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這件事，需要繞一點彎兒。

啟的爺爺是鯀，據說帝堯派他治水，歷經九年不得其功，結果被殛之於蘇北魯南的羽山——是堯還是舜下令殺的鯀，說法不一——反正行刑官是祝融。可以確定的，舜又任命鯀的兒子、啟的父親禹為司空，派他繼續治水。

奮戰十三年，禹治水大獲成功，還劃定了“九州”。 於是，當時的天下共主帝舜，賜大禹姓“姒”——當了所有“姒”姓子民的“族長”；同時，還封給大禹土地——國號為夏。

當時的“中國”大地上，主要有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部族集團。前兩個關係融洽，而苗蠻集團中的“三苗”一支，對中原為患最大。大禹治水成功並受封后，又征伐三苗，取得了大勝。之後，他娶了塗山氏之女，且會盟天下諸侯；再之後，大禹巡視天下，崩於會稽。

關於大禹治水的真實性，我寫了一個問答，如有興趣，可以搜出來看看。非常著名的學者徐旭生先生，曾專門考證大禹治水的地域，認為“主要地是治黃河下游的水患。施工最多的地方在兗州。而在豫州東部及徐州的部分平原，可能也曾施工”，很可能還“對淮水做了一些工作”。 大禹去世前，已經對身後的接班問題做了安排——傳位於皋陶。不幸皋陶早亡，大禹又決定傳位給皋陶的兒子益。

戰國時期，對於古人的“禪讓”，曾經吹捧到了天上——堯舜禹都是憑藉禪讓上位的；堯也是經過禪讓為帝；禹又禪讓給皋陶和益。

當時參與熱議禪讓的，不僅是儒家。不過，對於啟取而代之益，仍然大讚為禪讓的，好像只剩儒家了。《孟子.萬章上》就此曾大發議論，核心意思是說，啟之所以能夠即位，不是因為啟拍胸脯講“我爸是大禹”，而是源於“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反過來，益沒能按計劃掌權，不是別的原因，而是“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益本人的德性和所施德政尚缺所致。

對此，古本《竹書紀年》、《韓非子》、上博簡《容成氏》都持不贊同的意見。

第一個，啟把益殺了。

戰國時期，對啟代之以益，已經有了不同於儒家禪讓的說法。古本《竹書紀年》說，“益幹啟位，啟殺之”。按這個說法，大“位”本來就是啟的，益企圖謀取，所以被殺了——那麼，啟之“位”，就不是禪讓，而是世襲了。

《韓非子》是另一個說法，“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啟”——啟如果不是擁有了私人部隊，也是有一批忠誠的手下，因此有能力殺益。

上博簡《容成氏》說，“啟於是乎攻益自取”——這個說法和韓非子相近。

不管真相是什麼情況，啟和益之間的爭鬥一定很激烈。屈原的《楚辭.天問》描述過這種局面，說大禹傳位給益之後，他拘禁了啟，啟逃脫後“反起殺益”。

這是啟取得權位的第一步。

第二步，“鈞臺之享”——上位之後的啟會盟天下諸侯，以獲得諸侯們認可他的合法地位。

《左傳》記載了幾次古代的重大會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搜，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西晉的杜預對此註釋說，“啟，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啟享諸侯於此。”——看來，會盟諸侯也是事關成敗的大動作。

第三步，征伐不服從的有扈氏。

在會盟大會上，多數的諸侯是站在啟的一邊了，至少保持了緘默。但是，有扈氏——益所屬的族群，表示不服。 於是，“啟伐之，大戰於甘”。

《史記.夏本紀》記載了這件事。據說是出自孔子之手的《書序》也講到了這件事，說《尚書.甘誓》是啟攻打有扈氏的宣戰書和戰前動員令。

這篇“檄文”，的確義正詞嚴、慷慨激昂。啟，隻字不提有扈氏不服啟殺益而自立這件事，而是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大意是說有扈氏道德淪喪，他代表上天的意願剿殺之。

還是不管怎麼說吧，啟由此奠定了夏朝的400多年基業。

以上就是啟建夏朝的“三部曲”。

確實，儒家的這種認識一直影響到現在。比如有人認為，禪讓的時期，當“天子”不意味著貪戀權位和享樂，而是代表著為民服務的職責及奉獻精神。所以才有禪讓——讓位給更賢明、更能幹的人擔任最高統領——當然，這種理解未免過於天真。

世界上大多數的古代史學者，確實認為人類早期，存在過一個共生、共享的“大同”階段。但是，這個階段，隨著剩餘勞動果實的產生，很快就結束了。於是有了“權力”，透過權力可以掌控、分配、多佔勞動成果——這是避免不了的——表面看似退步，實則是歷史的進步。

就中國來說，黃帝時期，就征服東夷、九黎，大戰炎帝；帝堯或帝舜，因為鯀和共工不聽命令，就“殛之”；大禹曾徵三苗；啟殺益並打敗有扈氏，等等。這些都說明，在那個時候，世界已經不是“一團和氣”，“政.治”這個玩意兒業以形成。

北京大學考古學院的副院長孫慶偉教授，對於古代禪讓，有了新的解釋。他經過考證認為，堯舜禹和皋陶、益，分屬於華夏和東夷兩大族群集團——堯傳位於舜；舜再傳位於禹；然後禹又傳位於皋陶，皋陶死後傳位於其子益——這個過程反應的是——華夏集團（堯）讓位於東夷集團（舜）；再讓位於華夏集團（禹）；又讓位於東夷集團（皋陶和伯益）。 這更像兩大族群集團為了生存和發展，而達成的一種輪流執政的制度設計。

這種解釋，是很有道理的。

啟，只不過是打斷了輪流執政這一傳統。

《淮南子.齊俗訓》說，有扈氏被啟剿滅，後人稱其“為義而亡”，有扈氏是“知義而不知宜也”。“宜”是什麼？“時宜”而已。就是說，有扈氏的為義而亡，可能是不合時宜的。這個時宜，或許是指，傳承多年的輪流執政，已經到了有可能被世襲制度代替了的時候。

按照現在有的文獻記載，大禹生前曾經按照堯舜以來的慣例，由各地諸侯推舉皋陶來做繼承人。但皋陶的年紀比大禹要年長，所以在大禹活著的時候便去世了。之後大禹就推舉益來繼承。根據《史記•夏本紀》的說法:

“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闢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闢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夏後啟。《山海經》裡面描述他的形象是：“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啟）。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這種半人半神的形象說明了先民對於這位開國太祖的敬仰。

司馬遷的這種說法來自於《孟子》。據《孟子•萬章上》有這樣的記載: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

也就是說打官司的人不去益那裡打官司，而是去啟那裡打官司，並認為啟是“我君王的孩子”於是夏啟成為天子。《孟子》的這段記錄比《史記》成書要早的多，也更加關鍵，其要害就是“訟獄”。

大家都知道，在歐洲中世紀這個時代，人們打官司都是去找有權威的諸侯來做司法裁判，而不是近現代的法院。也就是說原被告都找個雙方能夠信服、也有能力保證仲裁結果落實的仲裁人。大到國君小到庶民間的糾紛，都是如此。 比如說法國聖路易王，因為公正賢明，所以於是很多人就去找他打官司。其實中國上古時期也是這個樣子，舜、皋陶、夏啟、文王都有過這樣的記錄。比如周文王時期著名的“虞芮質厥成”——周文王完美的解決了虞國和芮國之間的領土糾紛。 而之前被諸侯推舉為天子候選人的皐陶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司法之神”，也就是說當時人們認為法律的建設成為了當務之急，這也可能和大洪水後出現了太多的領土糾紛有關——在古埃及也有類似的情況。由此可知夏啟被擁上天子之位的根本原因乃是時代，可以說是歷史的行程使然。

夏啟的時代的中國是封建時代的少年時代，因為所有這種性質的文明，都是依據的習慣法，而且在法律上的選擇是非常多元的。 至於顧頡剛在《啟和五觀與三康》裡批評《孟子•萬章上》是杜撰，並認為：

“啟是被禹認為不足任天下的……但是禹的這個不肖子到了儒家的學說裡卻變成了一個克家的令子了”，儒家把益、啟都說成了賢人，“啟固然是禹的的兒子，益也不失其大賢的資格；一場徵誅的慘劇變成了揖讓，我們真不能不佩服儒家改造古史的聰明的手段！”

而這種老生常談的“疑古”言論其根據依舊就只是一本來路詭異，後來又“失傳”的《竹書紀年》。這種譁眾取寵的學術也真是呵呵了。

傳說這裡是大禹和塗山氏之女邂逅並相戀的地方，二人的兒子就是夏後啟。

現代人想象中塗山氏帶著兒子夏後啟，等待著與丈夫大禹團聚。

夏啟是大名鼎鼎的禹的兒子，當禹取代舜做了華夏聯盟部落首領之後，由於當時還實行軍事民主制，他選定了益做自己的繼承人，但是當時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發展，剩餘價值增多，君主的權力越來越大了，禹希望啟來繼承他的天下，所以，禹表面選擇益來繼承，卻大力培養啟治理國家的能力，讓他頻繁與各路諸侯接觸，搞好關係。國家的各級官員也都是啟的親信和朋友。

禹死之後，天下諸侯和文武百官自然都擁護啟，益雖是法定繼承人，但沒有功績，百姓也不服他，等到益為禹守孝三年之後，天下早已經忘了這個人，紛紛投到啟的麾下。《史記 夏本紀》“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諸侯們不去朝見益而去朝見啟，百姓打官司都不找益而找啟，唱歌也只讚頌啟而不是益，理由就是“啟是我們大王禹的兒子”

這個時候的禪讓制已經過時了。古老的氏族社會那種“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世界結束了，世襲製取代禪讓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益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孚眾望，無力與啟抗衡，因此“三年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闢居箕山之陽”。益為了避讓啟，守喪三年之後，到了箕山的南面隱居去了。

但是啟的繼位不是一帆風順的，有一個有扈氏的部落得知是禹的兒子繼位，就發動了叛亂。啟於是舉行了誓師大會，對六軍兵將宣佈有扈氏的罪行，雙方在一個叫“甘”的地方大戰一場。夏王朝的軍隊訓練有素，把有扈氏打的打敗而逃，夏軍奮起直追，直到剿滅了有扈氏，這就是有名的“甘之戰”。

剿滅了有扈氏之後，為了慶祝勝利，也為了鞏固統治，啟效仿當年父親禹“塗山大會”的方法，在“鈞臺”大宴諸侯，顯示自己的權威。各地諸侯一方面感念禹的恩德，另一方面不想步有扈氏的後塵，不敢不來，於是紛紛來到鈞臺朝見啟。

禹不止啟一個兒子，禹的幼子武觀羨慕哥哥做天子的權力和威風，於是暗中積蓄力量，擁兵自守，自己稱王。

啟命彭伯率軍討伐武觀，武觀終究兵力有限，兵敗投降，為了消除威脅，啟殺死了武觀。自此之後，啟的統治地位牢不可破，成了一統天下的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