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並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的書法成就很高，為“宋四家”之一；蘇軾也是著名的畫家，開創了中國“文人畫”，擅長畫墨竹、怪石、枯木等。

古今人們對蘇軾的評價很高。

對於蘇軾的文采，一代文宗歐陽修說：“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這就是“出人頭地”成語的出處。

蘇軾的學生、“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說：“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逸絕塵耳。”

北宋晁以道說：“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陽關曲。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南宋王灼說：“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

南宋胡寅說：蘇軾的詞“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

南宋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金代王若虛說：“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於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元代元好問說：“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

明代王士禎說：“漢魏以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眾矣。顧所號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

清代名臣曾國藩說：“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嶽，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

對於蘇軾的為人，他的弟弟蘇轍說：“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

黃庭堅說：蘇軾“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

北宋後期宰相劉安世說：“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

宋孝宗趙昚說：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

南宋著名愛國詩人陸游說：“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

清代著名學者王國維說：“三代以下詩人，無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宋史》對蘇軾綜合評價：“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範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

現代著名文學家林語堂說：““我們未嘗不可說，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伽術的修煉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飲酒成癮者，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可是這些也許還不足以勾繪出蘇東坡的全貌。我若說一提到蘇東坡，在中國總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也許這話最能概括蘇東坡的一切了。”

對於自己的一生，蘇軾曾自我總結，說自己“一生憂患，常倍他人”。

蘇東坡八歲時，他父親外出遊歷，母親在家管教孩子讀《後漢書》。書上記載後漢時朝廷動盪，政權落入閹人宦官之手，忠貞廉正之士和太學生，冒著生命危險上書彈劾奸黨，均受到迫害。在這群正人學者之中，有一個名叫範滂勇敢無畏的青年。母親教蘇軾讀的就是《範滂傳》：

建寧二年，送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日：“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母日：“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日：“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蘇軾問母親：“我長大之後若做範滂這樣人，您願不願意？”母親回答：“你若能做範滂，難道我不能做範滂的母親嗎？”

也許正是從小立下這樣的志願，使得蘇軾在考取進士、走上仕途後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對於損害國家、百姓利益的事堅決抵制，也造成了他自己所說的“一生憂患，常倍他人”的境遇。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實施“變法”（史稱“熙寧變法”或“王安石變法”），推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條法等措施；熙寧三年(1070)，推行募役法、保甲法。但青苗法、保甲法等措施給百姓造成了損害。熙寧四年（1071），蘇軾給宋神宗上書，批評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非常生氣，讓御史謝景在彈劾蘇軾，向宋神宗控訴蘇軾的過失。蘇軾請求出京任職，短短五年間，先後被派往杭州任通判、調密州（今山東諸城）任知州、徐州任知州。而蘇軾對此並不在意，每到一地，都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四月，四十三歲的蘇軾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但蘇軾在表章中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朝中的“改革派”（新黨）抓了辮子，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還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作為證據，建議宋神宗誅殺蘇軾。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蘇軾在御史臺監獄受審一百二十多天，經已經辭去宰相職務的王安石等人的努力下，才保全了性命。但出獄後，蘇軾被降職為官階從七品的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職位低微，且無實權，實際是流放到黃州，監視居住。元豐七年（1084），蘇軾被轉往汝州，繼續貶謫生活。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宋英宗的皇后高太后“垂簾聽政”，反對“熙寧變法”的司馬光重新被啟用，出任宰相，蘇軾也被召還朝，升升官階為正三品的翰林學士、知制誥。司馬光上任後盡廢新法，蘇軾認為新法不是都不好，如“募役法”就對百姓有利，提出應予保留，並對反對新法的人掌政後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再度自求外調。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蘇軾出任杭州知州。由於西湖長期沒有疏浚，淤塞過半，“崶臺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湖水逐漸乾涸，湖中長滿野草，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來杭州的第二年，蘇軾率眾疏浚西湖，開除葑田，恢復舊觀，並在湖水最深處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為標誌。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來，築成一條縱貫西湖的長堤，堤有6橋相接，以便行人，後人名之曰“蘇公堤”，簡稱“蘇堤”。

元祐六年（1091），蘇軾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與當政者政見不合，於八月調往潁州任知州，元祐七年二月改任揚州知州、元祐八年九月，再改定州知州。當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改元“紹聖”，“新黨”再度執政，當年（1094）六月，蘇軾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紹聖四年（1097），年已62歲的蘇軾被貶到更加遙遠的邊荒之地儋州（今海南儋縣）。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

然而，蘇軾並沒有因為屢次被貶而消沉。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在這裡辦學堂，興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跟隨他求學。在宋代100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蘇軾成為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儋州人對蘇軾十分崇敬，在儋州，至今還有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表達了儋州人對蘇軾的緬懷之情，。

宋哲宗於元符三年去世，宋徽宗即位，當年四月（1100）大赦，蘇軾北歸。當行至常州（今江蘇常州），蘇軾患病，於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去世，享年六十五歲。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今河南郟縣)安葬。宋高宗即位後，追贈蘇軾為太師，諡號“文忠”，後人因此也稱蘇軾為“蘇文忠公”。

蘇軾不僅精於繪畫，而且還精通畫理。在蘇軾看來，詩理與畫理是相通的，它們都是透過“摹寫物像”來抒發內心的情思。

狂放不羈是蘇東坡性格的底色。因為狂，他惹人忌恨遭人報復；因為狂，他仗義執言不吐不快。因此，蘇東坡總是與社會格格不入, 他的仕途也總是磕磕絆絆。蘇東坡天性率真幽默，像個調皮的孩子一樣喜歡給別人起外號，和別人開玩笑。宋朝有名的歷史學家劉貢父晚年患病，頭髮眉毛脫落，連鼻樑都斷了，十分難看。蘇東坡和劉貢父等幾個朋友在酒酣之際，現場改編了《大風歌》，“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樑”，劉貢父本來眉毛沒了，鼻子塌了，蘇東坡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這個是拿人家的身體缺陷開玩笑了。蘇東坡天真，毫無機心，和誰都推心置腹，看誰都是好人。他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一個天真的人註定是要頭撞南牆的。在南牆面前，有的人幡然醒悟而迷途知返，有的人則堅持理想頭破血流而無怨無悔，蘇東坡就是後者。青年時，他懷著“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的萬丈豪情與人生理想，走上政治舞臺，但這個天性豪爽、天真爛漫、眼裡全是好人的未來文壇宗師不知道，他走上了一條腥風血雨的不歸路。在政治上，蘇東坡卻是個一條道走到黑的主，什麼都看不慣，跟誰都合不來。新黨執政時，他看不慣改革派狂飆突進的改革，批評王安石的獨斷專行；舊黨捲土重來之時，他不滿司馬光對變法的全面否定、對舊黨的趕盡殺絕。對這樣一個“一肚子不合時宜”的蘇東坡，新黨舊黨全不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