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制度有很多，比如分封制度、宗法制度、禮樂制度、井田制度、兩京制度、西六師等軍制，這其中有一些制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下我將選擇其中在我看來影響最大的一些制度，簡單介紹。

分封制也叫封建制，大致意思就是周天子將天下的土地分給各個諸侯，這些諸侯對於所分到的土地，以及在土地上所建立的國家享有自主權，只需要向天子稱臣進貢，天子打仗的時候派兵支援。其實分封制並非周朝首創，之前的夏商兩朝也採取這一政治制度，只不過西周建立後，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分封制度進行了完善。對於同姓諸侯進行了大規模分封，以此作為拱衛王室的力量。後世的很多朝代，都效法西周，對於宗室皇族進行分封。

宗法制跟分封制是相輔相成的，主要內容就是嫡長子繼承製。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即正妻所生的嫡長子為第一繼承人，在有嫡子的情況下，選立嫡子，而不看年齡齒序，在嫡子中，選擇年齡最長的。這一制度，從制度上確定了繼承人的順序，可以有效的避免王室內亂，經由後世儒家學說的吹捧，自此成為了後世大多數王朝的根本制度。

周公制定的禮樂，包羅永珍，涉及方方面面，規定了不同地位的人，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等都有相應的差異與等級劃分。這實際上是為了維護森嚴的等級制度，使貴賤有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實行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樂制使得每個人各司其職，令低等級的人，安於現狀，無條件的服從於高等級的人，在經過儒家思想的深化改良後，實在是維護統治的一件法寶，為後世的統治者所喜聞樂見。

井田制大致的意思就是，領主將土地分成縱橫交錯的方格，中間是公田，周圍是私田，庶民需要種完了公田才能種自己的私田。其實井田制究竟是否真的嚴格的推行了，目前還存疑，畢竟這種烏托邦式的制度，需要的先決條件太多了，無論是地理還是氣候都能影響到井田制，而最為關鍵的是人心的自私，使得這種制度，即使推行，也會很快被歷史所拋棄。後世王莽曾經強行恢復，最終也以失敗告終。

西周遺留下的制度其實對後世影響非常深遠，部分制度的影響甚至延續到了今天。可以說西周各項制度對後世的影響，遠遠超出一般人想象。

西周根本政治制度是分封制，輔以宗法制，二者互為表裡；行政區劃採取鄉遂制度，以藉田製為基礎；西周禮制，以禮、樂為核心來明確貴賤等級，使得西周社會秩序井然。

分封制在周人平定天下時，是激發諸侯征戰天下的重要手段。周公二次東征之時，左手以分封制鼓勵諸侯主動征戰，右手以藉田制分化殷商遺族，使得周人在短短三年內就迅速平定了武庚為首的叛軍，穩固了天下。所以在推出之初，分封制對周王室的統一天下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正面作用。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分封制卻逐漸體現出弊病：各分封物件擁有的權力太大，導致周王室越來越難以管轄那些桀驁不馴的諸侯以及各級卿大夫們。因而，西周晚期後周王室迅速走向了沒落——這不但是因為周王室長期分封、使得自身實控土地越來越小，更是因為各諸侯國獨立性增強，對周王室形成了巨大掣肘。所以，西周的覆滅雖然是各種因素綜合導致，但分封制無疑是其中根因之一。

到了後世，因為古人對分封制與郡縣制的優劣認識不一，常常會出現某個朝代分封制與郡縣制並存的現象。但整體上，由於分封制對中央集權的掣肘效應過大，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期都是郡縣制佔主導。

在商代，宗法制其實已出現苗頭，但形成比較完善的制度還是在西周。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製；但對於諸別子，宗法制也規定了去處：天子之位由嫡長子繼承，諸別子則被分封為諸侯；諸侯之位由嫡長子繼承，諸別子則被分封采邑成為卿大夫；卿大夫之位也是由嫡長子繼承，其他兒子則降格成為士人；士人職位由嫡長子繼承，其他兒子從此降為庶人。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與工、商、人臣、妾、隸、圉、閽等等一起，就構成了西周等級森嚴、貴賤分明的社會人群架構。

宗法制與分封制互為表裡，使得西周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更加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更接近於一個完整國家。不僅如此，宗法制雖然沒能成為硬性法律，卻給出了一個權力繼承的優先法則。因此，宗法制對保證一個國家政權交接的穩定性也貢獻良多。

宗法制的影響不但是在西周，對後世歷朝歷代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宗法制以出生、血緣來決定繼承權的合法性，明視訊記憶體在著極大弊端。因此，儘管宗法制影響深遠，但即便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宗法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究竟是立嫡還是立賢，從春秋或更早時起，就已經出現了變數。典型事例，晉襄公死後，其嫡子晉靈公尚在襁褓之中；此時，主政的趙盾就主張另立長君，導致晉國遭遇了一次重大內亂。這次內亂，不但令中軍佐狐射姑逃亡狄國，下軍主將先蔑和大夫士會也被迫逃亡秦國去了。晉國這次改立國君，根本上就是因為趙盾想以“立賢”來取代“立嫡”的宗法制，卻最終失敗了。

這說明，雖然宗法制影響深遠，但人們對它還是採取了選擇性的保留態度。

鄉遂制度是建立在藉田制基礎之上的制度，西周初時鄉人大多是周人的同族，遂人則多為被周人征服的異族人士。無論是“鄉”還是“遂”，都以藉田製為基礎，組成藉田“公社”後共同生活、共同勞作。但鄉人與遂人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鄉人擁有政治權力，有從軍的義務。也就是說，鄉人是“華人”、“士人”，遂人則是“野人”、“庶人”。

隨著歷史不斷髮展，不少被周人征服的殷商遺族獲得了周人信任，這些殷商遺族的聚居區也從“遂”升格成為了“鄉”。所以，儘管在《周禮》中記載周王畿內僅有“六鄉六遂”，可從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可看出，周王室不但有“西六師”，還有“東八師”、“成周八師”。所謂的“東八師”、“成周八師”，極大可能就是由殷商遺族構成，也成為周王室征戰天下的主力。

可隨著西周由盛而衰，鄉遂制度也產生了異化。

早在周宣王在位時，改革了藉田制，將王室土地全部私有化給各級權貴經營，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鄉遂制度的基礎。鄉遂制度下，鄉人擁有極大的參政、議政之權，能“詢國危”、“詢立君”、“詢國遷”。可王室“不藉千畝”、將土地私有化後，鄉人的參政議政權利也受到了極大限制。既然失去了權利，底層士人從軍積極性也遭受了極大打擊。周宣王晚年之所以要“太原料民”，正是因為鄉人從軍意願大大降低，使得周王室兵力出現了嚴重短缺，不得已而為之。

進入春秋後，列國為了生存，也對西周遺留下來的各類制度進行了各類改革。像齊國的管仲改革、晉國的“作爰田”和“作州兵”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將土地私有化，改革了藉田制。藉田制被改革後，士人政治權利普遍受到了限制。因此，底層士人效忠物件慢慢轉向了家主，而不是國君。因此，這兩國的鄉遂制度在國家層面已事實上消亡了。

而在那些沒有變革過田制的諸侯國，如魯國、衛國等等，鄉遂制度則儲存得較為長久。這些國家士人的政治地位，自然也比齊、晉二國更高，甚至能驅逐國君。所以，在《左傳》記載中，常常可看到衛國國君被其“華人”趕下臺，被迫流亡國外的記載。

但東周之後，藉田制完全消失，鄉遂制度也就隨之完全消失了，再也沒能在歷史上出現過。

商周之交時，藉田制生產模式相對於奴隸制生產模式，無疑相當於一次土地革命。商王國下的奴隸，一旦逃入周國，就可依據藉田制，以在公田上付出“勞役租”為代價，獲得一份“私田”。對商國奴隸而言，這無異於從地獄逃入了天堂！封神演義中說姜子牙動用法術幫商人平民逃入西岐，雖然是小說演義，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商人底層紛紛投奔周人的史實。正如周公所說，“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逸周書·大聚》）因此，藉田製作為一場土地革命，在商周之交時無疑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和政治意義。

但藉田制因為其公社性質，卻存在一重大弊端——生產效率低下。每個“公社社員”都平均地分到一塊私田，無論工作再努力，報酬都相差無幾，這樣的模式無法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所以，後世管仲在對齊國田制進行改革時，就深刻地指出了藉田制的弊端：“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憚；不告知以時而民不知，不告知以事而民不為。”

正因如此，促使周宣王對藉田制進行了重大改革，把王室土地完全私有化給權貴階層，周王室只管收取賦稅。但這種改革，動搖了鄉遂制度的基礎；而鄉遂制度又是周人徵兵、政治一項基礎制度。所以，周宣王“不藉千畝”改革，動搖了周王室統治的政治根基，雖然初期取得了成功，但最終反倒促使西周更快地走向了沒落。

進入春秋後，不少諸侯國也看出了藉田制生產效率低下的弊端，參照周宣王的改革陸續進行了改革。但像魯國這類較為保守的國家，也依然保留著藉田制。

可藉田制最終消失在歷史舞臺上，是因為生產技術的進步。

春秋以前，藉田制之所以能長期存在，是因為當時鐵器並不普及，單個農戶家庭無法獨立完成大規模的耕種。所以，即便是率先對藉田制進行改革的諸侯國如齊國、晉國等等，也無法脫離集體生產的模式。但到戰國時代後，鐵器被廣泛運用，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藉田制的集體生產模式迅速被列國拋棄，轉向了小農生產模式。特別是秦國商鞅變法後，土地從此徹底私有化，藉田制也因此完全退出了歷史舞臺。

實際上，西周禮制直到今天依然影響著華人。上到國家、下到普通民眾，在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等等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西周禮制的影響。當然，比起西周時代，禮制對於現代華人的約束顯得更加輕微了。

西周禮制的建立，對於古代中國文明程度的提高，功莫大焉。直到現在，人們都常說中國是“禮儀之邦”，西周禮制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這些，就是西周各類制度對當時和後世中國的大致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