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曹操實際上是真正戰略軍事家，世人說奸雄，假如他不奸怎麼能一統中原呢？在現實中誰能雄霸中原，￣統天下我就認為他就是英雄，愚忠是當不了英雄。

三國演義並沒有把曹操描繪成十惡不赦的。是奸雄不假。

從曹操在京城刺殺董卓未成，險遭不測回到家鄉從陳留帶著曹洪，曹仁，夏侯兄弟，典韋起兵討伐董卓。到人生巔峰-赤壁之戰-平定北方最後落幕！羅君筆下的曹操刻畫的血肉豐滿，給人的印象：曹操是一個出色的軍事家，政治家，詩人！

幼年時閱讀三國崇拜劉備，成年後！又一次閱讀，對三國三雄有重新認識。曹操當之無愧為三國最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更區別於劉備，孫權的還是一個詩人。

曹操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同時又是有名的奸臣。1949 年後，由於受毛澤東對曹操評價的影響，也因為一些學者喜歡標新立異，幾度出現否定曹操奸臣形象的熱潮，甚至認為曹操的形象變壞，成為奸臣，是《三國演義》影響的結果。

曹操是《三國演義》的主角之一。在《三國演義》120 回中，曹操在第 1 回中緊接著劉關張三弟兄出場，在第 78 回離世，此時三國割據的局面還沒有完全形成。而在前 78 回中，有 67 回描寫或牽涉曹操。這 67回中，敘述了 64 個具有獨立性的曹操故事。64 個故事中，絕大多數有史實依據。無論是對歷史的演繹，還是虛構的曹操故事，於曹操形象的塑造，立意皆有中性描述、拔高褒揚和醜化貶損之分，非一味詆譭。以完全虛構的和只有史事影子的謀刺董卓、吉平罵曹、逼死徐母、博望敗績、誤殺張蔡、賦詩長江、醉斬劉馥、華容獲釋、開宴銅雀、割須棄袍、遺命設疑冢等 11 個故事來說，謀刺董卓、賦詩長江顯然意在突出曹操的英雄形象和詩人豪氣( “賦詩長江”也有反襯赤壁之敗的作用) ，屬拔高褒揚; 博望敗績、誤殺張蔡、開宴銅雀是故事情節起伏跌宕的需要，對曹操形象無大的影響，屬中性描寫; 逼死徐母、華容獲釋分別以塑造徐母之氣節、關羽之義氣為主，系小說人物描寫之需要，貶低曹操居次要位置; 醉斬劉馥、遺命設疑冢為渲染曹操嗜殺、多疑的行為和性格特點; 只有吉平罵曹和割須棄袍兩節是為醜化曹操而虛構，但“吉平罵曹”也有歷史事件的影子，與“醉斬劉馥”、“遺命設疑冢”一樣具文學真實性; “割須棄袍”故事極力醜化曹操，有從情感上平撫馬超“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之用意。

鑑於曹操的本色是奸雄，所以，“《三國演義》裡的曹操，作為一個文學形象，仍然是奸雄，有關曹操的情節，都緊扣‘奸雄’二字做文章。這個文學形象的性格特徵與陳壽《三國志》裡的歷史人物曹操，沒有本質的區別。”

“《三國演義》當然並沒有避而不寫曹操許多嚴重違反人道的暴行”，“但它對曹操的描寫還是採用不抑不揚的手法，比起通俗文學來，它顯得更接近於正史的觀點”，

如果認為描寫了曹操的罪惡就是誹謗曹操，那是對歷史的誤讀。為了使曹操複雜多變的形象鮮明生動、真實可信，《三國演義》在描畫他的殘忍險惡的同時，也寫他的英雄壯舉、才略志節、寬容愛士和性格中可愛的一面，從而塑造了一個由忠臣而權臣，

由奸雄而奸賊，前後變化、形象豐滿、契合歷史的曹操。

曹操在中國歷史上並非一開始就是“白臉奸臣’’。《三國志》中曹操的傳記是《魏帝紀》，而劉備和孫權分別是《先主傳》和《吳主傳》。“紀”是用來記錄帝王的，而“傳”就要低一檔次。陳壽對曹操的評價非常高，稱他為“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鑑》中，將曹操描述成知人善察，雅性節儉，賞罰分明，臨危不亂的光輝形象。西晉陸機在《吊魏武帝文》中稱曹操“建元功於九有，故舉世之所推”。唐太宗李世民在《吊魏太祖文》中稱讚曹操“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樑之任當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德代”。可謂評價甚高。

曹操形象的根本性的轉變出現在宋代。儒家文化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講究皇權正統，而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更為統治者所忌。另外曹操是宦官出身，被士族看不起，曹操唯才是舉，壓制士族，提撥寒門，又殺了許多儒家的名士，如孔融、楊修、崔琰等。而知識分子又掌握了話語權，抹黑曹操就難免的了！

曹操最被人詬病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句話出自孫盛《雜記》，原文是這樣記載的：太祖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句話本身有歧義，被人理解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也無不可，畢竟因為曹操的多疑，才誤殺了好人。但是，曹操當時的心情是十分悲痛和自責的，是否可以理解為“難道只有我對不起人，別人就沒有對不起我”呢？有傳說呂伯奢被殺真正的原因呂伯奢有出賣逼迫曹操之意，所以曹操才殺人以求自保！

蘇軾《東坡志林》提到：“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即快。”這說明曹操形象在老百姓的心中已經有了明顯的轉變。

到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捧劉貶曹已經成為主流思想，另外，三國演義中羅貫中極盡讚美諸葛亮，‘多智而類妖’。傳說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曾在張世誠手下做過謀士。可能在諸葛亮身上傾注了他的理想吧！

在宋朝民間有很多說書人，說三國說到劉備失敗時，聽眾就痛哭流涕；而一說到曹操失敗了，大家都拍手稱快。可見曹操在民間的名聲不太好。古代比較重視忠君思想，曹操的兒子曹丕篡奪了漢朝的天下，這是事實，所以老百姓都認為曹操做的一切都是為兒子鋪路，是亂臣賊子。

羅貫中創作小說時，為了使小說流傳更廣，除了文字通俗易懂，簡潔明快以外，還要考慮當時人們的喜好和需求，這樣小說才更容易被大眾所認同，所以才把曹操塑造成一個十足的奸臣。金庸寫神鵰要把小龍女寫死，可是讀者不願意啊，迫於壓力，只好讓小龍女“活”過來。

但是不管怎麼虛構，曹操作為一個英雄人物，他的文治武功，永遠都不會被歷史所淹沒。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和作者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有關！

羅貫中在寫三國演義的時候，實際上秉承的是“尊劉抑曹”的價值觀，為何？實際上這和作者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及文化背景有關，當時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社會動盪，戰亂四起，百姓流離失所，而實際上當時的漢人對於元朝蒙古人的統治是不滿的，而尊儒家為正統思想，而儒家正統思想則是推崇正統，而劉備無論是不是大漢皇叔，至少他姓劉，而打出的旗號也是中興漢室，這和羅貫中的價值觀非常契合。

而實際上，曹操並沒有三國演義中說的這麼壞，曹操是個實用主義者，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把漢獻帝當成自己南征北戰的名頭和工具，對漢獻帝實際上缺乏應有的尊重，但亂世強者為尊，曹操為了穩定政局，也不可能把權力真正交還給漢獻帝，這就是當時諸葛亮罵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原因。從這一點出發，曹操自然也是無法獲得作者的好評啦！

對於曹操一生的功過是非，歷史是有較為客觀定論的。

筆者認為曹操“奸雄”的來由來，出自於《三國演義》中諸多莫須有的排斥所造成。真實的曹操，是當時那個時代裡任何政治、軍事、文化人物裡，都無法超越的卓越人才。

對於蓸操其人其事的誤解，可能來自於以下三個方面

1、《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本人對東漢時期的眷戀，與對蓸操本人厭惡造成。

羅貫中對於三華人物中個別人物的喜好，使蓸操在讀者和影視劇觀眾的心中，對於蓸操的認識已遠遠脫離本人自帶的光環。如果能夠穿越時空，回到東漢末年那段群雄並舉、逐鹿中原的恢弘畫卷中，如果你站在一個平凡老百姓的立場，以客觀的姿態去觀察，就會明白，鼎足三立之蜀漢劉備劉玄德也好，還是雄霸江東的孫權孫仲謀也好，在當時的影響力，都遠不及曹孟德阿瞞。就羅貫中本人的話，如果有可能生活在蓸魏政權下，他寫的作品可能會涉嫌毀及他人名譽，而受到應有審判的。

作者羅貫中生於一個優越家庭，從小對小說與元雜劇等藝術作品耳濡目染，已具有相當的寫作功力。後逢天下大亂，元朝在各路農民義軍的洶湧反抗之中迅速土崩瓦解。當時的羅貫中自然受其衝擊，而投於張士誠的麾下，後來發現自己扶佐的並不是一代明主，便棄之從野，隱居於鄉下發憤立著。後來各路反王倒戈，朱氏天下已定，羅貫中跟當權者尿不到一個壺裡，所以他的著作中難免會帶著個人的感情色彩與個人的喜好怒罵。

文學作品改變不了史實現狀，但可以根據自己的寫作大綱與主題思想來定文章的格調。而《三國演義》正是以蜀漢政權奠基者劉、關、張作為主線延展下，開創了以仁、德、義主統天下的世界觀。

小說中曹操的出現多數情況是作為一個反面人物來映襯的正面人物的。

個人認為《三國演義》一書的可以把它分成前後兩截，以公元221年蜀漢政權建立之日劃分開來。前半部雖亂，但場景宏大，人物展示豐滿，整個作品的格局已成；而後半部局面雖穩，卻在寫作節奏上，刻畫人物形象與事件衝突中，卻顯得呆滯而模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劉備一方光芒萬丈的英雄形象。曹操不過是個處處追殺、迫害他人梟小之輩而已。尤其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蜀漢一方冒偷之功，把功勞幾乎全在記劉備一方的頭上，而忽略了江東主戰方的智慧與戰略戰術。忽略了曹操一方遠道疲憊，不習水戰的實際情況。

所以在作品上半部中，一旦給所謂的“正面人物”鍍上金身，即使他在下半部裡犯些小錯，或者在爭鬥角逐中被邊緣化或走上滅亡的道路，會情有可原甚至令人扼腕哀嘆。以上半部的高調，下半部悲壯，也是使蓸操變成“披了羊皮的狼”的形象。這不公正的。

所以我們大家要明白這個鍋是羅貫中有意給蓸操背上的，喜歡《三國演義》的讀者自然跟著批判這個揹著黑鍋的曹操了；

2、挾天子以令諸候，權弄當朝。也是沾在曹操身上洗之不去的又一大罪責。我們現在來看待曹公，他錯在哪裡？

造成一個朝代走向末勢的的，是這個政權本身的腐朽及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分不開的。人民起義不是曹操本人倡導發動的，東漢末年的衰勢也不是曹操當權造成的。相反曹操胸襟寬闊，廣羅人才，以峻法制約豪強對土地的兼併，緩解了階級矛盾，平息了中原大部地區的戰亂狼煙，延緩了漢室政權過早滅亡。在三足鼎立前後，中原百姓的社會生活趨於穩定，科學生產也得到不同程式的恢復，對於從漢末向魏初的平穩過度，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政權的更迭對於民族民生來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穩定，人民生活有保障。所以蓸操的奸雄只是相對於已經走到死衚衕裡的末代漢帝而言，以他的“奸”換取天下蒼生免被塗炭，以他的“雄”換取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推進，從某種程度來說恰恰是一種“大智”。

另一方面來看，如果沒有蓸操的奸與雄，換了劉備與孫權粉墨登場，會不會盡早結束割鋸與紛亂之局，都是未知數，之後的中國歷史或許會改寫或推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

3、蓸操打仗之餘，還吟詩作對，頗具文人底蘊。對推動中國文化之程序，如煜日東昇。

以他為倡導的“建安文學開始登上文化舞臺，逐漸取代了以漢賦與漢詩歌這種只為少數人服務的詩歌形式，轉而開創了人類文化形式更加靈活，內容更加豐潤的詩歌新時代。曹以一己之力，推進了整個歷史文化的發展程序，這層意義上來說，更是蜀漢與東吳所不及。

所以蓸操的奸雄，只是少數人出於對已經過時的漢朝法度與文化制度迷戀的一種內心糾結。並不能泯滅掉蓸操本人給新時期新社會帶來的新格局，而發出的百丈光芒。

匆匆草就，不足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