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提問者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是當時與沙俄談判的拉丁語翻譯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 ）和被稱為“國王數學家”的法國耶穌會士中的張誠（Gerbillon Jean Franois）出賣清政府的利益？這裡只能說，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不知道有多不瞭解外交談判，也多不瞭解歷史，同時，思想有多狹隘……

（徐日升和張誠能夠覲見康熙，並得到康熙的看重，離不開南懷仁的引薦）

我們知道，耶穌會是最早進入到中國的天主教修會，其成員多數受過高等教育，很多來中國之前就已經是有名的學者了。最早來華的耶穌會士是受葡萄牙耶穌會傳道部派遣，歐洲傳教士要到中國傳教，必須獲得葡萄牙國王的許可（葡萄牙當時具有遠東地區的“保教權”）。但隨著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霸權的衰落，到17世紀末時，法國在路易十四治下成為Continental霸權，羅馬教皇開始支援法國向中國派遣傳教士。這也早期在華耶穌會士多為葡萄牙人和法華人的原因。徐日升和張誠就是這一階段耶穌會士的代表。徐日升，字寅公，葡萄牙布拉加人，1663年加入耶穌會，1672年抵達澳門進入澳門，1673年經南懷仁推薦到北京供職於欽天監，1688年南懷仁去世後，徐日升署理欽天監事務。而張誠，字實齋，法國凡爾登人，1687年作為路易十四派遣的“國王數學家”來華，1688年2月這批“國王數學家”覲見康熙，康熙留下了張誠和另一位“國王數學家”白晉，其他人到外地傳教。

1688年5月，康熙派遣徐日升和張誠作為與沙俄談判的中國使團成員。7月31日，中國使團抵達尼布楚，開始與沙俄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徐日升和張誠既承擔了雙方的聯絡工作，也是雙方的翻譯。事實上，對《尼布楚條約》真正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康熙皇帝和俄國沙皇。當時康熙皇帝的目的就是將沙俄趕出黑龍江流域，並希望與沙俄能夠確定邊界，從而能使得東北邊境恢復寧靜，以騰出手來對付準噶爾。而從沙俄的角度來說，他們也知道當時他們在黑龍江流域站不住腳，相對來說，沙俄更有興趣的是建立有利可圖的雙邊貿易關係。而且這時俄國正為了黑海出海口與奧斯曼土耳其作戰，也無暇東顧。在《尼布楚條約》談判期間，清政府恰恰是利用了沙俄想要進行貿易的心態，威脅不解決邊境問題就不開放邊貿，最終才有了《尼布楚條約》。

《尼布楚條約》有拉丁文、滿文和俄文三種文字，遇有分歧則以拉丁文為準。而中俄邊界則是以用拉丁文、漢語、滿文、俄文、蒙文等五種語言刻成的界碑來分界。拉丁文文字是中俄雙方共同簽字蓋章，相互交換的文字，全文共六條。而滿文文字是會議上由清政府撰寫交給俄方的文字，有清政府的簽字蓋章，但沒有俄方簽字蓋章，全文共八條，比正式文字多兩條，翻譯者是耶穌會士徐日升和張誠。而俄文文字是俄方撰寫的，有俄方簽字，但無清政府的簽字蓋章，翻譯者是波蘭人安德烈·貝洛玻斯基（Andrei Bielobocki）。俄文文字省略歸併正式文字的第三、六條。除此之外，徐日升和張誠分別在他們的日記中用拉丁文和法文記載了條約全文。

至於為什麼說將兩位耶穌會士看做出賣清政府利益的人，原因就在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一些文獻中，包括南懷仁、徐日升和張誠在內的耶穌會士，都被看做是“帝國主義特務”，是沙皇的“走狗”，認為南懷仁早就與沙俄勾結，想要透過為沙皇效勞，換取沙皇對耶穌會士開放西伯利亞通道。這種特殊年代的文獻，不知道哪位“先生”給翻了出來，根本不顧事實，當做“至寶”到處宣揚。殊不知，那個特殊年代的文獻，很多是出於政治需要才攢出來的，根本就是罔顧事實。如果有些人接受這是對的，那麼問題來了，個人很想知道，那個特殊年代對孔子的評價，不知道您接受否？諸子百家呢？多的不說，我們只要知道，被某些人從故紙堆裡翻出來的稱徐日升和張誠為特務的這些文獻是什麼時代攢出來用來幹嘛的，大家就知道應該如何對待這些文獻中的說法了。

除此之外，這些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獻判斷認為南懷仁、徐日升和張誠要出賣清政府利益，以換取沙皇對耶穌會士開放西伯利亞通道。雖然南懷仁有開闢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的陸上交通線的打算，但他早在張誠到達北京之前就已經去世了，而且南懷仁是期望透過耶穌會士在談判中的作用，達成清政府與沙俄雙贏的協議，從而獲得雙方感激來促使沙俄開放西伯利亞通道。而法王路易十四，也曾想打通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的陸上交通線，但由於沙俄的拒絕而無功而返。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張誠作為法華人，有可能對這條陸上交通線非常渴望。但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升，對開闢這條陸上交通線，應該說恰恰是最不感興趣的，甚至是最大的反對者。至於原因麼，很簡單，因為他是葡萄牙人，而當時葡萄牙控制了從歐洲到遠東的航線。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以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升和法國耶穌會士張誠作為談判的拉丁文翻譯，不管是有意為之，還是誤打誤撞，把兩個來自利益不同的國家的人放在一起來作為翻譯，本身就是對談判對自身有利的一種表現。

至於說，網上有些人說這兩位耶穌會士想沙俄洩露了機密，但只要去看一下參加談判各方有關《尼布楚條約》的談判記錄就知道了，那是因為沙俄一開始同意放棄雅克薩，後來改口，在這種情況下，徐日升和張誠才警告沙俄說除非沙俄放棄雅克薩及其附近，否則談判破裂，而恰恰是這一據理力爭，卻被某些人歪曲成“洩露機密”。另外，還有人說他們收受了俄方的禮物，是受賄，但問題是這些禮物是雙方談判結束後接受的，是屬於慶祝談判成功互贈的禮品。如果說，某些人抓住徐日升和張誠收受禮品，是受賄，那麼欽差大臣索額圖也收了禮品，難道不是受賄麼。事實是俄方在談判結束後向中國使團贈送了禮品，而包括兩位耶穌會士的在內的中國使團也向俄方回贈了禮品。這麼做，只不過是一種外交禮儀而已。

而最能說明徐日升和張誠兩位耶穌會士在《尼布楚條約》談判中的作用的，大概恰恰是提問者在問題中所說的，沙俄認為耶穌會士在談判中起到了非常壞的作用，當然這種非常壞的作用，指的是對沙俄而言。俄華人認為，《尼布楚條約》是沙俄的外交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則在於耶穌會士們。畢竟俄華人認為，如果能夠與沉溺於天朝上國中的欽差大臣直接交涉的話，他們會利用這些欽差大臣們對除中國以外的世界的無知，來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恰恰是由於清政府是透過像徐日升和張誠這樣的對世界、對沙俄，對歐洲外交規範瞭解非常深的耶穌會士們來進行溝通與翻譯，反而導致了結果對沙俄及其不利。所以，上文中談到法王路易十四想透過打通西伯利亞陸上交通線將耶穌會士送到中國，但沙皇（彼得大帝和伊凡五世，二人是同父異母兄弟，聯合君主）不但沒有開放西伯利亞通道，反而在尼布楚談判剛剛結束，就關閉了在俄國的耶穌會教堂和耶穌會士們的居所，並且把耶穌會士趕出了俄國，這與徐日升和張誠兩位耶穌會士在尼布楚談判中的作用，應該說是分不開的。

首先來解釋一下，徐日升、張誠是何許人也？

徐日升和張誠的共同身份，是耶穌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徐日升1673年就到了北京，供職於清朝的欽天監，是皇帝的天文學顧問；張誠來的比較晚，因為比較精於數學，當了康熙皇帝的宮廷教師。

客觀的說，二人雖為夷人，但卻是皇帝的近臣。用今天的話來講，二人都是不折不扣“親中派”。

舉個例子，比如徐日升，在1705年就明確反對教皇特使的旨意，指出，不能要求中國的教徒因為信仰天主，就放棄敬孔祭祖的傳統。

所以，要說題主所謂的讓“大清吃虧”，這兩人確實沒有主觀故意。

清朝和俄國，是兩種不同觀念，在當時來說，雞同鴨講，兩邊都可以說吃虧了，也可以說沾光了。

俄國認為，黑龍江流域是自己在實際控制，雅克薩已經實際築城，進行拓荒開發了，現在要退回外興安嶺以北，心有不甘。

清朝還是中華帝國的觀念，沒有領土的概念。注意，沒有領土的概念！

即使是中學歷史課本的地圖冊，也只是標誌“疆域圖”。什麼意思，也就是大體的活動範圍，不一定是長期有效控制的實際領土。打個比方，我家的臥室，是實際控制的領土，從大門出來，從門前空地到樓前小廣場，都是我的活動範圍，這個就比較模糊，門前空地幾米之內是我家的私人領域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按照中華帝國的傳統觀點，五服之地皆為我土，只不過遠近不同，控制程度和控制手段不同。

實際上，滿族人口本身就不多，進駐中原後，大量內遷，為了保護自己的隆興之地，清朝中前期，嚴控外來人口進入東北，更別說外東北地區，人口密度極低，千里無人煙。

如果俄國認為這就是沒有實際控制，無主之地，雖然片面，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總而言之，按照長期實際控制的原則，清朝其實並沒吃虧。按照中華傳統觀念，清朝少了一塊荒服之地，有失皇統，但是沒有傷害實際利益。

中羅（剎）《尼布楚條約》簽定時，葡萄牙人徐日升、法華人張誠讓中國吃了大虧，可是為什麼沙皇羅剎說它吃了大虧，和中國簽訂了一個不平等的條約？地球人都曉得，自從羅剎這個民族擺脫了蒙古人對它的管束之後，憑著它鍥而不捨的對土地貪婪，從一個小小的方寸之地的莫斯科公國，擴充套件成為一個地跨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在羅剎的眼中，沒能吞下整個亞歐大陸，真的是“壯志難酬”了。更何況外興安嶺、石勒喀河以南，格爾畢齊河、額爾古納河以東的土地，在《尼布楚條約》中明確的劃歸了中國管轄，羅剎不得染指！即便是當時的羅剎的心中，吞下包括庫頁島在內的整個黑龍江流域，也不過是“賺他一個億是小目標”而已。所以，當羅剎萬般無奈的與中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後，從彼得一世到田間農奴的羅剎朝野，無不對中國恨之入骨，誓言報復！可悲的是，在罪惡的愛新覺羅家族統治下的中國，在這個罪惡的家族的愚民和殘民政策的雙重壓抑下，中國的創造力逐漸枯竭，全國陷入了萬馬齊喑的蕭疏局面。1842年，隨著清妖被迫與英夷簽訂屈辱的中英《南京條約》，羅剎看清了在清妖統治下的中國，不過是一個浮腫的“泥足巨人”而已。於是，大家都知道的，外東北離開了我們、外西北離開了我們，而外蒙孽子，也以一個“主權國家”的形式，離開了中華大家庭的懷抱。羅剎在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後的憤懣心意，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滿足和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