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這個時期已經是同問同種的一個民族了。雖然部落之間還有些不同但是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我們還是認為自己是一個共同祖先共同文化的共同體。周討伐的是暴政是階級矛盾政治矛盾並不存在種族間的壓迫與歧視。所以同為一國臣子孔子也是反對暴政的。另外從一個側面也說明儒家並不是愚忠的支持者。而是後世帝王和迎合的人附加給儒家的。即使換做別的學術也一樣會被加進去這種雞零狗碎。今天我們是法治社會，又有哪個法制國家沒被鑽過漏洞，沒有無視法律為非作歹的行為？所以看一個學派看一個制度要看他根本的精神和信仰而不是篡了幾遍的雜碎。拿著蘋果王去和iphone打官司是打不贏的。

到孔子所處時代，周朝已建立了五百多年了。孔子是殷商後裔，他應該是將周與殷商進行過全面比較，看到了周的制度文化合理性，而且周禮在天下對上下各層面的浸潤，雖然說春秋時期天下秩序已亂開始調整，但周禮已深入到人們的行為意識中，一個小邦周能取代大邑商，並將周文明發展壯大，這一切周公就是奠定者，孔子作為思想家教育家是自覺的把周禮整理完善，傾一生之力去發揚光大的!從他老去前所說‘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可知孔子對周公的推崇。

孔子一生的志向是“克己復禮，”這個“禮”就是周公創立的“禮樂制度。”按照孔子的話說，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是“禮崩樂壞。”因為到處都是戰亂，民不聊生，因此他特別懷念此前和諧安定的周代。

而且周代的政治制度的確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的。史學家稱之為“早熟的兒童，”意思是全世界的人類文明都處於孩童時期，而周代卻已經成熟了。

周代廢除了商朝的奴隸制度，建立分封制。周王室作為“共主”只是各個地方諸侯名義上的“王，”實際上並不具有管轄權，其性質大致和現代美國各大洲和美國政府的關係相似。也正因為這種“虛君”制，周王室權力實在有限，因此也沒有人特別眼紅他的王位，這也是周朝為何持續80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原因就是周公的禮樂制度。周公按照職務、等級制定了各種行為規範。最出名的就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句話。那時候的人特別講“氣節，”如果你是“大夫”階層的，犯了錯誤，就自覺點趕緊負荊請罪，等著別人來抓你那麼這個“氣節”就沒了，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句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如果你是一個庶民，那麼就不會用公侯伯子男的禮節來要求你。

直到1949年之前，民間婚喪嫁娶的各種禮儀規範基本都是沿襲周代的禮樂制度。在和平時期，禮法就是法律，誰要是犯了錯，就按照村裡的“宗法制度”的老規矩處理，因為很多種情形此前都有判例，多數被處理者也是無話可說。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以前的一個縣裡公職人員特別少。一個縣太爺，一個師爺，幾個差役就是全部公務員。

古代的周公是周朝的爵位，得爵位者的職能就是輔助周王治理國家，而孔子所崇敬的周公是歷史上的第一代周公，姓姬，名旦，也稱為叔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封地在周而被稱為周公或周公旦。周公是西周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教育家。他被尊為儒學奠基人，稱為，元聖，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聖人之一。

武王死後，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當國《尚書大全》將其功績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平定，三監，叛亂，大行封建，建造東都，製作禮樂，建立典章制度，鞏固和發展了周王朝統治，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周公非常重視教育奴隸主貴族以及弟子教育，如政治道德教育，治術教育以及勤政教育。主張，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和力農無逸等。用，頌和誥，影響奴隸主和平民。因此，周公是中國古代教育的開創者。周公還提出了以治績考察，選任官吏的原則。他一生注重禮儀，尊重賢能之人，善待眾人。其言論見於《尚書》。

周公為周朝制定禮樂，建立典章制度，被儒家學派奉為宗。孔子推崇周公，嚮往周公的事業，讚歎周公之才之美，其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將周公奉為儒家的楷模！

我認為孔子推崇周公的背後是對周公所創以周禮為核心治國理念的嚮往，這與作為沒落貴族的孔子的成長環境及所處的時代背景有密切聯絡。

周公作為中華文明的人文始祖，他首創的周禮成為當時社會的共同規範。周禮在貴族內部表現為宗法制，在國家層面表現為分封制。同時，不同於商人重鬼神唯天命，周公倡導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為西周初年的開明政治局面奠定了理論基礎。這些創造性舉措無疑使剛從血腥恐怖統治下走出來的人們看到了光明，並提供了賴以遵循的社會秩序。

首先，縱向來看，相對於夏商，尤其是商人的統治手段，周人治國方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顯然是更加先進的，合乎人性的。魯國是保留周文化最多，受周禮影響最深的國家，以致到春秋末期“周禮盡在魯”，這種文化傳統對孔子有很大影響。同時，孔子做為殷商後裔，肯定也透過多種途徑接觸到了大量商代史料。透過對比商周政治制度，孔子顯然更傾向於後者。殷商雖然創造了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但在政教合一體制下，商王主要靠暴力征服和血腥祭祀來威懾各方國部落，從而維繫其天下共主的地位，並沒有主動透過傳播文明、規範秩序的方式來感召四方，從而使天下歸心。周公則不然，雖然透過武力平定三監作亂並繼續東征擴大戰果，但他更意識到透過制度確定各方共同遵守的規範和秩序對維繫統治的必要性和長久性，而這種制度規範相對於殷商的暴力手段是先進的，人性的。

另外，橫向來看，在孔子所處的年代，禮崩樂壞，紛爭不止。舊的秩序業已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國際之間，鄭莊公，齊桓公，宋襄公，楚莊王，晉文公，秦穆公等相繼進行了霸主角逐，他們有的成功，有的失敗，天下依然動亂不止，反倒是爭霸過程給各華人民造成了巨大傷痛，尤其是像春秋末期魯國、鄭國、衛國這類小國，在大國博弈夾縫中生存更加艱難。國家內部，大夫專政，家臣作亂成為常態，晉有六卿，鄭有七穆，魯有三桓，齊有田氏等等。所以，孔子希望出現一位想周公這樣的治世能人，重新恢復周禮這一共同準則既是對周初開明政治局面的嚮往，也是基於治理亂世的政治構想。

因此，出於上述考慮，孔子推崇周公，主張“克己復禮”恢復社會秩序也就順理成章了。

第一，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對孔子產生了重要影響。

“德”在殷代已是一個政治概念，而隨著商周之際宗教思想文化的劇烈變革，“德”作為一個融信仰、道德和政治為一體的綜合概念更成為政治思想的中軸。“明德”即是周公釋出的一系列誥命的思想支柱，他用“德”來說明“天”的意向，有了“德”，上可得天之助，下可得民之和。有了天佑民和，便可為王，歷年而不敗。也就是說，“德”是其得天命與治天下的“合法性”的根本保證。同時，鑑於殷代濫用刑罰而招致民怨民叛的歷史教訓，周公對罰的原則也作了新的闡發，提出“慎罰”思想。

慎罰既是德的內容之一，又與德並列，常稱“明德慎罰”。德為根本，罰是補充，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為統治政權計，刑罰雖令人生畏，但必須給他以聖裝；刑罰絕不可少，卻又須慎而勿濫。於是周公強調以善用法，以德施刑。

“保民”是周公提出的又一新的政治概念。他在誥命中反覆講“用保民”“用康保民”“惟民其康”，及“裕民”“民寧”等等。這種“保民”思想的提出，主要來自將民情視為天命的體現的認識，所謂“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尚書·康誥》）。而“保民”的基本政策就是“明德慎罰”，用德教刑罰導民向善，即一方面用德消除民怨，一方面又要以“義刑義殺”而使民懼。就治民的態度而言，周公格外強調治民要謹慎從事，並認為應把民之苦痛視為己之苦痛而加以格外重視。他一再告誡子弟臣僚，要約束自己的思想與行為，不要貪圖安樂，切忌恣意妄為，要能體察民情。周公還提出要把民眾視作自己的鏡子，他說：“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尚書·酒誥》）這一遠見卓識，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周公的上述“明德慎罰”“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無疑為孔子的“德治”思想提供了豐富的重要思想資源，而且孔子剔除了周公政治思想中的宗教信仰成分而使之完全人文世俗化，如孔子所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可見，“德”是政治的根本保障。

依據孔子道德政治的準則，只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和“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者才能稱得上是聖治。其次，是期望統治者將“仁者愛人”的精神原則貫徹到政治當中去，這主要是要求統治者首先要正己而後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由此可知，孔子所強調的是一種道德規範性的政治原則。

從具體的政策上來講，孔子主張足食、惠民、利民、富民而反對苛政暴斂，要求統治者應“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當然，孔子也主張德刑並用，然而應先德後刑、先教後殺，“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這些都是與周公“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政治思想一脈貫通的。

周禮主要是有關社會等級秩序與倫理道德、行為規範的制度性規定。把禮作為治國之經緯，也正是西周以來的思想傳統。據史載，周禮便是由周公制定的，據《左傳》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禮。”另據《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可見，周禮的制定是周公經邦治國的一項重要政治措施。由此，周人樹立了一種“尊禮”的政治文化傳統，直到春秋人們猶“尊禮重信”，而且視禮為“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左傳》隱公十一年）的國家政治之本。

孔子生長於原屬周公封國的魯國，而且是春秋時“猶秉周禮”（《左傳》閔公元年）、“周禮盡在”（《左傳》昭公二年）的魯國，所以受過“好邇而訓於禮”的“魯邑之教”（《管子·大匡》）的孔子既對周公有著無限的眷戀之情，更對周禮有著篤深的執著。他為“禮壞樂崩”而痛惜，他為復興周禮而奔走呼號。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在孔子看來，周禮經過對夏商兩代之禮的損益，已十分完備，因此他不僅興辦私學把禮作為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所謂孔子“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史記·孔子世家》），認為禮是一個人立身的基點；而且反覆地講“為國以禮”（《論語·先進》），認為禮又是治國之本。以禮治國既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政治倫理規範與要求，也強呼叫禮治民。孔子指出，治國治民光靠政、刑不行，“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論語·為政》），即行政命令和刑罰，可以使民暫時免於犯罪，但不能使民心服；而只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才能使民“有恥且格”，即以德禮治民，民才會有羞恥之心並自覺遵守規矩。

綜合以上兩個方面，我們不妨說：周公在商周之際宗教思想文化的急劇變革中開創了一種“尊禮”“敬德”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也正值社會思想文化的大變革之際，面對周天子式微，“禮壞樂崩”的時勢，他崇尚周代的禮樂文明制度，大聲疾呼且力勸當時的統治者們推行“德政”“禮治”，正是志在對周公之遺風餘緒的發揚。