視程度。此外他致力於減輕民眾負擔，懲治腐敗貪婪，從善如流，樂於納諫，使用德才兼備之人，不能不說是他從孔孟那裡獲得了有益的啟示。

　　還有一個看似比較矛盾的例子。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一個極為專制的皇帝，在他手中廢除了宰相制度，也在他手中刪節和禁止了《孟子》中有關的重民思想，尤其是讚美湯武革命的論述。但是朱元璋只禁止重民思想中對皇權極富挑戰性的部分，而對溫和的愛民思想不僅不反對，還親自實施和弘揚。他說：“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行一事，兢兢業業，唯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善為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苦”（《太祖實錄》），這些都體現了他對民眾的重視。

　　總之，歷代開國之君往往都能適時地採取一些進步政策，以求飽經戰亂的政局得以穩固。並且，這些政策中也大多體現出對民眾力量的重視，因為統治者明白，只有爭取民心，才能穩定政局，最終發展生產，維護王朝統治。

　　第三，仁政重民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建立在唯心主義性善論的基礎之上，這造就了中國古代思想裡期盼道德高尚的賢人實行仁政的傳統，同時普通的民眾受著傳統仁義禮智信的約束，更多的表現為消極地順從。學界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注重對重要歷史人物的介紹，而較少地關注普通民眾的政治思維，這一方面是因為普通民眾所留下的可以稱得上思想史料的少之又少，僅有的一些材料也往往只能從小說、稗史、雜抄、話本等中去爬梳尋找，而歷史人物往往流傳有著作，後世的研究者很容易從中獲得豐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在一般的研究者看來對普通民眾的政治心態進行研究意義不大，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不過，近些年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有一股思想研究的觸角下移的清新之風，一些研究普通華人政治心態的著作應運而生。這些著作中往往把“清官明君”意識和順從忍耐當作華人的標準心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曆來的普通民眾由於地位比較低下，手中沒有什麼權力，自身的利益很難得到應有的保障，往往會選擇逆來順受。另一方面，孔孟儒家宣揚仁義之政，寄希望於君主和大小官員們關注民生，從民眾的疾苦出發，採取一定的仁政措施來維護自身的統治基礎。這種雙向作用的結果便是逆來順受的民眾寄希望於聖賢君相施行仁政以救自己於水火之中，對此臺灣學者楊國樞在《華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的關係》一文中指出：“華人喜歡把地位較高的人權威化；而且一個人一旦成為權威之後，在下的人就要對他無條件地服從。這種做法主要是為了維繫團體內部的和諧，以達到穩定社會的最終目的。 ”這種可以被稱作“集團主義的行為模式”往往造成個人行為的壓力。“這種壓力迫使個人只有對權威和傳統低頭，只有在集團所承認的路線上謀求發展。 ”（文崇一：《從價值取向談中國國民性》）孟子對於這種性格的形成確乎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孟子繼承孔子的仁，此外他還特別強調義，把仁與義並舉。“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至於什麼是仁義，他則用“惻隱之心”和“羞惡之心”來說明兩者的內涵。在他眼裡，父子關係上表現為仁的開端，君臣關係上表現為義的開端。這兩種關係如果處理不好，那麼一個人也就不能被稱作是善的了。如此一來，儒家開闢了用道德約束個人行為的路徑，經過孔孟之後儒者的改造終成“三綱五常”的紀綱。

　　第四，一些進步思想家或政治家根據需要，對孟子的重民思想進行解釋或發揮，使之成為階級鬥爭和思想鬥爭的重要理論武器，特別是明末清初的早期啟蒙思想家們以往往從孔孟那裡吸取重民的素材對封建專制主義進行猛烈的批判。不可否認，儒家的思想系統中始終在調和“重民”與“尊君”這一對矛盾。不過，在漢代以降，“‘尊君論’色彩較先秦原始的儒家更深厚。 ”（馮天瑜：《中華元典精神》）董仲舒賦予尊君論以神學的色彩，提出天人感應的學說，並推匯出對中國思想領域影響更為深遠的“三綱五常”。這樣一來，中國古代思想中重民的政治文化便與倫常的政治文化相互交織，相互掣肘，使民眾的自由始終被限定在無形的道德網路之中。宋代的理學家們以更加富於思辨性的理論體系為君權神聖做論證，將“君為臣綱”歸結為天理。這樣一來君權日益強大，直到明清時期中國君主專制發展到頂峰，而民眾始終處在被壓抑的狀態之中。雖有歷代農民起義作為民眾反抗的標本，但起義本身並沒有打破固有的政治格局。歷史發展到明清之際，明末的政治黑暗和清朝初年的高壓政策特別是明末以來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進一步開拓了士人的視野，此時的民本思想“不僅反對壞皇帝，而且反對一切皇帝，不僅講民享，而且講民權。這一新民本思想不僅優於秦漢以降的大一統專制條件下以尊君愛民為主要內容的民本思想，而且也優於先秦時代爭強鬥狠時期以民為國本、反對專制為主要內容的民本思想。 ”（韓鍇：《中國民本思想》）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繼承了孟子民貴君輕的重民學說，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光輝命題。他以反對君主專制為前提，肯定了民眾的主體地位，這一思想是對中國歷史上君權至上觀念的否定，顯示了明清之際先進的知識分子民主意識的朦朧覺醒，為二百多年後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開了一個好頭。此外，顧炎武主張君民平等、重視教化民眾，王夫之“即民見天”、正視民眾慾望，唐甄“民惟邦本”等思想也多多少少地繼承併發揚了孟子的重民思想。

　　從民本思想的發展上來看，孔子總結了殷周以來的重民思想，發展了春秋以來的仁的思想，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民本學說，他主張“泛愛眾”，但並沒有明確提出民本思想。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又建立了一套以“仁政”為核心的重民思想體系，鮮明地提出了重民思想，論述了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闡明瞭君權和民眾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他直接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突出強調了愛民、重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他的重民思想還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道德等各個方面，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總之，孟子的重民思想對中國民本思想的文化寶庫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且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孟子之所以很少被人提及，我認為主要有時代、政治、學術三個方面的原因。

1、時代原因。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這是一個弱肉強食，各個國家都在尋求富國強兵之道的時代。國家要富強，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也就是實行君主專制，透過加強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來最大限度的調動人力物力財力，集中力量辦富國強兵的大事。孟子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這是超越那個時代的民主思想，自然不為時代和君主所容，在當時的傳播就很有限。比較符合時代潮流受吹捧的是法家的理念，主張以法治國，君主透過法術勢實行國家治理。

2、政治原因。自秦朝以來就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受到儒家理教的制約，歷代君主雖不明言，但內心深處對孟子思想並不感興趣，甚至有著天然的牴觸。只有朱元璋明目張膽地對孟子進行批評，甚至將他清理出了聖人之列。《孟子》及其學說一時成為禁書，在當時的傳播十分有限。

3、學術原因。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孟子處於千年老二的地位，一般而言對創始人會給更多的關注，繼承者只是在前者基礎上的發展，被認為作用和地位相對有限。

總之，孟子雖然提出了很好的學說，但是因為他的理論脫離時代、不符合主流政治價值觀，在儒家學術體系中尷尬的地位，都降低了他的影響力。

孟子很多思想與孔子比，是認識到孔子明明德中一些騙人的東西的，但這個認識並不是看清孔子而是在糾正孔子。比如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時期除了孔子的春秋筆法刪改的書還有很多書或者常識指正孔子的錯誤，只有常常被反駁糾正，自己也認可才會有不敢完全相信書的言論。

孟子出身社會底層理解人民疾苦，因而有了獨夫民賊人人得而誅之的言論。這點是和孔子思想上是對立的，陽貨再壞，孔子恨之入骨，但他的主張是不能一下犯上。孔子之所以兩千年不倒就是這個以孝待君，就是說你爹再壞你能反嗎？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本意，孔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是這麼來的。孟子思想之所以被帝王刪除出局就是沒孔子思想乖，不聽話。

孟子思想總的來說還是繼承了孔子學說，比如說“民貴君輕”，這句話是發展了孔子虛偽和偽善。在孔子的禮下，你不跪行不行？民跪之下君會飄的，劉邦有做皇帝的感覺，儒家被認可都在一個跪字。一旦跪下，何來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