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臺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經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裡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麼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大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徵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蒐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裡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裡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裡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藉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後來給黃祖殺掉了。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云:“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面板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面板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象和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更因面板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蝨。所以在文章上,蝨子的地位很高,“捫蝨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裡演講的時候,捫起蝨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形,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象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於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只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個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