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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眾裡尋你千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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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歷史小林
世界民族歷史一共經歷了兩點構建起來的
戰爭以及人文
一、戰爭——世界民族的經過,都是由戰爭洗禮過的,經歷過一次次的戰爭,勝利的合併失敗的民族,然後再經歷戰爭再繼續合併,有的民族越來越強,有的民族會因為合併和戰爭消失在世界上。
而越來越強的民族會合並和選擇一些民族作為自己的附庸民族,慢慢的形成一個集體——國家
二、人文——宗教,還有風俗以及當地的文化,都可以稱為人文,有著相近的人文環境,慢慢的會形成部落,然後發展成為民族,而後人文的情況會影響這些民族的發現和特性。
人文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性格,比如漢族在人文文化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多數都比較溫和,這就是人文影響。
世界民族的歷史是經歷戰爭和人文構建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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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雨人觀歷史
世界民族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和融合的偉大程序,多少民族消逝在歷史煙塵當中,多少民族依然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唯有戰爭,戰勝者才有資格存在,中華民族就是歷史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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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禾川化學汪工
前現代民族概念:由拉丁語natio衍生而來,最初指代羅馬帝國中來自同一地區的人。民族化意味著區域民眾的同質化,其結果就是它其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將分享其出眾,精英的特徵,這條原則是各種民族主義的基礎。民族形成有兩種看法,第一種認為民族的存在是自然而成的,原生性的東西如人種,語言,文化, 風俗,聚居地等客觀標準來衡量;另一種則認為民族是社會和歷史的建構,具有主觀色彩。民族主義是一種現代現象,它與傳統的共同體之間有一定歷史繼承性;但民族主義能夠鼓動民眾去建立和維護一個民族,這種實踐及結果本身是現代的,其核心是認同問題,同時民族也要不斷地向現代化發展下去。
民族國家現在具有較為完善的基於理性的法律體系和制度,也需要建構符合民族利益的歷史觀,需要發明一套基於民眾情感和認同的文化符號作為輔助載體。
有人才有歷史,因此所謂人類各民族歷史的融合,其實就是全球人類的交往融合。
近500年來,隨著地理大發現、2次工業革命、現代科技的發展,人類開拓的生存版圖越來越大、交通工具越來越便捷,最終成就了今日幾乎全球各族人民都能自由方便地交往。有了這些交往基礎,個民族人類的互動越來越緊密,自然地人類的歷史也就融合為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每個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外部世界哲學,因為在構築自身的世界知識圖景期待中,存在著一個從理解式獲取到自主性創造的過程。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斯特凡·貝格爾主編的《書寫民族:一種全球視角》一書,為我們提供了認知外部區域與國家民族歷史敘述的必要知識與可能。
國家認同與民族歷史總是相輔相成的。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說:“民族歷史敘述賦予民族國家以一種地位,使之得以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穩定下來。……這種現代性源於西方,並從那裡擴散開來,伴隨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紮根。在西方首次獲得凱旋的歷史性民族宏大敘述,並未在各地被簡單複製。他們遭遇到書寫與敘述民族歷史的其他形式,並以各種方式得到調適、拒斥和重整。”
這段話實際上就提醒我們,曾經伴隨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無往不利的西方民族歷史敘述框架,正隨著新時代的到來,而逐漸失去其普遍性意義,歐洲殖民帝國之外的民族歷史書寫,正在呈現出新的路徑。
歐洲
民族歷史書寫的發源地
作為所謂的近代民族歷史書寫發源地,歐洲知識界的道路可謂曲折而多樣,其中既有英國敘述所呈現的文明化程序,同時也存在著以法國為代表的進步啟蒙話語,更存在著多民族帝國的複合型框架。雖然時代在變,在政治結構與共同體認知方面,如今的歐洲已經跟數百年前的歐洲有了很大差異,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21世紀初,民族歷史與民族標準是否真的已經不可挽回地屬於過去?今天,在歐洲,許多歷史學家們都在尋求把歷史書寫歐洲化和地區化的方式,以期克服民族正規化的許多限制。但是,幾乎在歐洲的每一個地方,民族正規化仍然繼續成為最為強大的歷史敘述的建構動力。”
作者認為,在歐洲的語境中,民族歸屬感和認同問題,作為民族歷史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都可以回溯到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只是到了18世紀後半葉,歐洲的新民族觀逐漸形成,並認為“只有在歐洲‘鞍型期’(Sattelzeit,1750-1850),隨著現代性的到來,對於本民族的忠誠感才成為使國家合法化的、最為重要的手段。只有到那個時期,民族才取代並混合了宗教、王朝觀和封建主義,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中,提供了關鍵的黏合劑。”這種“黏合劑”不僅重塑了歐洲各個民族國家的歷史,在當代依然發揮著巨大的認同性影響。
在這個過程中,關於地緣政治的認知與想象,為國家特質與合法性提供了獨特的空間:“可以說,那種全歐洲最為成功的民族歷史,把各種科學性學科的發現聯結起來,並給出一份對民族特徵的詳盡描述。例如地理學,瑞士、英國和俄國的民族敘述,都受到下列界定的深刻影響:即瑞士民族是被阿爾卑斯山所塑造的,英格蘭民族是被海洋所決定的,俄羅斯民族是被俄羅斯帝國的廣袤疆域——東抵太平洋,西至歐洲的中東部,北接北極圈,南鄰亞洲次大陸——所鍛造。”當下我們對於諸如“高山之國”、“千島之國”甚至“馬背上的國家”的想象與認知,實際上都與這種地緣政治層面的認知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當然,作為一個霍布斯鮑姆所謂的“革命的時代”,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為歐洲的民族歷史書寫的多樣化提供了外部背景。“當法華人把他們的普世價值觀,在18世紀90年代的革命戰爭和19世紀的拿破崙戰爭中輸出時,在歐洲的其他地區,民族歷史卻成為它們保衛本國特性的一種重要工具,以抵制法國的普世激情和帝國擴張主義。民族歷史現在成為一種針對啟蒙普世主義的迴應。”德國與法國之間在民族歷史與認同方面的不同路徑也隨之形成,並影響到周邊的其他區域。為此,要更全面地理解歐洲當代國家與認同,就有必要理解歐洲民族歷史書寫的階段性過程。
在作者看來,當前的歐洲依然無法脫離民族歷史的敘述。例如,在東歐和中歐的歷史敘述中,“疆域衝突和民族歷史中的重疊,時常成為民族敘述建構中的核心因素。那裡的一座城市可能不僅擁有一些不同的名字,而且還可能屬於不同的民族敘述。例如,奧地利的萊貝格(Lemberg)就是波蘭的利沃夫(Lwów)和烏克蘭的利沃夫(Lviv),更不用說這座城市的猶太名和亞美尼亞名了!”
到了當代,“在歐洲內部,民族(意義上)的他者仍然大量存在,甚至歐洲的‘他者’正以土耳其和俄羅斯的形式加以建構。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和許多南斯拉夫歷史學家的命運,應該是一種警告。它提示我們不要忽視一種本質化和激進化的民族歷史所擁有的兇猛性。”我們當今看到的烏克蘭東西部之間,在歷史認知與民族敘述方面的衝突,實際上正是這種“階段性”與“兇猛性”所導致的後果。
北美
從浪漫主義到進步主義
作為當下世界地緣力量的主要區塊,北美的歷史書寫,是我們當下理解這一區域歷史與現狀的重要切口。總體而言,由於獨特的區域歷史與政治環境,北美的歷史敘述是一個概念持續變動的過程,並在這些變動中形成了諸多敘述模式。
首先出現的是一種浪漫主義民族敘事,它由文學與藝術的方式匯入,例如,加拿大的歷史書寫,就將本國看成是諸如英國佔領整個法屬加拿大的1760年征服戰爭,以及美國試圖吞併英屬加拿大的1812年戰爭這些偉大而重要的衝突的產物。而以喬治·班克羅夫特為代表的美國曆史學家,則將美國民族的成長曆程看成是一種逐步生長的有機過程,這些最初的種子植根於新英格蘭的精神資源,最終成長為一棵巨大的橡樹,並在18世紀70年代以美國獨立的方式開花結果。
浪漫化敘事之後,緊隨而來的則是進步主義的敘述框架,正如一部當時的美國作品所說,在19世紀下半葉,“地球上的老民族緩慢爬行,而共和國卻如快車衝刺般迅速移動。合眾國在整整一個世紀的發展後,已位於各民族前列,並註定很快在這場競爭中超越其他民族”。隨著認同構建的推進,地緣政治學成為北美學者思考本區域土地、空間相關問題的思想來源。
以加拿大的歷史敘述為例,“地理位置、氣候與‘北方特性’,很快成為界定加拿大特點和認同的因素,而空間及其控制(‘我們勇敢而壯觀的擴張’)則成為民族敘述中的主要話題。測繪河流與土地的Explorer,在現今提供給公眾的畫面中佔據著新的核心地位。……遍佈大洲的加拿大太平洋鐵路,被視作民族生活的首要黏合劑。”
而在美國,以特納為代表的邊疆學派,更是將邊疆區域視為美國發展的關鍵與根源。在一戰之後,隨著歐洲作為世界中心力量的衰退,北美開始進入世界地緣互動當中,“新世界”話語開始成為塑造北美認同與定位的關鍵所在,並促成了關於加拿大的重新定位、美國例外論的增強,以及魁北克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聯絡的額外關注。到二戰之時,北美更是從經濟和政治層面取代了傳統的歐洲,開始成為北美塑造內部邊界與認同的關鍵契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歷史學家在經歷了全球化、安全性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挑戰之後,更為強烈地支援其自身的原則與價值觀,並將其貫穿在整個冷戰過程當中。進入70年代,隨著北美社會的內部分化,這一區域對於民族特徵和總體認同的關注,逐步轉向民族多樣性、少數群體和亞群體等方面;到20世紀最後十年,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跨界研究開始成為北美民族書寫的重要內容。
拉美等地
殖民遺產與自身傳統
作為歐美之外的區域,巴西的民族歷史書寫,與其自身及外部“他者”有著密切關聯。“巴西的獨立絕非是一次與葡萄牙的斷絕之舉。事實上,它完全是由葡萄牙掌權王室階層所為。其代表強調延續性、一種共享的歷史存在及共同過去。”在這種所謂的“共享歷史”背景下,巴西的歷史又經歷了細節方面的調適與再造。
而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民族歷史敘述,同樣反映了知識分子階層和政治家在接受其社會的不同族群聚合模式時所面臨的困境。在這三個國家中,“民族歷史之構建都對國家驅動下的民族主義極為關鍵。它們試圖培養民族歸屬感,但又時常忽視去提升公民理想。不同種族出身的人,在尚未平等地獲得政治權力之前,被(國家)以愛國主義之名團結起來。這讓拉丁美洲對20世紀的父權主義、極權主義和民粹主義毫無招架之力。”
作為外圍世界的一部分,澳洲、印度、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民族歷史敘述,同樣呈現出自身的區域性特質,但始終面對著如何處理曾經的殖民帝國遺產與自身的主體性敘述的關係問題,以及在全球化時代的浪潮中,如何認知民族歷史敘述的整體性、邊緣性與跨界性特徵。
在一個所謂“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的時代,文明的和諧共生顯得如此寶貴。理解國家認知與民族歷史書寫之間的內在關聯,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關於外部世界的更為重要的圖景。當然,在本書所論述的諸多區域之外,中亞、東南亞、東北亞、俄羅斯等區域的民族歷史敘述,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內容。書中所提供的關於“自我”與“他者”的關聯性思考,對我們認清自身的民族特性具有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