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能實施自己的政治主張，又能苟全性命與朝廊。造福施惠於百姓，名垂千秋，這樣仁智勇俱全的人，可以算是聰明睿智者。

東方朔是比較好的，因為他最好還是自然老去，他們幾個太固執了，無法看清形式，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嚴重了，無法變通。過去理想化，殊不知理想與現實之間隔著難於逾越的鴻溝。它們最終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從智慧的角度看，我認為東方朔最有智慧。因為他能徹底看穿這盤棋的終始局，並能適度地把控劇情的演變節奏，使自己的命運與時局的變化節奏緊密切合。也就是說從入局到出局他都把握得很準，以至達到既能充分發揮自己對劉徹的幫襯作用，又能保全自己的目的。東方朔把劉徹扶上正路後，覺得自己的使命已經完成，於是毅然決定悄悄離開，從而完美地保全了自己，這是他智慧的體現。其他幾位由於入局太深，結果都被時局淹沒，不得善終。

應該是東方朔，他沒有像晁錯那樣鋒芒，以致最後被腰斬，沒有像賈宜那樣因為世子意外死亡而抑鬱病死，主父偃志大有才，膽大但心眼小，最終被齊王所殺，唯東方善終！

東方朔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因為他的智慧和詼諧幽默，東方朔曾經為許多求助他的人解決了問題，有一個事我至今印象深刻，漢武帝的乳母犯了法，漢武帝要責罰她，她求助於東方朔，東方朔告訴她，漢武帝怎麼處罰她都不要出聲，不要辯解，在押下殿時，一步一回頭，漢武帝乳母果然照做，掉著眼淚，東方朔在此時斥責她，老東西，不識時務，現在皇上已經不需要你餵養了，一句話說道漢武帝痛楚，於是赦免了其乳母，東方朔利用漢武帝矛盾心理化解難題於無形，可謂智慧。主父偃以推恩令被漢武帝賞識，而又接受封國財物被漢武帝抄家身死可謂不夠智慧。賈誼才華橫溢，才幹卓著無可爭議 ，後世留下了一首詩足以證明，宣室求賢訪遂臣，賈生才調更無綸。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誼有才華，學富五車，可是皇帝不關心這個，而是向他求教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鬼神，所以賈誼有才不能用於世，實在令人惋惜，這也是他欠缺的地方。晃錯為景帝劃策，實行削弱封國的政策，結果導致七王之亂，打著清君側 誅晃錯的旗號，景帝為平息叛亂，借晃錯的人頭對七王起兵的理由進行打擊，可憐晃錯一心為了皇帝大業千秋萬代，落的人頭落地的下場，他能籌劃國家大事，卻沒能籌劃好自己退路，可以說不夠智慧。以上事例對比，高下立判，我還是推崇東方先生。我認為才幹無論身在何世，能用世者為大智慧，真才幹。才幹用世者，知生死進退者，慮事周全，為真才幹，否則，稱不上大智慧。

我是海馬叔叔，2018年共回答了歷史有關問題247條。問題列舉的四位西漢名臣中，要問誰更有智慧，本人認為非主父偃莫屬。主父偃作為法家之士，在完成法家“剷除封建，富國強兵”使命上，舉措是最得當、影響最深遠，比起歷代法家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正是因為主父偃，西漢王朝才完成封建王朝到君主專制王朝的徹底轉變。

法家，作為時代的變革者，從春秋時期開始，就以改革封建社會為自家使命。法家立說的依據就是天下大爭，動盪不安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封建生產力低下和封建社會制度的腐朽導致人們難以生存所致。所以法家將革除封建制度建立統一公平合理的制度釋放生產力作為治理天下動亂根本依據。

歷代法家在諸候國主政成敗關鍵在於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提升經濟實力。然而，在提升經濟方面，法家所遇到的阻力相對較小，阻力最大的還是在改革政治制度之上。縱觀春秋至西漢時期晁錯“削藩”這段時間，法家在革除封建制度上，基本上都是採取強勢的手段進行政治制度變革。當時的法家得到君主的大力支援，在君權和兵權的強力壓制完成封建制度變革的，這種雷霆手段雖然一時壓制住了封建勢力，可到了一段時間，封建勢力也伺機強力“反彈”，如商鞅變法二十年後秦國的甘龍、杜摯復辟之亂、秦統一十七年後六國舊封建貴族趁勢而起、西漢景帝時期因“削藩”引發的“七國之亂”。

主父偃所面對的，不光是歷史頑疾，更是那時緊迫的形勢所逼。西漢王朝到了漢武帝在位初期，不光要治理內部各種豪強、宗族勢力和諸候王封建勢力，更有強大的匈奴外部勢力在威脅著西漢中央政權的穩定，表面平靜的大漢王朝，實則暗流湧動。漢武帝即位，先從內部治理開始推行實行“更化改制”，如何治理諸候王之患就是“更化改制”的一個重要的舉措，諸候王的問題歷經文、景兩代人尚未得到有效治理，這既是老問題，又是新難題。

當時，身為謁者的主父偃向漢武帝多次上言這事，給漢武帝出了一個不急緩適宜的辦法，叫“不殺而除其害”。使得封建勢力這個歷史禍害得到有史以來最徹底的根治。

主父偃在上書漢武帝中說道：“古代諸候的封國不過百里，不論強弱，形勢都容易控制。現在的諸候王有的連城數十座，地廣千里，對他們寬緩，他們驕奢淫佚，對他們嚴急，他們就依仗其強大聯合起來對抗天子朝廷。如果用法律削奪他們的勢力，就會萌生反叛的念頭，不久晁錯的做法就是一個例子。現在諸候王的子弟有的多達數十，其中只有嫡長子才能世代繼位，其他子弟得不到尺寸的封地，這樣仁孝之道得不到體現。希望天子下詔，令諸候王推廣恩澤，把土地分封給子弟，按地封候。那些子弟會人人高興，滿足了他們的願望，朝廷以廣施恩德之名，收分割其國土之實，不必朝廷下令削奪，他們會漸漸削弱的。”後來漢武帝很快採納主父偃的意見，並向諸候王們下達《推恩令》。

《推恩令》下達後，諸候各王除了嫡長子繼位以外，凡是想要推恩分封的諸候王子弟的，都可以上書上報皇帝，皇帝根據他們所在地一一給予各號和封地，將各諸候國拆散成許多小國。《推恩令》的下達，一改過去兵道的方式強制性的解除封建勢力的方式，而是直接將封建矛盾對準封建統治的要害，將中央集權與封建之間的矛盾轉移到封建體制的內部。如此一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封建內部不斷分封、分權，勢力越來越小直到最後完全瓦解。

綜上，主父偃比起其它三位西漢名臣，歷史功績大得多，影響更深遠。主父偃的《推恩令》實施後，漢武帝在一年之內給貧困出身的主父偃官連升四級封候拜相，比起李廣窮盡一生努力都沒封候，可見其意義之重大。

東方朔擅長插科打諢地勸諫漢武帝，其智慧雖讓人歎服但一生都不曾脫離近侍的身份，其最高官職也不過是一千石的太中大夫，所以他並沒有任何顯著的為政舉措可供後人評價，故而東方朔不可與賈誼、主父偃、晁錯相提並論。晁錯以削藩知名，主父偃以推恩令知名，但深究起來，此二人的政治成就完全是站在賈誼這位巨人的肩膀上。

漢高祖劉邦攻滅項羽後，由於自身實力的薄弱，採取了與彭越、韓信、英布等諸侯王“共天下”的“緩兵之計”，故而西漢初年的政局呈現出郡縣制和分封制並行的局面。同時，這也成為了困擾西漢四代帝王的最大難題。劉邦時期，為制約異性諸侯王，他採納劉敬和張良的建議遷都關中以上游制下游。此外，劉邦還大封同姓一族以求“助力”。當然，為了有效制約異性王，劉邦給予這些同姓之王廣大的土地。《漢書•諸侯王表》載：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谷、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誇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後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

經過數次征戰，劉邦順利剪除對漢朝統治威脅最大的韓信、彭越、英布等異姓王。此時，劉邦時期分封的同姓王年齡還小，故而西漢能在劉邦死後平安地度過混亂的漢惠帝和呂后時期，未出現類似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到了漢文帝時期，漢初分封的最小同姓王業已成人，而他們多數人對庶出繼位的漢文帝並不抱擁護態度。於是，同姓王對漢朝的統治開始構成了新的威脅。淮南王劉長和濟北王劉興居的圖謀反叛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對此，賈誼曾在《治安策》中一陣見血地指了出來：“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弱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於是，漢文帝採納賈誼提出的“眾建諸侯”的解決方案，即將一個諸侯王國分成若干小國。

比較而言，“眾建諸侯”的剖分方案比晁錯提出的削藩相對溫和，既能達到削藩的目的還能體現出皇帝對諸侯王其他庶子的恩典。從以後的歷史發展來看，西漢王朝採用的主流削藩策略“推恩令”無疑是“眾建諸侯”的加強版。但此時西漢的實力並不能力壓諸國，此措施若不能順利實施，不僅觸犯了諸侯王嫡長子的既得利益，還會引起其他庶子的不滿。所以，漢文帝只能利用合適的時機。不久，賈誼又在《治安策》的基礎上構思了一篇奏摺——《請封子弟疏》，並提出了一項新的解決方案——“以親制疏”。

“陛下所以為藩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也許日漸衰老的漢文帝也感到了山東同姓諸侯王的威脅，故而他果斷地聽從了賈誼的建議，將為人強悍的嫡次子淮陽王劉武改封為梁王，併為之增添了多個大城。

（注：漢文帝加強劉武的梁國實力直接改變了歷史走向。七國之亂初期，吳楚聯軍兵進關中，漢景帝胞弟梁王劉武正當吳楚叛軍西進要道，梁王拒守睢陽死戰不降，不僅困頓了吳楚聯軍還爭取了足夠的時間使周亞夫從容佈置兵力）

透過以上可知，賈誼的政治眼光很毒辣，他提出的兩策不僅指出了漢朝面臨的危機還提出瞭解決方案，其水平高過七國之亂後束手無策的晁錯。但可惜的是，在提出《請封子弟疏》的次年，年僅33歲的賈誼便抱病而死。就在賈誼死後3年，漢文帝趁齊文王劉則死，果斷地實施賈誼當初提出的“眾建諸侯”的策略，將齊國一分為五，分別立齊悼惠王之子劉將閭為齊王、劉闢光為濟南王、劉賢為淄川王、劉卬為膠西王、劉雄渠為膠東王。恢復濟北國，立劉志為王。淮南王劉喜遷回城陽、原淮南國一分為三：當初反叛不成的淮南王劉長之子劉安為淮南王、劉勃為衡山王、劉賜為廬江王。就此，山東諸侯王從漢文帝繼位之初的八國增加至十七國。諸侯王實力的削弱，直接為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奠定了基礎。正是因為漢景帝平定了七國之亂，漢武帝才順利地頒佈了“推恩令”。

（注：七國之亂爆發前，西漢共分封了諸侯國22個，不算叛亂的七國，漢景帝的血親就有八國，他們以梁王劉武為首堅定地支援西漢平叛。此外，本欲參加叛亂的齊王后悔，“背約城守”，從而遭到膠西、膠東、淄川三國的圍攻，極大地牽制了叛軍兵力。城陽王劉喜不僅沒有參加反叛，還派兵參加平亂。濟北王部下所劫，未能參與叛亂。淮南三國雖與吳國近鄰，但拒不參與叛亂，指使吳楚南路叛軍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