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東京都杉並區居民走上街頭，反對政府的垃圾處理場建設計劃。
1965年夏天，江東區南砂汀小學的學生們，在課後紛紛掏出蒼蠅拍打蒼蠅。
日本江東區拒絕收集杉並區的垃圾。
俞飛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規定》正式實施。目前，各地也開始不同程度地推進垃圾分類的工作。生活垃圾分類運作良好的日本，一時間成為華人熱議的參照系。
放寬歷史的視角，日本自江戶時代就頒佈了生活垃圾處理的法令。明治維新，特別是“二戰”結束後，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序帶來生活垃圾劇增，垃圾公害問題再次成為困擾日本的老大難問題。
在此背景下，東京都“垃圾戰爭”打響，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鄰避抗爭和市民訴訟層出不窮。日本痛定思痛，官民攜手，才最終迎來垃圾處理新時代。
經濟高速發展，垃圾成為公害
2011年，BBC(英國廣播公司)推出三集重口味紀錄片《骯髒的城市》，英國曆史學家丹斯諾向全球觀眾展示了十四世紀的倫敦、十八世紀的巴黎以及十九世紀的紐約眾生相，這些城市生活垃圾氾濫，疾病瘟疫肆虐，臭氣熏天的逼真畫面讓全球觀眾瞠目結舌，倒盡胃口。
“二戰”結束後，日本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富起來的日本市民狂熱地追捧新三大神器——“電視、冰箱、洗衣機”。“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時代，市民生活垃圾排放量激增。日本政府急於復甦經濟，因而對垃圾的處理掉以輕心，簡單的混合收集填埋焚燒，處理能力遠遠趕不上與日俱增的垃圾排放量，垃圾圍城讓市民苦不堪言。
1954年，日本國會透過《清掃法》，規定市區為特別清掃區域，市町村負責統一清掃處理生活垃圾。1963年，厚生省《生活環境設施改善五年計劃》明確城市垃圾先焚燒後填埋、廁所水洗化的處理方法。1965年，日本內閣對此計劃撥款1100億日元。大小城市紛紛上馬專案，購買垃圾焚燒爐。
但是，在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程序中，日本的土地和河流依舊被大量工業廢物所汙染，嚴重威脅周邊居民的生命健康。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四大公害案——熊本縣水俁病訴訟、富山縣疼疼病訴訟、三重縣哮喘病訴訟、新瀉縣水俁病訴訟，舉國震驚。1960年，日本全國垃圾排放量730萬噸，1965年上升為1600萬噸，1970年增長到3000萬噸。
意識到工業汙染的嚴重性，1970年，日本“公害國會”頒佈了《廢棄物處理法》，明確規定了國民、企業和政府的廢棄物處理責任。新法將廢棄物分為“生產廢棄物”和“一般廢棄物”。生產廢棄物受到嚴格管制，工業廢物不再可以任意排放。而生活垃圾屬於一般廢棄物，國民有責任協助國家和地方公共團體開展廢棄物減量、正確處理的相關對策措施。具體包括：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可燃燒;不可燃燒;粗大垃圾(電視、冰箱等);玻璃、塑膠瓶。國民需要遵守政府的規定，將分類正確的垃圾送到指定垃圾收集點。
新法實施之後，日本工業汙染得到有效治理;苦於國土面積狹小，填埋地點難尋，而焚燒設施容易排放有毒物質二噁英，受到市民抵制，生活垃圾治理難度極大，舉步維艱。
東京垃圾戰爭，拒絕成為垃圾桶
人口千萬的東京地少人多，大部分生活垃圾運往郊區的垃圾處理場和海邊填埋、焚燒或者乾脆一倒了之;每日大量糞便排入東京灣，臭氣熏天，引發沿岸的環境問題。垃圾處理廠成為蚊蠅滋生地，當地民眾深受其害。
1966年，東京都杉並區居民反對在本地興建垃圾場。燎原之火意外引發了一場垃圾戰爭，生活垃圾隨之成為日本最緊急的城市問題。
此前，東京都政府選定杉並區高井戶地塊修建垃圾處理站，該地塊所有者立即提起訴訟，要求取消已經決定的城市計劃專案。當地居民質疑政府從未公佈選址理由，沒有和當地居民協商，“幹嗎把垃圾處理站建在我家門口”?
東京都清掃局局長解釋：“人們討厭垃圾，所以居民肯定會反對。某種程度上不採取強制措施就不能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反過來，建設的工場要超一流回報當地。以此對居民進行實踐教育，改善人們對垃圾的印象。”官員堅持克服民眾阻力，強調建設處理場的緊迫性和新設施的安全性。但是，效率至上的官方決策反而加深了居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激烈抗議的居民走上街頭，直接襲擊政府人員，都政府被迫喊停垃圾處理站建造計劃。這樣一來，東京“最後的垃圾桶”——江東區民眾忍無可忍：“憑什麼總是欺負我們這些老實人?”
面朝東京灣的江東區，幾百年來一直是江戶各區的垃圾填埋地，成為當地民眾心中永遠的痛。1957年，東京都在江東區夢之島修建第14號填埋場時，官方曾信誓旦旦地保證：“大家請放心，我們會盡最大努力防止垃圾帶來的危害。拜託了!”
東京都七成廢棄物運到江東區填埋，大部分是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生垃圾”。每天5000多臺垃圾車駛來，交通堵塞、垃圾外溢、汙水亂流、惡臭撲鼻，居民無不怨聲載道。埋藏大量垃圾的夢之島，密密麻麻的蒼蠅飛進住宅區。掛一件洗乾淨的衣服出去，不到兩個小時，上面就會歇滿黑壓壓的蒼蠅。
當地居民進餐前，必須提前一兩個小時關閉房門，用殺蟲劑殺死蒼蠅，飯菜第一時間罩上網罩，迅速進食，力爭搶在蒼蠅大量鑽入房間前結束用餐。吃飯時還得邊吃邊扇扇子，驅趕蒼蠅。江東男子最怕聽見外地妻子抱怨：“我怎麼瞎了眼跟著你嫁到這個鬼地方!”
東京都政府再施緩兵之計，表示1970年就會結束夢之島垃圾填埋工作。但是，政府的承諾再次淪為空頭支票，不僅如此，還增設了第15號填埋場。看到杉並人成功阻止了垃圾處理場的建造，江東人多年來埋藏在心底的憤怒一下子爆發出來：“你們不想在本地建垃圾處理場，就把垃圾都扔給我們。我們忍了這麼多年，忍無可忍!”
1971年，區議會透過抵制決議，江東民眾破天荒地把所有區外垃圾車攔在本區入口，詢問“是否同意在貴區建設垃圾處理場”，不同意就禁止該區的垃圾車駛入。一場東京都內城市垃圾狙擊戰，就此打響。
67歲的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第二天便緊急透過電視，嚴正宣佈：“我聲明發生了垃圾戰，要堅決採取應對措施。這是一場無論如何也不能輸的戰爭。”表明東京都政府的決心。1967年4月，贏得東京市都知事選舉後，他宣佈：“我想成為一名東京的清潔工。”美濃部亮吉清晰地闡述了他將致力於解決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病態部分，努力提高生活在大都市中人們的生活質量，將盡力糾正對社會弱者出現的不公平現象。
東京都為讓各區分擔垃圾處理工作，支援江東區提出的在各自的區內處理垃圾的建議，同時認為建設杉並區處理場是解決垃圾問題的當務之急。
六天後，江東區議長親自帶領議員在各個主要路口設立檢查站，盤查每一輛垃圾車的證件，杉並區垃圾車全部被拒之門外。“杉並垃圾滾回去!”“請不要再這樣了!”“各地區的垃圾都要在各自的區裡處理”的呼聲，此起彼伏。“江東區不是垃圾場”的巨大橫幅在風中飄揚。
震撼教育，垃圾分類走向法治化
東京都環衛工會宣佈，工人拒絕收集杉並區垃圾。5月天氣日漸炎熱，杉並區垃圾大量滯積，垃圾堆散發著惡臭。為了防止疫病蔓延，區政府出動消毒車給路上的垃圾噴灑消毒液。慘狀透過電視和報紙傳遍了全日本。
那些堅持“不要在我家後院建設垃圾處理場”的市民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教育。東京都富人區居民聽到刺耳的批評聲，“這些有錢的大爺，以為我們是貧民窟的窮人，什麼都想用錢解決!這一次，他們打錯了算盤”。
這場垃圾抵制運動已經持續了6年。漫長的拉鋸戰，讓東京都政府和杉並區居民都疲憊不堪。
1972年，各方同意召開討論處理垃圾問題的都區懇談會。東京都方面主張：“都區懇談會在人員構成、運作、作出結論等方面都儘量體現民主性。”但反對建設杉並處理場的一方認為：“都區懇談會沒有法律許可權，但東京都知事完全採納了懇談會的建議，並作出了決定;在懇談會38名成員中只有9名居民代表，而這9名也都是各種團體的負責人，不是真正的居民代表;選址時沒有考慮公害問題(候選地大氣汙染程度等)，這很荒唐;東京都的宣傳很片面，把高井戶的居民說成是壞人。”
江東區指責杉並區的地方保護主義，希望東京都嚴厲應對，同時，再次用武力阻止來自杉並區的垃圾車。而杉並區的居民連續發動總動員，使得懇談會3次流產。
“垃圾戰爭”的最終轉機發生在1973年10月。面對始終沒有推進的杉並區垃圾處理廠建設，江東區準備第三次發動禁止垃圾車入境的行動。這一次，江東區甚至威脅要把抵制範圍擴大到東京各區。
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東京都政府再也坐不住了，一改過去被動調停者的姿態，開始主動介入。
東京都給杉並區定下了11月5日這一最終期限。在杉並區反對派仍然拒絕之後，美濃部知事宣佈，將用強制徵收的手段來建立垃圾處理廠。
在日本，強制徵收土地可謂一個大膽舉動。支撐戰後日本民主體制的重要一環就是土地的私有化。政府對利用公權力來徵收私有土地的方法十分謹慎。另外，和“垃圾戰爭”幾乎同時進行的，還有著名的成田機場土地所有者反對運動，公權力的運用受到了全社會的嚴格監督。
直到1974年，各方才在法院的艱難調停下達成全面和解，區民同意在杉並區建設垃圾處理場，同時規劃和施工必須尊重居民團體的意見。這場沸沸揚揚的東京垃圾戰爭終於落幕。
此前在1972年，東京環衛局進行了173次垃圾處理宣傳，共有7635人參加。東京環衛局與鄰里協會進行了多次垃圾問題小組討論，座談會和“暑期學校”。1974年，為響應當年的垃圾宣傳活動，4萬多名東京人到工廠參觀，參加研討會。1976年，6萬市民參觀了垃圾焚化爐和垃圾填埋場。
東京環衛局還對少年兒童進行了針對性的教育，並透過他們向父母進行宣傳，組織焚化爐的親子之旅專場。該局贊助了一年一度的兒童繪畫與垃圾相關主題的比賽和展覽，並收到了來自都市區小學生的數千份參賽作品。
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爆發，更讓日本人開始認識到資源的有限性和有效利用資源的必要性。日本經濟從高度增長逐漸走向穩定增長。垃圾數量的增加也變得緩慢，與此同時，地方自治團體加緊建設相關設施。
在此背景下，日本提出“混則垃圾，分則資源”的口號，大力提倡垃圾分類。1991年和1995年相繼頒佈《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和《容器包裝迴圈利用法》，這兩部法律奠定了日本社會垃圾分類處理與迴圈利用模式的基礎，垃圾分類和資源化走上法治化道路。
2008年，東京都23區特別區長會決定，對本區內處理不完的垃圾，以每噸1500日元(約100元人民幣)的費用支付給承擔其垃圾處理的區。這樣一來，每年接受約270萬噸垃圾(23個區垃圾量的1/6)的江東區一年收到兩億日元以上的費用，同時，沒有垃圾處理廠的核心區新宿區每年要支付1億日元。
就在杉並區垃圾處理廠開工建設的同一年，江東夢之島公園開園。現在的夢之島綠樹成蔭，擁有東京都內數一數二的綠地面積，成為東京的“海上綠島”和著名旅遊景觀，遊人如織，風景如畫，當年“惡魔島”的景象一去不復返。
百年彈指一揮間，東京蝶變為全球垃圾分類第一城
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東京都杉並區居民走上街頭，反對政府的垃圾處理場建設計劃。
1965年夏天，江東區南砂汀小學的學生們，在課後紛紛掏出蒼蠅拍打蒼蠅。
日本江東區拒絕收集杉並區的垃圾。
俞飛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規定》正式實施。目前，各地也開始不同程度地推進垃圾分類的工作。生活垃圾分類運作良好的日本，一時間成為華人熱議的參照系。
放寬歷史的視角，日本自江戶時代就頒佈了生活垃圾處理的法令。明治維新，特別是“二戰”結束後，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序帶來生活垃圾劇增，垃圾公害問題再次成為困擾日本的老大難問題。
在此背景下，東京都“垃圾戰爭”打響，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鄰避抗爭和市民訴訟層出不窮。日本痛定思痛，官民攜手，才最終迎來垃圾處理新時代。
經濟高速發展，垃圾成為公害
2011年，BBC(英國廣播公司)推出三集重口味紀錄片《骯髒的城市》，英國曆史學家丹斯諾向全球觀眾展示了十四世紀的倫敦、十八世紀的巴黎以及十九世紀的紐約眾生相，這些城市生活垃圾氾濫，疾病瘟疫肆虐，臭氣熏天的逼真畫面讓全球觀眾瞠目結舌，倒盡胃口。
“二戰”結束後，日本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富起來的日本市民狂熱地追捧新三大神器——“電視、冰箱、洗衣機”。“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時代，市民生活垃圾排放量激增。日本政府急於復甦經濟，因而對垃圾的處理掉以輕心，簡單的混合收集填埋焚燒，處理能力遠遠趕不上與日俱增的垃圾排放量，垃圾圍城讓市民苦不堪言。
1954年，日本國會透過《清掃法》，規定市區為特別清掃區域，市町村負責統一清掃處理生活垃圾。1963年，厚生省《生活環境設施改善五年計劃》明確城市垃圾先焚燒後填埋、廁所水洗化的處理方法。1965年，日本內閣對此計劃撥款1100億日元。大小城市紛紛上馬專案，購買垃圾焚燒爐。
但是，在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程序中，日本的土地和河流依舊被大量工業廢物所汙染，嚴重威脅周邊居民的生命健康。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四大公害案——熊本縣水俁病訴訟、富山縣疼疼病訴訟、三重縣哮喘病訴訟、新瀉縣水俁病訴訟，舉國震驚。1960年，日本全國垃圾排放量730萬噸，1965年上升為1600萬噸，1970年增長到3000萬噸。
意識到工業汙染的嚴重性，1970年，日本“公害國會”頒佈了《廢棄物處理法》，明確規定了國民、企業和政府的廢棄物處理責任。新法將廢棄物分為“生產廢棄物”和“一般廢棄物”。生產廢棄物受到嚴格管制，工業廢物不再可以任意排放。而生活垃圾屬於一般廢棄物，國民有責任協助國家和地方公共團體開展廢棄物減量、正確處理的相關對策措施。具體包括：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可燃燒;不可燃燒;粗大垃圾(電視、冰箱等);玻璃、塑膠瓶。國民需要遵守政府的規定，將分類正確的垃圾送到指定垃圾收集點。
新法實施之後，日本工業汙染得到有效治理;苦於國土面積狹小，填埋地點難尋，而焚燒設施容易排放有毒物質二噁英，受到市民抵制，生活垃圾治理難度極大，舉步維艱。
東京垃圾戰爭，拒絕成為垃圾桶
人口千萬的東京地少人多，大部分生活垃圾運往郊區的垃圾處理場和海邊填埋、焚燒或者乾脆一倒了之;每日大量糞便排入東京灣，臭氣熏天，引發沿岸的環境問題。垃圾處理廠成為蚊蠅滋生地，當地民眾深受其害。
1966年，東京都杉並區居民反對在本地興建垃圾場。燎原之火意外引發了一場垃圾戰爭，生活垃圾隨之成為日本最緊急的城市問題。
此前，東京都政府選定杉並區高井戶地塊修建垃圾處理站，該地塊所有者立即提起訴訟，要求取消已經決定的城市計劃專案。當地居民質疑政府從未公佈選址理由，沒有和當地居民協商，“幹嗎把垃圾處理站建在我家門口”?
東京都清掃局局長解釋：“人們討厭垃圾，所以居民肯定會反對。某種程度上不採取強制措施就不能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反過來，建設的工場要超一流回報當地。以此對居民進行實踐教育，改善人們對垃圾的印象。”官員堅持克服民眾阻力，強調建設處理場的緊迫性和新設施的安全性。但是，效率至上的官方決策反而加深了居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激烈抗議的居民走上街頭，直接襲擊政府人員，都政府被迫喊停垃圾處理站建造計劃。這樣一來，東京“最後的垃圾桶”——江東區民眾忍無可忍：“憑什麼總是欺負我們這些老實人?”
面朝東京灣的江東區，幾百年來一直是江戶各區的垃圾填埋地，成為當地民眾心中永遠的痛。1957年，東京都在江東區夢之島修建第14號填埋場時，官方曾信誓旦旦地保證：“大家請放心，我們會盡最大努力防止垃圾帶來的危害。拜託了!”
東京都七成廢棄物運到江東區填埋，大部分是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生垃圾”。每天5000多臺垃圾車駛來，交通堵塞、垃圾外溢、汙水亂流、惡臭撲鼻，居民無不怨聲載道。埋藏大量垃圾的夢之島，密密麻麻的蒼蠅飛進住宅區。掛一件洗乾淨的衣服出去，不到兩個小時，上面就會歇滿黑壓壓的蒼蠅。
當地居民進餐前，必須提前一兩個小時關閉房門，用殺蟲劑殺死蒼蠅，飯菜第一時間罩上網罩，迅速進食，力爭搶在蒼蠅大量鑽入房間前結束用餐。吃飯時還得邊吃邊扇扇子，驅趕蒼蠅。江東男子最怕聽見外地妻子抱怨：“我怎麼瞎了眼跟著你嫁到這個鬼地方!”
東京都政府再施緩兵之計，表示1970年就會結束夢之島垃圾填埋工作。但是，政府的承諾再次淪為空頭支票，不僅如此，還增設了第15號填埋場。看到杉並人成功阻止了垃圾處理場的建造，江東人多年來埋藏在心底的憤怒一下子爆發出來：“你們不想在本地建垃圾處理場，就把垃圾都扔給我們。我們忍了這麼多年，忍無可忍!”
1971年，區議會透過抵制決議，江東民眾破天荒地把所有區外垃圾車攔在本區入口，詢問“是否同意在貴區建設垃圾處理場”，不同意就禁止該區的垃圾車駛入。一場東京都內城市垃圾狙擊戰，就此打響。
67歲的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第二天便緊急透過電視，嚴正宣佈：“我聲明發生了垃圾戰，要堅決採取應對措施。這是一場無論如何也不能輸的戰爭。”表明東京都政府的決心。1967年4月，贏得東京市都知事選舉後，他宣佈：“我想成為一名東京的清潔工。”美濃部亮吉清晰地闡述了他將致力於解決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病態部分，努力提高生活在大都市中人們的生活質量，將盡力糾正對社會弱者出現的不公平現象。
東京都為讓各區分擔垃圾處理工作，支援江東區提出的在各自的區內處理垃圾的建議，同時認為建設杉並區處理場是解決垃圾問題的當務之急。
六天後，江東區議長親自帶領議員在各個主要路口設立檢查站，盤查每一輛垃圾車的證件，杉並區垃圾車全部被拒之門外。“杉並垃圾滾回去!”“請不要再這樣了!”“各地區的垃圾都要在各自的區裡處理”的呼聲，此起彼伏。“江東區不是垃圾場”的巨大橫幅在風中飄揚。
震撼教育，垃圾分類走向法治化
東京都環衛工會宣佈，工人拒絕收集杉並區垃圾。5月天氣日漸炎熱，杉並區垃圾大量滯積，垃圾堆散發著惡臭。為了防止疫病蔓延，區政府出動消毒車給路上的垃圾噴灑消毒液。慘狀透過電視和報紙傳遍了全日本。
那些堅持“不要在我家後院建設垃圾處理場”的市民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教育。東京都富人區居民聽到刺耳的批評聲，“這些有錢的大爺，以為我們是貧民窟的窮人，什麼都想用錢解決!這一次，他們打錯了算盤”。
這場垃圾抵制運動已經持續了6年。漫長的拉鋸戰，讓東京都政府和杉並區居民都疲憊不堪。
1972年，各方同意召開討論處理垃圾問題的都區懇談會。東京都方面主張：“都區懇談會在人員構成、運作、作出結論等方面都儘量體現民主性。”但反對建設杉並處理場的一方認為：“都區懇談會沒有法律許可權，但東京都知事完全採納了懇談會的建議，並作出了決定;在懇談會38名成員中只有9名居民代表，而這9名也都是各種團體的負責人，不是真正的居民代表;選址時沒有考慮公害問題(候選地大氣汙染程度等)，這很荒唐;東京都的宣傳很片面，把高井戶的居民說成是壞人。”
江東區指責杉並區的地方保護主義，希望東京都嚴厲應對，同時，再次用武力阻止來自杉並區的垃圾車。而杉並區的居民連續發動總動員，使得懇談會3次流產。
“垃圾戰爭”的最終轉機發生在1973年10月。面對始終沒有推進的杉並區垃圾處理廠建設，江東區準備第三次發動禁止垃圾車入境的行動。這一次，江東區甚至威脅要把抵制範圍擴大到東京各區。
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東京都政府再也坐不住了，一改過去被動調停者的姿態，開始主動介入。
東京都給杉並區定下了11月5日這一最終期限。在杉並區反對派仍然拒絕之後，美濃部知事宣佈，將用強制徵收的手段來建立垃圾處理廠。
在日本，強制徵收土地可謂一個大膽舉動。支撐戰後日本民主體制的重要一環就是土地的私有化。政府對利用公權力來徵收私有土地的方法十分謹慎。另外，和“垃圾戰爭”幾乎同時進行的，還有著名的成田機場土地所有者反對運動，公權力的運用受到了全社會的嚴格監督。
直到1974年，各方才在法院的艱難調停下達成全面和解，區民同意在杉並區建設垃圾處理場，同時規劃和施工必須尊重居民團體的意見。這場沸沸揚揚的東京垃圾戰爭終於落幕。
此前在1972年，東京環衛局進行了173次垃圾處理宣傳，共有7635人參加。東京環衛局與鄰里協會進行了多次垃圾問題小組討論，座談會和“暑期學校”。1974年，為響應當年的垃圾宣傳活動，4萬多名東京人到工廠參觀，參加研討會。1976年，6萬市民參觀了垃圾焚化爐和垃圾填埋場。
東京環衛局還對少年兒童進行了針對性的教育，並透過他們向父母進行宣傳，組織焚化爐的親子之旅專場。該局贊助了一年一度的兒童繪畫與垃圾相關主題的比賽和展覽，並收到了來自都市區小學生的數千份參賽作品。
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爆發，更讓日本人開始認識到資源的有限性和有效利用資源的必要性。日本經濟從高度增長逐漸走向穩定增長。垃圾數量的增加也變得緩慢，與此同時，地方自治團體加緊建設相關設施。
在此背景下，日本提出“混則垃圾，分則資源”的口號，大力提倡垃圾分類。1991年和1995年相繼頒佈《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和《容器包裝迴圈利用法》，這兩部法律奠定了日本社會垃圾分類處理與迴圈利用模式的基礎，垃圾分類和資源化走上法治化道路。
2008年，東京都23區特別區長會決定，對本區內處理不完的垃圾，以每噸1500日元(約100元人民幣)的費用支付給承擔其垃圾處理的區。這樣一來，每年接受約270萬噸垃圾(23個區垃圾量的1/6)的江東區一年收到兩億日元以上的費用，同時，沒有垃圾處理廠的核心區新宿區每年要支付1億日元。
就在杉並區垃圾處理廠開工建設的同一年，江東夢之島公園開園。現在的夢之島綠樹成蔭，擁有東京都內數一數二的綠地面積，成為東京的“海上綠島”和著名旅遊景觀，遊人如織，風景如畫，當年“惡魔島”的景象一去不復返。
百年彈指一揮間，東京蝶變為全球垃圾分類第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