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幾個名臣力挽狂瀾，讓清朝多延續了幾十年，即“曾、左、李、胡”。曾即曾國潘，湘軍創立者，湘軍也是清朝後期，滿軍八旗頹廢之際，清政府最有力的武裝力量。曾國潘既是湘軍的實際統帥又是後期漢軍的精神領袖。

曾國藩是湖南人的驕傲！是湘軍的奠基人和精神領袖！

他時中國近代史上真正的軍事家，他對湘軍的作用主要在於用人，個人認為可能稱之為精神領袖更為恰當，其留給後人的也多是思想並非戰例，實際上，精神領袖比實際統帥更難得和更值得尊重和欽佩！

湘軍起源與初創

清朝兵制的變化始自咸豐年間湘軍的出現。咸豐二年十二月（1853年2月）曾國藩在湖南長沙組建起以招募農民為勇、由紳士管帶、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為特色的湘軍，從而以募兵制取代了清朝長期實行的兵權掌握於兵部、兵皆世業、將弁由清廷按定製委派的世兵制。

在湘軍出現以前，八旗早已腐朽，清朝所依賴的主要軍事力量為採用世兵制的綠營。當咸豐二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衝出廣西、攻入湖南並向湖北挺進之際，清朝的軍隊無論是八旗還是綠營均一敗塗地，無力阻止太平軍的攻勢。咸豐帝在無奈中於年底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紳舉辦團練，組織地主反動武裝，希望以此舉措扼殺太平天國。湘軍正是作為這樣的地主武裝中的一支而出現的。

咸豐二年（1852）十一月，在湖南湘鄉（今屬雙峰縣）因丁母憂守制在籍的禮部右侍郎曾國藩接到了清廷“令其幫同辦理本 省團練鄉民”的諭旨。十二月二十一日（1853年1月28日），曾國藩來到省城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張的幕賓左宗棠等人“感慨深談”，“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勖。在曾國藩抵達長沙的兩天之前，左宗棠代張亮基擬有《籌辦湖南堵剿事宜折》，根據湖南能力阻太平軍對長沙長達80餘日的進攻而終於迫使太平軍退兵的經驗，強調要編練一支善戰的勇營。折中指出：“委明幹官紳，選募本省有身家來歷、藝高膽大之鄉勇一二千名，即由紳士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費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緩急，較客兵尤為可恃。”曾國藩對張亮基、左宗棠的這項建議表示贊同，他在到長沙的第二天撰有《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折》，指出：“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為不久，糜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原因是“所用之兵，未經練習，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因此，他強調：“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照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他“與撫臣熟商，意見相同”。這兩份內容稍異但根本點相同的奏摺，構成了張亮基、曾國藩、左宗棠創辦湘軍的最初設想。他們都認識到綠營兵訓練不精，不足與恃的狀況，都想要建立起由紳士管帶、招募鄉勇並採用戚繼光的成法進行編練的軍隊。恰在此時，張亮基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調任湖廣總督，左宗棠隨同前往， 曾國藩由“幫同辦理”而為獨立承擔起編練湘軍的任務。曾國藩將先前經張亮基、左宗棠檄調來長沙的以王鑫、羅澤南為首的兩批湘鄉團練編練成第一支湘軍陸師。湘軍的起源實由張亮基、左宗棠啟其端，而經曾國藩繼其成。

湘軍的組建與營制

曾國藩組建湘軍的過程，可以分為在長沙與衡州的兩個階段。在長沙組軍階段，曾國藩除先收編王鑫、羅澤南兩營外，又在咸豐三年（1853）春，招募了由鄒壽璋、曾國葆分別管帶的湘勇兩營。曾國藩還在對駐省城綠營兵的整頓中，奏獎提拔了塔齊布，從而使塔齊布所部綠營改編加入湘軍行列，經擴充為湘軍的兩個營。在八月離開長沙赴衡州前，曾國藩又招募儲玟躬、周鳳山兩營。這樣，經曾國藩編練後，湘軍在長沙已編成8營。這年八月，曾國藩抵達衡州。在衡州組軍階段，曾國藩不僅擴編了陸營，而且建立了水師。在此階段，雖有因王鑫與曾國藩不和而獨立出去的情況，但曾國藩仍在不斷擴充湘軍陸營，至咸豐四年（1854）正月，曾國藩率軍離開衡州前，編成湘軍陸師13營，計5000餘人。曾國藩於咸豐三年十月在衡州設廠造船，十二月招募水師弁勇。至咸豐四年正月，船工告竣，製成座船1艘，快蟹船40艘，長龍船50艘，舢板艇150只，又購釣鉤船120只改為戰船，僱民船100餘隻裝載物資並配以炮位。同月，募得水師弁勇5000人，遂編為10營，湘軍水師正式組建。

湘軍的營制，分為陸師營制、水師營制和以後組建的馬隊營制3種。湘軍以營為單位，營制源自陸師的編練。咸豐二年十二 月奉調到長沙的湘鄉團勇已有以360人為一營的營制，經過曾國藩的不斷完善，至咸豐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間，曾國藩初步確定了湘軍陸師營制，即一營500人，分為4哨，每哨8隊，火器與刀矛各半，此外配長夫180人。這一營制由曾國藩在咸豐十年（1860）改定於祁門，基本上仿照了在長沙、衡州組建湘軍時的營制，即每營500人，另有營官1員、哨官4人，營下分設前、後、左、右4哨，哨轄8隊。水師營制既仿照陸師，又結合自身無前例可循的特點不斷完善。有關水師營制，曾國藩在咸豐五年所寫《水師得勝歌序》中曾有一些記述，但不具體，羅爾綱在《湘軍兵志》一書中根據王定安《湘軍記》等文獻考訂後對此作了闡述：“凡水師，每營營官一員，每船哨官一員。初制營官領快蟹船一隻，各哨官領長龍船十隻，舢板船十隻，合二十一船為一營。……一營共四百二十五人。至咸豐五、六年間，裁快蟹船，減長龍船為八隻，增舢板船為三十二隻，合三十船為一營，每營共五百人。營官、哨官都在外。”至於咸豐九年（1859）曾國藩又設立的湘軍馬隊，仍然是基本上沿用了湘軍陸師的營、哨編制。

曾國藩在編練湘軍和制訂營制的過程中，仿效了戚繼光的“束伍”之法來編練軍隊。所謂“束伍”，即編制軍隊。戚繼光的束伍制以“隊”為基本單位，隊長轄士兵；隊上為“哨”，“四隊為一哨”，哨長轄隊長；“四哨為一官”，哨官轄哨長；前、後、左、右四“哨官”為一“總”，“把總居之”。這樣，“把總”成為一“總”的統 將。湘軍營制採用營、哨、隊三級的編制，明顯地是採用並改進了戚繼光的束伍之法。

曾國藩以湘軍的營制來編制軍隊，目的在於使湘軍能夠完全聽命於他，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的辦法，改變了綠營官弁由兵部任用，官弁不知兵的狀況。在湘軍編練成軍的過程中，由於勇營是由招募而來，“凡勇皆服原募之人”。對此，湖南巡撫駱秉璋曾指出：“先擇將而後募勇，有將領而後有營官，有營官而後有百長，有百長而後有什長，有什長而後有散勇，其長夫又由各散勇自募。”顯然，以此成軍規則編練的湘軍，較之“官皆補選，兵皆土著，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將之所親信，既無恩義，自難鈐束”的綠營兵來說，能夠“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一去綠營呼應不靈、指揮不動的積弊。對此，曾國藩在其晚年奉旨訓練直隸練軍時歸納了湘軍招募制的特色：“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

曾國藩編練湘軍時，既注重對所招募兵勇的選擇，又不斷強化對他們以封建的倫理綱常進行訓示。在曾國藩擬訂的《營規》中，有一條簡明的規條稱：“募格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 而有農民土氣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曾國藩在招募這些農民為勇而編練湘軍時，便一面對他們進行封建綱常的訓導，一面以訓家規、訓營規的方式提高其戰鬥力。他在長沙每逢湘軍各營操演時，便“集諸勇而教之”，聲稱：“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慾。”曾國藩在訓家規時雖未頒佈正式條文，但他明確主張在湘軍中應當禁嫖賭、戒遊惰、慎言語、敬尊長，並強調“將領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他還頒佈營規，就如何遵守點名、演操、站崗、巡邏、放哨等軍營規則來訓導兵勇。曾國藩對湘軍的教練也十分重視，士卒不僅要掌握冷、熱兵器的使用，還要練爬坡、跳坑、系沙袋步行等提高身體素質的能力，經曾國藩在衡州制訂十日一輪轉的操練日程表，各營紛紛加緊對軍事技術的教練。

這樣，經過整整一年的編練，湘軍迅速地從初創到成軍，形成一支擁有陸師13營5000人，水師10營5000人，外加長夫及其他丁役6000人，合計全軍約有16000人的不可輕視的軍事力量。曾國藩隨之由幫辦團練大臣而為湘軍的統帥。

湘軍的發展與撤留

湘軍編練的緣起是出於鎮壓太平天國的目的，當其一旦成軍之後，所起到的反動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1854年2月25日），曾國藩統帥湘軍從衡州出發趨往長沙，準備北上同太平軍作戰。曾國藩釋出了《討粵匪檄》，聲言太平天國危害巨大，“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自稱“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嚐膽，殄此凶逆”。

湘軍從咸豐四年正月出師同太平軍作戰，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佔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在10年半的戰爭過程中起到了鎮壓太平天國的骨幹作用。其間在咸豐八年和咸豐十年由綠營軍組成的江北、江南大營被太平軍全部擊垮後，標誌著清朝正規軍的崩潰，清政府只好全力依賴湘軍同太平軍對峙。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被授為兩江總督，左宗棠被任命為“襄辦曾國藩軍務”，左宗棠受曾國藩函囑在湖南招募了5000人的楚軍，該軍成為湘軍的一個支系。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北京政變發生後，操縱清廷大權的慈禧太后進一步重用在鎮壓太平天國程序中崛起的漢族地主地方實力派，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曾國藩奉旨受命督辦蘇、皖、贛、浙四省軍務，巡撫及提、鎮以下文武官員皆歸其節制，於是他佈署了由三面進攻太平天國的戰略：一路由曾國荃率湘軍主力從安慶沿江東下，主攻天京；一路由李鴻章招募組建起的淮軍進入上海，主攻蘇南；一路由左宗棠率楚軍進取浙江，形成對太平天國蘇浙根據地分路進剿之勢。太平天國最終敗於湘軍及淮軍之手。

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佔天京之際，人數已發展至30餘萬，其中直接由曾國藩統轄的嫡系有12萬。如此龐大的軍隊，儘管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對清皇朝統治也構成了一定的威脅。曾國藩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深知“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於是在攻下天京僅十幾天後就上奏以“統軍太多”為由，準備對湘軍進行裁撤。接著，曾國藩一面陳請其弟曾國荃開缺回籍調養，一面著手遣撤曾國荃所部50000湘軍，令一半回籍，餘留部分守金陵。曾國藩對曾國荃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則漸漸可以收場耳。”這一語道出了曾國藩裁撤湘軍的苦心。經過一年多的裁撤，曾國藩所直接統轄的湘軍，除水師改編為經制兵長江水師，陸師保留了鮑超、劉松山等營10000餘人外，其餘110000人均被遣撤回籍。在曾國藩大規模裁撤湘軍的同時，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所統轄的另一支湘軍（楚軍）卻基本被保留下來。曾國藩創辦湘軍，開了募兵制替代世兵制之先河，湘軍營制亦為淮軍所仿效，其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