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明朝計程車大夫風骨猶在，許多官員特別是言官已直言進諫為榮，海瑞在這方面並不孤獨，但是直言進諫的原因和目的有時並不單純。有的確實是為國為進言，不畏個人前途和身家性命，值得點贊。有的卻是為故意觸怒皇帝，以身試刑，只為求得直名和不畏強權的美譽，所以皇帝看到這些進言也不做任何表示“留中不發”，這樣做就有些脫離了士大夫風骨。

滿清統治時期，不管漢臣還是滿臣，都已淪為君主的奴才。即使是顯赫的軍機大臣也不過是皇帝的秘書外加傳聲筒，再加上滿清以少數民族統治兆萬人民，極力加強思想控制，“文字獄”數量之多頻率之高範圍之大，世所罕見。在這種情況下，清朝官員思想自我保護意識強，直言進諫的少之又少，更不要說當面痛罵皇帝，皇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清代是皇權達到頂峰的朝代，為什麼縱觀清代沒有出現著名的錚臣，大概有三個方面。

第一清代從康熙朝開始完成了道統和治統的合一。清朝初期的屠殺手段，恐嚇了很多讀書人，於是順利的把道統和治統合一，最終皇帝才成為至高權威。在這種權威下，皇帝所做都是正確的，不需要錚臣的提醒和死諫。

第二從清軍入關開始對漢族採取了一系列的殘酷的屠殺政策，進而推行剃髮易服，漢民族的脊樑徹底被打斷，老實做了順民奴才。

第三對文人採取文字獄，讀書人陷入了白色恐怖，讀書人就是入仕後最多隻能做個能臣，幹臣，絕不可能做個錚臣，去挑戰皇帝的權威。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總之清朝的官員只是一群被皇帝控制的奴才，要出現前朝那樣的錚臣怎麼可能。

海瑞是好官嗎？他判的所有案子都是窮人贏富人，平民贏高官。是的，是所有。這正常嗎。自己親閨女吃了下人一個饅頭男女授受不親，硬是關禁閉關死了（正史）。為官為人一塌糊塗。自古“愛國賊”更誤國，幸虧“千古一相”明辨是非，到死不用他，不然又是一個誤國誤民的主。

海瑞是一個所謂的道德標杆，一個廉政模範！並不是一個稱職官員的楷模！跟同時代的張居正，徐階，高拱，殷正茂，張四維，馮保等能臣比，海瑞什麼也不是！

張居正這種能臣，幹員，都不罵皇帝，海瑞有什麼資格罵？

什麼是好官員？對上敬畏，對下愛民，恪盡職守，就是好官員！

上下級這種關係就是在西方所謂民主制度下，也不可避免！

下級都罵上級，都按照自己想法來，豈不亂套？

清朝皇帝要的是奴才，不是人才。漢人受到打壓漢官都是戰戰兢兢的做事，根本不敢違悖聖意，滿族人是家奴，更不能與主子對抗。其實在根本上是體制問題，明朝是內閣制官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力，他們可以聯合起來反對聖意推進自己的主張。而清朝是獨裁製，皇權空前集中，上書房和軍機處是秘書機構，官員只能絕對聽命皇帝。所以，清朝只有何申之流而出不來海瑞。

封建王朝士大夫也就是知識分子，受傳統文化教誨以敢言死諫為榮，再者:民重、君輕、社稷次之，不要以現代的務實變通要求那個時候的海瑞，還有人說:海瑞七十幾歲還納妾，正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嘛。

這個問題可以翻譯為兩個問題：

明清文字獄哪個更恐怖的問題？清一代有沒有海瑞似的名臣的問題？敢於放炮的臣子，在清朝能否生存？

如果我說，兩個朝代的文字獄彼此彼此，甚至明的文字獄更加恐怖，會不會有人撲上來要咬我？這是我的第一個答案。

第二個答案的答案也同樣，有，比如說雍正朝名臣孫嘉淦，民族英雄左宗棠都是這一類的敢放炮的清官，生存一點都沒受影響。

為什麼說明朝的文字獄更加恐怖？我真不是給清洗地，而是有事實做支撐的。

清的文字獄代表性案例主要是順治朝的明史案，這一案因為金庸先生《鹿鼎記》的傳播而天下聞名；其餘的主要有雍正朝“維民所止”案，康熙朝的戴名世《南山集》逆案（使用南明永曆年號），乾隆朝的“清風不識字”案，“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即“詠黑牡丹”案。

清的文字獄基本上是有章可循的。因為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文化水平低，故非常忌諱對其的侮辱性稱呼，比如華夷之辨，野豬皮；以及清祖先女真曾為明治下部落，清深以為恥。故此清要極力摸掉這方面的記載，一方面極力美化祖先，甚至說其始祖是“感朱果而孕”。這種套路其實和歷代皇帝登上帝位以後所做的事情是一樣的。比如李唐攀附老子，宋朝攀附趙公明套路是一樣的。

再說的明白一點，清就像一個暴發戶，極力想掩蓋自己曾經做泥腿子、淘大糞的經歷，所以對記錄其祖先粗鄙、貶低其出身，以明諷清的各種文字都極為敏感，從而大興文字獄。但我為什麼說清的文字獄其實沒明那麼恐怖呢？

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章可循，即不涉及到以明諷清，不侮辱清的祖先，不把他們看作野蠻的夷狄，則不會有文字獄的風險；二是規模相對要小。清的文字獄其實一般都不會大規模株連，而明一旦掀起文字獄，則枝枝蔓蔓，株連九族是常有的事。比如清影響最大的文字獄，莊廷瓏的明史案，一共殺了百人不到，很慘。但與明的株連九族，殺人動輒數百上千甚至更多，相比較而言，清的文字獄影響範圍要小得多。

最重要的是，明的文字獄完全無章可循。這也是後世對明最大的詬病所在。

這麼說，一點都不誇張。

舉幾個例子：

翰林編修高啟作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腰斬。兗州知府盧熊把“兗”錯寫成“袞”，被明太祖視為不敬，斬。朱元璋私遊一寺，見壁上有詩“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大怒，將全寺僧人都殺了。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則”與“賊”同，被視為罵太祖起兵當過賊，斬。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作《長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斬。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作《賀冬表》中有“儀則天下”，斬。桂林府學訓導蔣質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斬。

因為朱元璋做過和尚，所以“光”、“僧”、“生”等都成了禁忌詞；而以身作則，那你得死兩回。身同僧，則同“賊”，因為朱元璋不僅做過和尚，還做過賊。

至於其他的文字獄案例，實在是莫名其妙，不知道觸動了朱元璋哪根神經，你就會被誅九族。朱元璋很講信用，說誅你九族，就絕對誅你九族，不帶猶豫的。

後世明的文字獄則更是莫名其妙。比如明成祖朱棣，涉及建文帝的要殺，涉及方孝孺齊泰等人的要殺。而且統統的斬草除根。

殺得狠，最可怕的真的是明的文字獄殺人是無章可循。而清的文字獄只要你不去鄙視愛新覺羅為野蠻人，不去以明諷清，那就沒事。所以你說哪朝的文字獄恐怖？當然是明瞭。

其次，就是海瑞這樣直言不諱大膽敢言的臣子在清活不活的下去的問題。

這個，真沒問題。除了開篇所提到的康雍乾三朝名臣孫嘉淦，還有雍正朝的楊名時，乾隆朝的劉統勳、劉墉父子，最後則是左宗棠左公。

能和海瑞相提並論的清朝名臣，個人認為是孫嘉淦。

詳細比較海瑞和孫嘉淦一生功績，我也沒這精力，也沒那個必要。我們就來比較比較兩人最著名的兩道奏摺，以一窺究竟。

海瑞一生以海青天聞名，但其名聲和功業，個人認為應該歸功於《治安疏》。因為此疏言辭過於激烈，海瑞甚至為自己安排了後事。後果被嘉靖皇帝下獄，差點丟了性命。而治安疏中最有殺傷力也是可能要海瑞命的，應該是下面幾句：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馳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這，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縣罄，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這個其實不用翻譯，大致意思是，一意修道，奢侈浪費，大興土木，賣官鬻爵，猜疑侮辱臣下，橫徵暴斂，”嘉靖就是家家淨“，尤其是最後這句，確實膽子夠大。不得不說，有種。

而雍正朝名臣孫嘉淦，同樣有讓其聲名鵲起的兩道奏摺。

第一道是雍正即位初年，下詔納諫。本來都是官樣文章，但孫嘉淦卻當了真，上了一道奏摺：

世宗初即位，命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陳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上召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學士朱軾侍，徐對曰：“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膽。”擢國子監司業。

《清史稿》沒有錄孫嘉淦這道奏摺的原文，但記載了這道奏摺的主要觀點”親骨肉、停納捐、罷西兵“。

我這裡簡單解釋一下，為什麼說孫嘉淦這道奏摺非常危險，甚至不在海瑞那道奏摺之下。停納捐倒沒什麼可說的，因為納捐本是康熙為了平三藩、平準噶爾籌措軍費而推出的權宜之計，停了也沒什麼，但是”親骨肉、罷西兵“則是公然妄議朝廷大政，而且直指雍正的軟肋，直搗雍正逆鱗，這是要殺頭甚至誅九族的大罪。

親骨肉是什麼？由於電視劇的功勞，大家現在都對康熙晚年的九龍奪嫡耳熟能詳，而孫嘉淦說的就是這件事情。當時雍正將八爺胤禩、九爺胤瑭改名阿奇那、塞斯黑，改名豬、狗，逼迫兄弟或自殺或抄家圈禁，這是雍正登位以後的清算。從雙方鬥得你死我活的情況來看，這是沒有任何迴旋餘地的。

而另一條罷西兵，現在看來是書生之見，因為所謂的西兵有兩件，一是打準噶爾，另一則是打青海叛亂的羅卜藏丹增，按現在的觀點來看，都是非打不可的，否則西藏新疆都將非我所有。但孫嘉淦鑑於當時國庫空虛，民眾生活困苦的現狀，大膽提出罷西兵的建議。

說實在的，這份奏摺真正的意思是說”雍正，你就是個白痴，你乾的事情沒一件是對的“，等於將雍正的國策說的一無是處，就差指著鼻子罵娘了。

孫嘉淦這封奏摺，不比海瑞的差吧，不僅沒有被殺頭，反而升官。

後來乾隆繼位，孫嘉淦接著上了另一封奏摺《三習一弊疏》，這封奏疏號稱有清一代第一奏摺。其實話裡話外都是勸諫乾隆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奢侈浪費、不要親小人遠君子等等，反正就是說乾隆你不要做花花公子。

但這不僅沒有給孫嘉淦帶來災禍，反而一再得到父子兩代人的重用。孫由左都御史轉任刑部尚書，後又升任禮部尚書兼刑部尚書，後又接替李衛的直隸總督一職。

同樣是正直敢言，孫嘉淦遠比海瑞更受重用。海瑞一直在地方任職，一直沒有進入中央機樞，後來被提拔為兩京左右通政、右僉都御史，卻一直在南京任職。要知道，當時的明朝廷在北京，南京只是陪都。

相比雍正乾隆對孫嘉淦的重用，嘉靖、隆慶父子其實一直是把海瑞當作個菩薩供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