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遼宋是對峙狀態，向南不能發展，只好向西發展。而金剛開始憑藉著二桿子精神吞遼滅宋，眼光被富庶的南方吸引去了，對西邊就採取粗放的管理方式。這種方式下只要出現一個猛人蒙古高原的領土就會不保。

其實遼金兩國並不是戰略方向不同，遼後期與金前期都是比較重視蒙古高原上的諸部的。遼宋締結澶淵之盟後，兩國一直處在穩定的和平時期，因此遼朝在南疆安定的情況下有足夠的精力來對付北邊的蒙古諸部。但遼中後期的幾位皇帝都是守成有餘，進取不足的主，並沒有對遼的國力振興起到過什麼實質性作用，所以遼對於蒙古高原的控制更多是透過和平手段來實現的。

比如《契丹國志》中說：“（蒙古裡國）……不與契丹征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為交易。”又如《遼史·道宗紀》所記：“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申，遠萌古國遣使來聘。”遼對於蒙古高原諸部的這種懷柔政策總的來說收效很好。所以到了遼祚將傾之際，蒙古還多次對落難的天祚帝施以援手，在《遼史·天祚紀》中都有記載。如：

“（保大二年1122四月）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訛莎烈。時北部謨葛失贐馬、駝、食羊。

（保大二年六月）謨葛失以兵來援，為金人敗於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音。

（保大四年1124正月）上趨都統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謨葛失來迎，贐馬、駝、羊，又率部人防衛。……至烏古敵烈部，以都點檢蕭乙薛知北院樞密使事，封謨葛失為神于越王。（此記載又見於《遼史·部族表》）

（保大四年七月）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復收燕、雲。”

其實金一開始同蒙古諸部的關係實際上也還說得過去，《金史·太祖紀》、《太宗紀》對此也有相關記載：“（天輔六年1122五月）謀葛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貢方物。

（天會三年1125三月）斡魯獻傳國寶，以謀葛失來附，請授印綬。”

我們已經看到《遼史》和《金史》在對蒙古的記載上已經出現了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但這實際上是可以理解的，為此我們所必須要弄清楚的一個前提是：蒙古高原諸部在被成吉思汗統一之前不過一鬆散部落聯盟，故而其對外沒有形成統一的態度，這就解釋了上述記載中的物件同為“謀葛失”而其立場卻相悖的現象。相似的例證還有於天會二年閏三月歸降金朝的烏虎裡、迪烈底兩部——這兩部就是之前活躍於蒙古高原之上的部落。而金太宗命令將其安置於大興安嶺以東的龐葛城附近，其意無非籠絡人心、並倚兩部為屏障。可以說，這一時期的遼金雙方都在著意拉攏蒙古高原諸部族，因此蒙古高原的局勢也非常混亂。

遼金雙方對於蒙古高原諸部的爭奪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其一是耶律大石的西逃，其二是金對宋作戰的開始。其直接影響是金主觀上擱置了對蒙古高原的經略；而從長遠來說，此時的擱置無異於放棄。

《遼史·天祚紀》中記耶律大石於保大二年糾合十八部王眾西遁之事，已經證明了遼在蒙古高原上仍然具有十分強大的號召力，但金對此卻有自己的想法。金太宗於天會二年十月接到完顏斡魯關於耶律大石勢盛的奏告時曾下詔雲：“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以俟報下。”這實際上是對耶律大石勢力採取了無視的態度，導致金上層作出這一決策的最主要原因實際上還是天祚帝尚未被消滅，而他們認為耶律大石在蒙古高原上不具備繼承遼國號召力的資質，所以雖然其“自稱為王，置南北官署，有戰馬萬匹”（《金史·太宗紀》），但不見得就能受到蒙古諸部的擁護。所以在耶律大石西逃之後，金自認為強敵不再，花在蒙古高原上的心思就少了許多。直到金熙宗即位之時，金朝幾乎沒有再插手過蒙古高原內部的事務。

相比之下更為重要的是金對宋開戰：這一決定直接改變了金的命運。金滅宋之戰前後共進行兩次，金朝在此戰中可謂舉全國之力，自然是無暇北顧。加之金滅宋之戰進行得異常順利：金天會三年第一次伐宋時僅用三月就兵至汴梁城下；天會四年第二次伐宋時，金軍雖然在山西及河北的部分地區遭遇了較為頑強的抵抗，但進至汴梁也只用了三月有餘的時間（其時間計算據《宋史·欽宗紀》）。戰事順利如此很可能大大出乎金軍統帥之意料：直到靖康元年十月金人第二次進逼汴梁之際，其對宋之外交文書中仍然提到“……既與議和，應是貴國自以渝變前盟為罪，添割土地請和，交過本朝……”；金軍兵圍汴梁後也曾致書欽宗要求“別遣上皇、越王、皇子、親弟為質”以“保全宗社，永固懽和”（分別摘自《大金吊伐錄》卷二《都部署司回牒》，卷三《與宋主書》、《回宋主書》）。但宋欽宗君臣舉棋不定、忽戰忽和，其曖昧態度最終促使金軍喪失耐心轉而攻城；宋欽宗又聽信方術，請“妖人”“神兵”以求退敵，終於使汴梁外城迅速陷落。

金在短時間內憑藉其強大的軍事力量滅亡兩個文明程度遠高於自身的王朝誠然是值得誇耀的輝煌戰績，但這同時也註定了其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來消化這一勝利果實：金人既要掃清宋之遺民的反抗，還要對新佔之地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金滅北宋後曾立宋太宰張邦昌為帝、後又立故宋濟南知府劉豫為帝，試圖效法五代石敬瑭故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尚不具有足夠的能力（這裡所說的“能力”包括人才上的缺乏[1]和金本身行政制度的落後兩方面，由於與題無關，於此不贅）控制中原漢地。而對於金朝而言，在竭力招徠遼宋舊臣之外，唯有保持在河東河北乃至中原地區的軍事存在、依賴暴力機器才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彌補這種制度上的缺失，進而安撫人民、鞏固其統治。因此終金太宗一朝，不論金透過哪一傀儡政權對中原漢地進行控制，都沒有放棄向南用兵的努力：用婁室、撒離喝、宗輔、宗弼徵陝西，用撻懶、宗弼下江淮，其人皆為國中重臣。故而可見金人對於徹底消滅宋室殘餘、確保勝利果實之事不可謂不重視。但到了太宗末年，宋金雙方軍事力量對比已經開始呈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均勢，其具體體現是韓世忠、吳玠曾先後於黃天蕩、和尚原擊敗完顏宗弼所率領的金軍主力。這些軍事上的失敗雖然還不具有普遍意義，但仍然迫使部分金軍將領開始對南進滅宋戰略進行反思，而這種反思最終也造成了金朝對外戰略思路的再度變化。

金的戰略目標一直是帶有很強階段性色彩的（這一點劉浦江教授有文章《關於金朝開國史的真實性質疑》），並不是所謂的一味南下。而總的來說，金太宗發動攻宋戰爭並最終滅宋標誌著金朝戰略重心南移的最終完成，也正是在此時，金朝主動的放棄了對蒙古高原內部事務的干預，轉而採取綏靖的態度。其實不僅僅是對蒙古高原，金朝在這一時期對西夏及高麗的外交方略也大抵如此。筆者在此試舉兩例以說明：其一為天會二年五月，金曷懶路軍帥完顏忽剌古言高麗擊殺金“捕海狗、海東青、鴉、鶻”之人，金太宗下詔稱：“以小故起戰爭，甚非所宜。今後非奉命，毋輒往。”同年七月更是下詔訓誡鶻實答稱“敢先犯彼，雖捷必伐”；其二為遼亡後（其時約在天會三年前後）金太宗“以宗翰破遼，經略夏國奉表稱藩，深嘉其功。……”（ 以上兩則分別引自《金史·太宗紀》《金史·宗翰傳》。此外，前輩學者董克昌曾撰有《大金對四鄰關係的總方針與總趨勢》一文，我於此即取其“北守”理論之意，對於其“南進”之說則實難苟同。），金太宗既以完顏宗翰經略西夏稱藩為功，其期許如何我們不難從中獲知。而金對於蒙古、夏及高麗的態度轉變很大程度上也源自金宋關係的不斷惡化，雙方在海上之盟的後續及落實過程中產生的摩擦由口角而化為兵戈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而並非如一些學者所徵引稱“我大金皇帝有一統天下之志”（《會編》卷61）。這一靖康年間雙方在山西拉鋸之際出自金朝使節口中的宣言實際上正是前文所述的金朝統治者對宋朝君臣施以威脅、促成和議之一具體表現。

金熙宗沖年即位之後，金之對宋方略已經開始發生實際上的轉變。金朝在南方同南宋媾和，並重又開始以強硬姿態插手蒙古高原之政治事務。而這主要是金自身的軍事實力急劇下降所致。

金熙宗統治初期，金國上層共經歷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政治清洗運動，分別為天眷二年七月完顏宗磐、宗雋謀反事件，同年八月之完顏撻懶（完顏昌）、鶻懶謀反事件以及天眷三年九月殺左丞相完顏希尹事件，其中尤以前兩次影響為大。金熙宗和完顏宗弼安在宗磐、宗雋及撻懶等人頭上一個共同的罪名即“交通宋國，倡議割地”。宗磐等人之所以倡與宋和平之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上文中筆者所提到的金朝將領的“反思”已經有了初步的結果，而撻懶即為其中之代表。他在太宗朝曾參與對宋作戰，並於1129年在江淮戰場被宋軍挫敗。此時完顏撻懶對倏爾滅宋的不可能性已經有了一定認識，加之這一時期河北、河東等地抗金義軍此起彼伏，金軍自顧不暇，撻懶於是有了“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大金國志校證》卷7）的對宋策略構想。擁有這一思想基礎的撻懶在退居朝野後因而能夠力贊宗磐等人“割地於宋、宋必德我”之說。但這一割地賂和的策略未能使金國內部的主戰勢力心服口服，而僅僅是由於宗磐等人的當權才得以施行，因此其影響未能持久。完顏宗弼在宗磐一派被清除後上臺，於紹興十年撕毀同南宋的割地之議併發兵三路南侵。也正是這次南侵使得宗弼在順昌、郾城等地遭到宋軍挫敗，金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幾乎被傾覆，宗弼最終遂收穫了同撻懶相同的認識，即金在短時間內無法單純透過軍事手段滅亡宋朝。一些流傳甚廣的言論也正是出自於宗弼的這次南侵，如金軍大將韓常所說“今之南軍,其勇銳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要錄》卷133），又如金軍中廣為流傳之“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其客觀上都反映出了金滅北宋時所倚仗的軍事優勢在此時已不復存在，雙方力量對比已經迴歸到一種平衡、甚至可以說宋佔優勢的狀態。

而對於北部的蒙古，以兵立國的金也應對乏術。數次北征均沒有佔到便宜。使金宋臣洪皓在其所著《松漠紀聞》中稱“（盲骨子）與金人隔一江，常渡江之南為寇，御之則返，無如之何”，更是頗具有諷刺意味。

最後，說遼外結蒙古是為了從北部壓迫宋境未免有點誇大其詞了。在這裡貼兩張遼的疆域圖加以說明，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北宋的疆域最北也未到達河套地區，更不用說擴張到能同蒙古諸部接壤的程度。

這是五代後晉時期（後之蒙古活動範圍已標紅），幽雲十六州已經歸遼，成為契丹人遏制中原政權最主要的手段。

這是宋徽宗時期的宋遼疆域圖（蒙古諸部活動範圍已標紅），對那段歷史有一些瞭解的人都知道，北宋中後期的北部邊患基本都來自於西夏。遲至宋金海上之盟之前都是如此。蒙古人直到金朝後期才越過陰山南下。

[1] 《金史·太宗紀》中有“（天會五年1127八月）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取士，以安新民……’”“（天會八年1130十月）詔遼、宋官上本國誥命，等第換授。”之記載，附於此以為旁證。

很有趣的問題。

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遼蒙同源，女真則是契丹附庸。對待兄弟民族，契丹要友好且平和，金國則在蒙古實行殘忍的減丁政策，蒙古豈能不恨女真。

第二，遼國周邊國際形勢和平。遼國與大宋簽訂澶淵之盟，百年無戰。東北西北更無強敵可與之抗衡。而金國則四面樹敵，更無強大力量壓制崛起的蒙古部落。

第三，蒙古在遼國時期比較弱小，金國時期繁衍過快，更出現了成吉思汗這種千年難得的領袖。

第一、遼國與金國的民族起源不同

契丹族是遊牧民族，與蒙古族的近親室韋族相鄰。從民族成份上而言，契丹與蒙古同屬一支。早在唐朝時候，契丹與奚族、室韋就相互雜居。耶律阿保機建立遼國以後，其統治核心地區臨潢府就位於內蒙地區。遼國統治漠北200多年，正統觀念深入草原各部，同是遊牧民族的契丹對與蒙古各部落有很深的交集。即便是遼國滅亡以後，契丹人耶律大石在往西遷移的時候，蒙古草原上的部落依然給予他幫助。

女真族是東北的漁獵民族，是靺鞨族的近親，與草原系的遊牧民族沒有直接的聯絡，擴張的過程中受到蒙古各部的抵制。遼國強盛的時候，女真只是契丹人的附庸。等到遼國衰敗以後，女真起來造反推翻了遼國，就像西夏脫離北宋一樣。金國滅遼後，想用武力征服蒙古高原，結果遭到激烈抵抗。即便是金國最強盛的時候，也只是在名義上接受蒙古首領的朝拜，從未真正統治過蒙古。

契丹人統治漠北，實行著胡漢分治。遼國在名義上與宋朝約為兄弟之國，契丹內部沒有入主中原的想法。早在五代後晉時期，遼太宗耶律德光南征就攻入了中原。結果遇上疫病橫行，遼太宗中途患病去世，契丹人認為此舉不祥，大舉北撤。遼聖宗所發動的大規模南征，以澶淵之盟而告終，宋遼罷兵和談。澶淵之盟後，宋遼兩國長期處於和平狀態下，遼國可以抽出力量穩固西北地區。

女真金國興起以來，是以南征戰略為主，企圖統一長江以南，這就導致宋金的摩擦不斷。金國在與南宋的長期作戰中，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完顏宗弼從川陝、江淮、順昌三個方向上向南宋發起進攻，均被吳階、韓世忠、劉琦擊敗；後來完顏亮舉國60萬南征，也在採石磯遭遇大敗。另外，南宋內部的紹興北伐、隆興北伐、開禧北伐又牽制了金國大量兵力。由於金國的南征戰略，導致宋金衝突不斷，金國完全無法投入更多力量往蒙古地區擴張。

遼國稱雄的時候，外部環境都比較好。直白地說，遼國外部沒有太多強敵。契丹人在征服室韋、回鶻、靺鞨各民族的過程中，沒有遭遇強敵干擾。自唐朝滅亡以來，中原持續內亂，早就無力管理契丹。宋朝建立時，遼國已經存在了40多年，政體穩固、制度成型。西夏建國時，遼國已經存在了100多年。種種跡象證明，遼國有先天的優勢完成擴張。

金國雖然吞遼滅宋，但是三面受敵，很難同時多線作戰。金國滅亡北宋，但卻長期與南宋拉鋸於淮河；金國滅遼，而耶律大石重建的西遼與蒙古高原的部落均與金國虎視眈眈；河套地區的西夏雖然對金國稱臣，但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視的軍事力量。後來蒙古汗國就是利用南宋、西夏來牽制了金國的部分力量。事實證明，金國雖然崛起迅速，但綜合環境不如遼國。

首先，契丹和女真起源不同。契丹是遊牧民族，起源於東胡鮮卑，與蒙古起源的室韋是同源同根，而女真是漁獵民族，起源為肅慎。蒙古和契丹語言為阿爾泰語系，女真為通古斯語系，遊牧民族之間的相似性更多，更加被認可。契丹自建國後，改稱遼國，遼開始因為石敬瑭，得到燕雲十六州，後來遼國先後滅後唐、後晉，初進中原，後來後周崛起，對契丹開始北伐，打到霸州（今屬廊坊）一帶，後來柴榮病死，宋太祖繼位，太祖、太宗兄弟在平定南方之後，兵鋒向北，滅掉與契丹交好的北漢。後來太宗和遼國因為燕雲十六州大戰兩次，遼國都擊敗北宋，宋朝轉攻為守，遼國也幾次南下，最後雙方簽訂澶淵之盟，遼國開始向西發展，所以遼國在蒙古影響頗深。後來遼滅之後，耶律大石建立西遼，西遼在蒙古地區很有號召力。金朝自起兵反遼以來，一路上頗順，宋金合滅遼國，這時的宋軍已不是當初的百戰之軍了，戰鬥力很弱，金朝在看到宋軍的軟弱，便起兵滅掉了北宋，俘虜了徽欽二帝，金朝看到了宋的軟弱，便一直想滅掉宋，一直主攻南方，反而不怎麼經營西部。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蒙古已經開始壯大了，形成了數個比較大的部族，不在是當時的一盤散沙，金朝無力消滅，便採取以蒙制蒙，一味地索取，反而引起了蒙古各族的反感和戒備。

金朝建立的時候，蒙古實力就很強大了，二者同屬於上升期，即便金朝是鼎盛時期，也無法統治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