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過去了的事就沒有假如！康熙雍正有解決黨爭問題了嗎？也沒有徹底解決掉。

因為是開國皇帝，創業者才深知權力得來不易，所以明朝早期的皇帝都能把核心權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裡。感到威脅了，就鐵腕出擊，強力清洗黨派集團。

後來的皇帝，哪經歷過打天下的磨練。從小就養尊處優，政治敏感度就不如祖上。加上自己享樂，懶於政事，核心權力開始下放到內閣。

權力這東西令多少人痴迷，朱元璋大殺功臣也是震懾他人，不要覬覦皇帝的核心權力，不然就要你命三千！三萬都是有的。只是到了他的後世子孫，朋黨猖獗幾乎架空了皇權。面對官吏的貪腐，即便有清醒的認識，由於黨爭也無力治理。那個時候能保住皇位就不錯了，哪還管自己被牽著鼻子走。也著實控制不了了。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如果控制權力的黨派是為國家考慮那麼國家還能繼續，比如張居正時期，國家就有了好的發展。如果只是利益集團謀利，不管國家的長久，也不管百姓的死活。如明朝晚期，腐朽沒落。百姓被逼的不得不反！在外憂內患中，大明王朝中於倒塌。不負責任的掌權黨派也沒有得到好下場，不是死於揭竿而起的義軍，就是死於外族的入侵。只可惜了老百姓和忠良一起成為了國家罪人的犧牲品。國破家亡！

謝謝邀請。這又是一道玩穿越的假設題，但我們還是得回到歷史的現實中去。明朝16帝中除朱元璋和朱棣之外，其餘皇帝均少有建樹和作為，要麼貪玩不上朝，要麼賭氣不上朝，要麼信教煉丹不上朝，任由宦官一手遮天，胡作非為。然而清朝皇帝恰如題主所言，出現過像康熙雍正那樣的明君，並用鐵腕治國。如果明朝由康熙雍正去打理，不要說黨爭問題可以輕鬆解決，即便如劉瑾、嚴嵩、魏忠賢那樣的大貪官也很難出現。因為，缺少惡的土壤是很難開出惡之花的。我們知道，年輕時的康熙板倒傲氣十足的鰲拜，是多麼的迅捷，多麼的智慧。雍正拿下大將軍年羹堯，同樣如他父皇一樣堅守住底線，一旦出手就是穩準狠，打他個永無翻身之日。康熙雍正二帝，是歷朝歷代皇帝中的佼佼者。我們有理由相信，讓康熙雍正二帝到明朝去收拾朝官，治理朝廷，那是明朝之福，天下臣民之福。

黨爭實際是封建帝王的統治手段，如果不爭，那就是權臣弄權，皇權旁落。以近代日本為例，天皇本是一擺設，沒實權。後來出現文臣武將之爭，後又出現陸海軍之爭，爭來爭去，天皇的話管用了。黨爭不可怕，可怕的是昏了頭，外敵入侵，還不省悟，那就不是黨爭了，是賣國。康雍時期是滿漢之爭，騎馬得天下的滿人，治天下得用漢人。元朝的前車之鑑不遠矣。中國文人不知自何時，出現了一批沽名釣譽之輩，結黨清談。有能力不願出，最典型最可恨的是被十族那個鬼，為己之名，枉死千人！

明朝黨爭雖有東林黨和楚黨等這些文官集團之間的鬥爭，但最主要還是閹黨和東林黨兩派的爭端。皇帝，內閣，太監在權力格局中維持著微妙的關係。明朝的太監識文斷字，權力又大，文官集團受到閹黨擠壓，生存空間和利益又不斷受到威脅，所以兩派相互奪權。

但這種情況在清朝沒有出現，因為權力格局變成了皇帝和大臣。康熙雍正嚴禁宦官干政，自然斷了太監成為閹黨的路。剩下的只有大臣之間因為利益的互掐，但是這種互掐對於皇帝來說也是可控的。比如明珠索爾圖，一對冤家，雖然各自經營起了龐大的勢力，但是當威脅到帝國根本的時候就被輕鬆覆滅，沒有擴及全國。如果明朝皇帝能做到這點，把平衡之術玩的和康熙雍正一樣好，東林黨就不會尾大不掉。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無論明朝還是清朝，不管皇帝有什麼鐵腕手段，還是會出現黨爭，因為有利益就會抱團。但是手段強硬的皇帝能把黨爭壓縮在可控範圍之內，不至於氾濫成災！

明朝的黨爭是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可以說因為朋黨之間的黨同閥異，讓東林黨這樣的正派人士，也往往不分是非，只論立場，最終對明朝的滅亡起了很大的任用。

但是，如果問明朝的每個皇帝都像康熙皇帝、雍正皇帝那樣的鐵腕手段，能不能解決朋黨問題呢？答案是不能。

這個提問有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康熙皇帝的治國並不是鐵腕，他的治國方針其實是非常仁厚寬鬆的，正是因這過於寬鬆，導致康熙皇帝的統治後期，吏治腐敗，官場一塌糊塗。為了改變這一局面，新上臺的雍正皇帝才以雷霆之力，大刀闊斧，推行系列改革，一改前朝的萎靡不振，吏治為之一新。到了雍正皇帝去世，新的皇帝乾隆皇帝上臺，才推行寬猛相濟的方針，也就是說，融合了他的爺爺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的做法。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康熙皇帝並不是鐵腕治國。

第二，即便是在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時期，清朝也沒有解決朋黨問題。比如康熙時期索額圖與明珠之間的朋黨之爭，在此過程中，皇帝還有意識地加以利用，一段時間扶植這一派勢力，過一段時間又支援另一派的勢力，以求得雙方的平衡，然後為我所用，輕輕鬆鬆加以統治。

第三，朋黨之利益，應該說在中國古代是不可能徹底消滅的社會毒瘤，只要有利益，只要有盤根錯節的關係，就必然會有爭鬥，就必然會有站隊。這是由於政治體制決定的，任何人都無能為力。

明朝的覆滅與黨爭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歷朝歷代直至今日的中國，黨爭就從未間斷過，所以我的回答是不能解決，黨爭就如同野草春風吹又生了除非連根拔掉，康熙在處理明珠和索額圖的黨爭問題上最後說了一句：“他們爭了怎麼多年，可是朕也用了他們怎麼多年”。說明當權者在某種程度上需要黨爭利用黨爭，讓黨派之間相互剋制相互制約，這就是權謀之術或者叫帝王之術，在看看明朝，縱觀明朝的歷史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即使這個太子再250最後都他媽的繼位了，所以一個王朝的覆滅是因為根患太多了，最後肯定是內憂外患。黨爭固然可怕但不是明朝覆滅的真正原因。

其實很難說更激烈吧，對於任何一個有著成熟的官僚士大夫集團的漢人王朝來說，黨爭幾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官僚士大夫團體在排擠了武人集團，壟斷了朝堂權力之後，自然就會分化成不同的派系，為了個人的權力野心抱團撕逼，不管打出來的大旗最開始是何等的冠冕堂皇，最後一定會變成赤裸裸的追逐權力的齷蹉撕咬，這是這個群體的劣根性，也是他們的歷史侷限性。從開科舉以來，唐朝有牛李黨爭，宋朝有新舊黨爭，明朝有閹黨與東林的黨爭。從時間的長度上來看，恐怕宋朝的新舊黨爭的時間最長，從王荊公變法以來，直到南宋滅亡，宋廷的黨爭都可以被視為是新舊黨爭的延續。牛李黨爭垂40年，而所謂閹黨與東林的黨爭更加短暫。從黨爭的開端原因來看，新舊黨爭算是真正的因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引起的，至少有一個新法的大靶子放在那裡，爭其存廢還算有跡可循。雙方第一代的領袖人物在個人的政治操守上也都沒什麼可以挑剔的，但是後來雙方人物的政治道德和能力都血崩，這就是後話了。而唐朝的牛李黨爭最開始就是官僚之間的私怨，牛李二人本來就都不是什麼爭公義是非之人，純粹就是狹隘的私怨，我覺得陳寅恪先生對於牛李黨爭的概括失之穿鑿了，把一些現代政黨代表社會特定利益群體的思想代入了，至少以我讀牛李黨爭的歷史的主觀感受來說，這幫官僚士大夫之間的抱團撕逼，純粹就是你贊成的我就反對，並沒有守正不易的政治立場，是鬥人，不是鬥法。至於閹黨和東林黨之間還要更復雜一些，所謂的閹黨在萬曆年間只是個皇帝利用宦官作為黑手套，把官僚士大夫集團中的邊緣成員捏起來形成一個團體試圖從壟斷朝綱的清流官僚士大夫們手中搶回權力的手段而已。但是天啟這傻孩子實際上是控制不住魏忠賢的，不管九千歲是公忠體國還是權奸豎閹，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天啟皇帝缺乏控制魏忠賢的手段和能力。於是閹黨就此失控了。由於閹黨中只能吸收朝廷中士大夫集團的邊緣人物，那麼一定意味著相比東林，閹黨成員個人的政治操守肯定是比較糟糕的。雖然晚明士大夫作為一個整體的操守在明清板蕩之際已經被扒的底褲都不剩了，但是坦白說，東林黨及其餘脈裡中還是頗出了幾個壯烈殉國的烈士。你可以說他們清流空談誤國，政鬥禍國，但是這是封建官僚士大夫的歷史侷限性決定的。不得不承認，這幫人確實已經是當時官僚集團當中私德比較好的一撥了。說到這裡，我們就得說說清朝，清朝為什麼就沒有黨爭呢？什麼？索額圖和明珠？九龍奪嫡？別傻了，那根本不叫黨爭。1，皇帝的勤政程度，明朝的黨爭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嘉靖、萬曆和天啟的荒怠朝政造成的，同樣都是受到文官集團的掣肘，明仁宗和明孝宗這些勤政的皇帝當朝時候就沒有太過酷烈的黨爭，儘管這兩位在權術手腕上遠遜於嘉靖。原因是很簡單的，在官僚士大夫團體充斥朝堂的情況下，皇帝如果保持對於具體事務的決斷和參與，那麼在具體事務的細節上，朝堂上終究有一個最具力量的砝碼，雖然梗著脖子跟皇帝對著幹是官僚們的愛好之一，但是當朝堂上有分歧的時候，皇帝出來站邊很多時候都能起到定紛止爭的作用。而如果皇帝脫離朝堂的具體事務，那麼官僚們自己在朝政上就會撕咬成一團，皇帝的最高決定權的缺位會導致官僚們開始試圖染指這個權力，那麼手段當然就是抱起團來把其他人幹掉，把朝堂變成一言堂。再加上嘉靖皇帝這種陰鷙的幕後權謀家的故意攪弄，或者宋徽宗這種輕佻之輩的任用私人。朝堂上很容易出現慘烈的黨爭之後，權奸當道的局面，比如嚴嵩，比如蔡京。這些人之所以能幹掉競爭對手上位，一定離不開幕後的皇權支援，而為了皇帝的支援，這些人的政治操守肯定就是不用指望的。而清朝，有一說一，在皇帝的勤政這個問題上，確實不是蓋的，除了雍正道光這種典型勞模之外，即便是被人稱為敗家子的弘曆，在其漫長的執政過程中，也絕對是勤政的時期比荒怠的時期更長的，更別提康熙皇帝這種權力慾望極強的老YB了，2，皇權的制度性強度。這一點主要是體現在宋神宗的問題上，講道理趙頊不是荒怠之君，能力也至少有一箇中人之資，不算特別昏廢。但是怎奈大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官僚集團在制度上制衡君權的制度設計很堅固，司馬光自己又是坦坦蕩蕩光風霽月的一條好漢，這杆大旗一立，舊黨自然佔據了先天的優勢，加上王安石變法本身確實有於種種原因導致了民生受害，舊黨就更難以壓倒了。所以趙頊和王安石只能走上與後世閹黨一樣的道路，任用士大夫集團的邊緣成員，既然是邊緣人士，那就很難指望他們是什麼德才兼備的名臣之資，而王荊公和宋神宗又不能用些廢物，才能有了，政治操守就……徽宗朝的幾個著名權奸都是王荊公一手提拔的，也算是給宋朝滅亡埋下了伏筆吧。而清朝，說實在的，封建皇權的巔峰嘛，跪奏筆錄這種東西，官僚集團已經都工具化了，喪失主體地位了，哪裡還能自己跳起來黨同伐異爭奪權柄？講道理明朝本來也準備把官僚集團工具化的，結果先是出了一片自願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仁明之君”，之後就是撒手不幹正事兒的荒怠之君，前者養出了士大夫的氣勢，後者給了士大夫權柄，最後把原本應該是皇帝操縱文官集團的內閣制度變成了制衡皇權的制度，那就只能是兩眼一翻了。清朝的皇帝可不犯這種傻，從頭到尾堅持工具化文官，你會擔心你工具箱裡的錘子跳起來砸扳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