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不可能，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書禁書等騸割文化舉動，達到愚民並鞏固自身統治的目的，成書的歷史尚且如此，口述相傳的就更不用提了。

漢武帝之前的歷史至今已有幾千年，考古發掘彌補了很多典籍記載真空地帶。

近年來，許多大的考古發現豐富了人們對古文明的認知。 舉幾個例子：

一、女將軍婦好。

1976年河南殷商遺址發掘一座完好的商朝古墓，古墓中有許多青銅器陪葬，其中有代表軍權的斧鉞，銅器上有“婦好”的銘文，這座古墓發現多人陪葬，卻不見墓主人，專家推測這位女將軍出征被敵人殺害或俘虜，商王給修了衣冠冢。

據傳，武王進攻朝歌，商紂王自焚，有三十萬的商朝軍隊消失在海上。

二、古蜀王國

三星堆古遺址出現，震驚世界，揭示古蜀王國曾有輝煌燦爛的古文化，但是卻不見任何零星的記載見之《史記》。

三、古楚王國

南水北調工程在丹江口水庫蓄水，出土了楚國王侯宗室的墓葬群，豐富的陪葬品昭示古楚王國曾有著非常絢爛的古文明，而這些在《史記》中記載很少。司馬遷再在《史記》中投注了許多悲憤私人感情抒寫《屈原列傳》，但是屈原其人其事，卻沒有零星的任何記載見之於《戰國策》等典籍。許多外國專家質疑屈原其人的真實存在。

四、兵馬俑、裡耶竹簡

兵馬俑出土震驚世界，卻不見《史記》記載。2002年湖南湘西地區的裡耶古鎮一口古井出土了3萬6千多秦代木牘，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一直以來對“暴秦”固有認知，證實了陶淵明《桃花源記》所述可能是真實的，那裡曾有秦朝的遺民避亂世隱居，人們不知道漢朝，更不知道魏晉。

為何《史記》的影響力能夠延續中國二千年呢？因為中國的歷史大部分是由儒家士大夫所寫，他們秉承了司馬遷的“三皇五帝”思路，引申了“王功”與“聖道”，將中國的歷史寫成了符合皇權的歷史，所以會摒棄不利的史實，專門歌功頌德對自己有利的史詩。

司馬遷從小的啟蒙老師是孔子的後代孔安國，在《史記》中引用的“尚書”、“春秋”等書，大部分來源是從孔安國推薦。年輕時又去聽了大儒董仲舒的上課，所以自己與儒學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他所說的“三皇”就是“伏羲、女媧、神農”，本來是神話。伏羲與女媧是蛇身人首，神農是牛身人首。以後轉變成伏羲是《易經》的始祖、女媧變成了人類的始母、神農為人類的醫祖。黃帝在戰國時被儒生列為華夏的始祖，在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中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梳理上古帝王們的血緣關係，讓秦朝留下來的七國庶民和各地區自己認同始祖都同出一源，這一源就是炎黃，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了。

但是，司馬遷的儒家史學觀與歷史是有距離的，他的“炎黃子孫”觀點，彰顯了秦國不是周朝留下來的諸侯國，秦國是“西犬丘”，就是被儒家所說的“西戎”。我們這裡就可以用現在考古學家所提供的資料來說明問題：

1987年，秦人的四大陵園被發現了三座，都是在陝西，那就是雍城陵園、芷陽陵園、始皇陵園，這些都是秦穆公以後的陵園。在1993年，在甘肅禮縣大堡子山上發現了秦人祖先的墓地，被稱為“西垂陵園”，實際上是秦族、秦文化的根基所在地，被稱為“西犬丘”，也就是說秦人早期是甘肅的西戎。司馬遷知道這些，他認為一個西戎將講禮儀的周朝留下來的諸侯國給滅了，這些大逆不道。所以在《史記》中模糊地將秦始皇的說成是呂不韋的私生子，嫪毐陽具翹起車輪，並與秦始皇母親生下二個弟弟，並將秦祖先是為周平王養馬的。就這樣沒有將秦的真正祖先的“西犬丘”記錄下來。

戰國時實際上有八國，除了有秦、楚、趙、魏、韓、燕、齊七國外，還有一個“中山國”。中山國（前414年-前296年）建立者為中山武公。相傳司馬遷的直系祖先就是中山國擔任“相邦”的司馬熹，司馬熹背信棄義，謀殺大臣，又是禍國殃民的奸佞，出賣了中山國，使中山國衰敗到極點，趙武靈王用三千騎兵滅掉了中山國。司馬遷生活在漢武帝儒學建立初期，為了自己的名聲，不為中山國寫史，這也是在《史記》中看不到中山國的原因。

總而言之，司馬遷寫《史記》是有他的歷史侷限性，既要維護儒家的正統性，又要掩蓋歷史的真實性，所以將《史記》寫的像小說。後來的儒家士大夫依此畫葫蘆，按照儒家的思路寫下了歷史。

《史記》是一本記錄從三皇五帝到漢武帝太初四年之間的三千多年曆史時期的紀傳體史書。《史記》總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可以看出，史記雖然規模宏大，但是卻並不是事無鉅細，單單十二本紀，就無法完全羅列出所有的帝王，更何況區區三十世家，怎麼可能寫出所有的將相。

那麼，有什麼事情《史記》選擇放棄記錄，原因又是什麼呢？

其實在司馬遷寫《史記》之前，已經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史書流傳下來，就像《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等，這些史書記錄了大大小小春秋時期的歷史事件。還有《戰國策》主要記錄了戰國時期的歷史事件。

那麼已有史書記錄的事情，《史記》裡邊就不太詳盡，甚至只口不提，或者是選擇有教育意義的記錄下來。

就像圍魏救趙，晏子使楚等。

當然，還有一些由於時代久遠，司馬遷也無法考證，自然也沒有記錄。

曾經有一片古墓出土的甲骨，上邊記述了商朝時期全民抵抗侵略的事情。當時的記錄沒有留傳下來。自然也沒有記錄在《史記》當中。

《史記》為什麼有些史實沒有記錄

第一個原因:已有記錄的史實不必重複記錄

上一節已經說到，《史記》成書之前已經有很多史書，就像孔子的《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戰國策》等。都對一些事實做了詳盡的敘述。沒必要多此一舉，再寫一遍。

第二個原因是無法考證

司馬遷是偉大的歷史學家，為了書寫歷史並保證真實可信，司馬遷做了很多老考證工作。因此，也有一些已經記錄過得史實被司馬遷改了過了。

第三個原因是得不到資料

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是漢武帝年間，也就是公園前二世紀，而他的三千年前，根本沒有史料記載。夏商時期，人們還使用甲骨文，到了周朝，開始使用竹簡，一方面，時間久遠，儲存不利，另一方面，竹簡數量有限。

所以司馬遷也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因此沒辦法記錄下來。

《史記》又被稱為《太史公記》,《太史記》。

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記錄了上至傳說中的皇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計30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1•簡牘。

主要有《諜記》《五帝系諜》《尚書》《秦記》《晏子春秋》《春秋》《國語》《司馬兵法》《離騷》《天問》《九府》等。

2•檔案

當時,司馬世家為史官,司馬遷任太史,因此能見到漢初檔案,如詔另,記功冊等。

3•見聞

比如《史記》中有諸如"吾聞之周生.....又聞...","公孫季功,....具知此事,為餘道之如是"等"聽人說","別人告訴我"等記敘。

4•遊歷

《史記》記載的內容按照發生年代,可分為先秦時代和秦漢以後兩部分。先秦時代事件的編撰只能依靠留下來的文獻記錄,秦漢之際除了參考文獻資料,還有許多傳聞可供參考。

所以根據春秋公羊學的三世說概念,又將《史記》編撰的時代分為"所傳世","所聞世","所見世"。

所以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不可能是事無鉅細,包羅永珍的。

隨著考古學進入中國,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學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學者們透過對出土文物及史料的研究,驗證了許多在當時真實發生過,司馬遷卻沒有記載或與記載不相符的事。

一,三星堆

1986年,在四川廣漢發現了三星堆遺址祭祀坑,隨後出土的文物震驚了整個考古界。

1980年至1981年年間,考古學界把三星堆遺址第二期起連續幾期文化遺址並稱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年曆史,是在西南地區發現的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被譽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長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遺址"是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世界青銅文明的重要代表,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它的發現,為已消逝的古蜀國提供了獨特的物證,把四川地區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三星堆遺址"豐富的文化遺存填補了中華文明演進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環,證明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同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還填補了中國考古學,美學,歷史學的諸領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對中國古代文明需要重新評價。

二,金沙遺址

2001年,3000多年前的金沙帶著一個燦爛古蜀文明的驚世榮光現身。

遺址的歷史年代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約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650年),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時期,這一時期,金沙應是古蜀國的都城所在地。

金沙遺址與"三星堆文化"有相似性,但沒有城牆,約等於三星堆文化的最後一期,是三星堆文化的傳承,它們具有千絲萬縷的淵源關係。

他於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遺址,三星堆遺址,戰國船棺墓葬共同構成了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四個不同階段。

因為沒有任何文字史料記載,金沙遺址中數以千計的精彩文物帶著一個又一個離奇的謎展現在人們面前。

2001年,金沙遺址被選為"2001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被譽為"本世紀初中國第一個重大考古發現"。

2006年8月16日,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鳥金飾圖案"被公佈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

"三星遺址"與"金沙遺址"發現之前,關於古蜀國的最早的文字記載見諸於《史記》中秦帝國派張儀在成都築牆的記載。《史記•六國表》秦歷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左庶長城南鄭",表明秦在蜀之南鄭地區構築城池。

在那之前沒有任何的文字與實物來見證神秘的古蜀國。

三,關於西施

西施(生卒年不詳),中國古代四大美女,春秋末期越南諸暨人,出身貧寒,自幼隨母浣紗江邊,故又稱"浣紗女"。

范蠡與西施的愛情故事,在中國可謂是家喻戶曉,盡人皆知,但在歷史文獻中確找不到蹤跡。專記越史的《國語•越語》《越絕書》《吳越春秋》《史記•越世家》《史記•貨殖列傳》均不見關於二人愛情的任何記載。

從史實考察,兩人的愛情故事,只是個民間傳說而已

但是,後世有立論西施這個人是真實存在的,和夫差的事情也是真實存在的,如在《孟夫子》《韓非子》《荀子》都有過關於西施的記載。

但是,司馬遷在其《史記》卻沒有關於西施的任何記載。

由於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限制,對於歷史曾經真實存在或發生的事件的記錄不可能做到事無疏漏,面面俱到,司馬遷也不例外。

但這絲毫不能影響《史記》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