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宋朝雖然號稱是最封建的朝代，但它封建的是制度，不是對人的禁錮。宋朝由於中央集權不那麼集中，對大家的思想控制沒有那麼重。

所以，宋朝民風還算是不錯的。只要有官府文書，符合禮法，婦女改嫁是沒問題的。宋朝重文輕武，一切都需要符合禮法教條。像是李清照她夫君死了之後，就是孀居寡婦。隨後她改嫁，又和離。但這絲毫不影響她詩作的流傳。

其實中國封建社會，固然是有殘酷不近人情的時候。但還是不會如此滅人慾的，在古代女子改嫁是常事，比如寡婦改嫁的，和離後改嫁的都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不想也難。

除非是犯了錯的，被休的女子，或是那些被皇帝立了貞節牌坊的，也有一些人為了沽名釣譽，讓朝廷封賞，逼自家婦人不能改嫁，就是為了貞節牌坊，但不是每家每戶都如此的，女子改嫁還是沒問題的。

宋朝婦女改嫁，會不會被視為“失節”呢？你怎麼看！

————————————————————————

      在兩宋時期，婦女改嫁，會被程、宋理學家等小數人斥為“失節”，但當日社會的其他人等，從皇帝到貧民，從朝廷到民間，從城市到農村，都會認為婦女再嫁是平常事，無關失節之理。

一，兩宋風氣，不以改嫁為恥

      兩宋時期，受唐朝以來社會開放，兩宋商品經濟的影響，從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婦女改嫁之事俯拾皆是，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兒媳寵氏，南宋名將岳飛之前妻劉氏、大詩人陸游之前妻唐琬，以及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等等，都曾改適他人。

       當代宋史學者張邦煒先生就曾利用南宋筆記小說《夷堅志》所記事例進行過統計，結果發現：“單單一部《夷堅志》中，所載宋代婦女改嫁的事竟達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這雖屬管中窺豹，但由此亦可想見其時社會風尚之一斑。”

       據是，張邦煒先生得出結論：“宋代婦女再嫁者不是極少，而是極多”；“宋代對於婦女改嫁絕非愈禁愈嚴，相反倒是限制愈來愈小，越放越寬”。

        的確如是，兩宋代社會對再嫁婦女並無歧視，比如北宋社會風氣不僅不以婦女再嫁為恥，反有鼓勵之舉，北宋大臣范仲淹給範氏宗族制訂的《義莊規矩》就此規定給女子再嫁的資助優於男子再娶：

           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

           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宋朝皇室也不歧視有改嫁經歷的婦女，如四川婦人劉娥，本為銀匠龔美之妻，“（龔）美攜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

      將劉娥改嫁給了襄王趙元侃，而趙元侃後來竟當上宋朝的第三個皇帝，即宋真宗，劉氏則冊封為皇后。

       宋朝第四個皇帝宋仁宗的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與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復歸，後曹氏選納為後，慈聖光獻是也。”

至南宋，女子再嫁仍很普遍，宋孝宗年間，有婦人，先嫁單氏，生一子，後改嫁耿氏，再生一子。及長，兩子皆為朝廷命官。此婦死，兩子爭葬，相持不下，最終由孝宗出面，為二子葬母(《西湖餘志》)。

        其實，兩宋朝的法律並沒有任何壓制女性改嫁權利的條文，其禁止者僅是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等，而這些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是予以限制的。

        當今，或有人鑿鑿言之，受到程朱理學束縛，中國從宋代開始走向內向、保守、停滯，是岐視和禁止改嫁的。比如，有服飾史研究者就宣稱，受程朱理學影響，宋代女性的著裝趨於拘謹、呆板，包裹嚴實。實際上，宋畫中的宋朝女性，其著裝卻十分性感，通常都是內衣外穿、酥胸微露。

二，視為“失節”，乃理學家言論

       

       兩宋風尚如此，全社會並不以婦女改節為恥，但並不意謂著無人歧視改嫁婦女，兩宋理學之程頤和朱熹，即斥之為“失節”。

北宋理學家“二程”之一的程頤(1033-1107)，即著名的伊川先生，其為人嚴肅剛正，不通人情，一副“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答人問時，即認為：

       問:“孀婦（寡婦）於理似不可取(娶)，如何？”

       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一一見《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下

程頤在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本系針對現實，有感而發，是在非正式的場合偶然提出，他自己也沒反覆宣揚，後由其弟子收入《程氏遺書》中，在當時並未產生多大影響。

而當時的士大夫大，對再嫁婦女卻是十分寬容的。典型的如范仲淹，除在其所訂《義莊田約》中，規定再嫁寡婦給予費用外，還曾將其早死之子範純祜之妻，嫁與死妻之學生王陶。

范仲淹之母，也因其幼年時，因家貧而改嫁朱氏。

       又如程頤自己，也未盡遵所言，其外甥女喪夫之後，擔心其姐過度悲傷，便將外甥女接至家中，然後再嫁給他人(《近思錄》卷六)。

     及至南宋，朱熹才把程頤言論，重新翻找出，作為勸人守節的工具。

       南宋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中，就贊成程頤之說。

       朱熹有位“一語定交”的好友鄭自明（鄭鑑），官至“著作佐郎”，娶了宰相陳俊卿之女陳氏為妻。

      及後，鄭自明早逝，一年後，坊間傳出陳氏意欲再嫁，朱熹便給陳氏之兄，亦是好友的陳師中寫通道：

        (陳)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

      此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為忠臣，而其室家生為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翼成之也。

       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況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

        熹既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不敢直前，願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為僭率也。

     

       朱熹的意思是希望陳師中能夠勸說令妹不要改嫁，留在鄭家“養老撫孤”。這是朱熹全部文章中唯一引述程頤“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處。

      朱熹可能預感到此信同樣奈何不了當時社會風尚。便又給陳師中的之父陳俊卿寫信，意思還是懇請陳宰相勸說女兒不要改嫁，並解釋他冒昧寫這封信，乃是“正以人倫風教為重，而欲全之閨門耳。伏惟相公深留意也”。

        儘管朱熹說得非常懇切，然無作用，陳氏最終還是改嫁。朱熹本人所作《陳俊卿行狀》即曰，陳俊卿“次女適故著作佐郎鄭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

        其實，即便是朱熹本人，也並不反對婦人改嫁。他說過：“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

       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

朱熹則說：

        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慾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

    

    從朱熹此言看，兩宋理學家儘管在觀念上不贊成改嫁“失節”之行，但在實際生活中，仍近人情，不必強其不再嫁。

三、筆者看法

      筆者認為，任何道德哲學觀念，只有經過經治階級的介入，成為官方哲學，才對全社會具有強制執行的力量。對於兩宋的程朱理學思想亦不例外。

      兩宋的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同時又從道家思想裡借鑑了許多關於道的論述，作為儒家形上哲學體系的材料。其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

        南宋l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方法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朱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

         然而，宋代思想流派，百花齊放，程朱理學僅為其中之一派，且在相當時間內，朱熹之說還受朝廷排斥。

       

     所以，程頤、朱熹等人對改嫁婦人的“失節”指責，在兩宋並沒發生大的實際作用，當日社會的婦女們仍然一如既地改嫁、再嫁。

       及至南宋後期，程朱理學才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推崇。隨著宋朝的覆滅，元明清三代的相繼到來，程朱理學成為統治階級認可的官方哲學，“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理學“殺人”之風，便成為現實。

       

       因為，理學在宋代產生以後，發展到元朝，便被正式確立為官方的意識形態，進而被官方所大力弘揚社會的普世價值。

       而朱熹主張的“存天理，滅人慾”的人性論思想，也得到深入闡釋並使之更加系統化。於是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便成為“殺人”的理念。

這即是說，真正把婦女改嫁視為“失節”，乃是元明清時 ，“程朱理學”正式成為國家統治思想後的事。亦因如此，表彰守節不嫁婦女的“貞節牌坊”也隨之驟然增多。

      據人統計的以下資料，就從一個側面十分說明問題：

       

       中國史上受旌表的貞潔烈女，雖在秦朝時已經出現，並得到推崇、讚揚，但並沒有得到官方的、掌權者的推廣，秦漢以降，直至兩宋，婦女改嫁仍是習以為常之事。

       但其後，曆元經明，再到清代，由於官方的推廣，強迫婦女守為丈夫“守節”，才成為了一種禁錮人性，毀滅婦女身心的思想武器。

 

        先秦至晚唐五代十國，有記載的貞節烈女92 人；

        兩宋時期，有記載的貞節烈女倍增至 152 人；

       元朝時期，有記載的貞節烈女倍增至359 人；

        明朝時期，有記載的貞節烈女增至27141 人；

       清朝時期，受到旌表的貞節烈婦竟然高達 100 萬人。

       清代貞節烈婦之多，令人咋舌：中國明清兩代的出現的難以數計的“貞節牌坊”，都是以國家名義，對那些終生守寡或殉夫的女性進行表彰，為她們的道德和特異事蹟建立的牌坊建築。

     然而， 這些牌坊都是封建禮教最明顯的“吃人”見證，它們都埋葬了無數個活潑潑的青春生命。嗚呼！中國古代婦女的悲哀，於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